“3+1+2”选科模式下大学生学习适应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学习适应性是评价学生发展的重要指标,分析新高考生源的学习适应性是评价新高考改革成效和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对第三批高考改革实施“3+1+2”选科模式的八省市高校本科生进行大规模抽样调查,并通过组间差异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深入研究了新高考生源的学习适应性。结果显示,大学生学习适应性总体良好,学生学习适应性存在显著的个体因素、家庭背景、学校层次和学科背景差异。学生对录取结果和改革成效的满意度以及学生选考科目与大学专业的匹配度均对学习适应性存在显著影响。“3+1+2”科目设置适应了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但同时高中层面要加强学生选科与志愿填报指导,提升学生选考科目与所学专业的匹配度。高校层面应当及时更新人才培养方案以应对生源多元化带来的挑战,提高学生学习适应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

新高考综合改革十周年回望:自由选科与理工类人才培养困境及其破解

2024年是新高考综合改革十周年,这场改革对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自由选科的模式给高校理工类人才培养带来了困境:高考未选考物理、化学造成“教与学的双边痛楚”,进而导致挂科率升高与毕业率降低,以及转专业需求增多与名额限制之间的矛盾。究其缘由在于,逃避物理、化学的功利性选科行为造成学生理化基础薄弱。破解理工类人才培养困境,是一个迂回曲折、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目前来说,高校采取的治标之策包括:开设补习课程;降低专业课程难度,加大学生学习强度;实施分层分类培养及朋辈帮扶等。基于此,回归传统高考文理分科模式的呼声再次响起,同时,通过科学设置高校招生专业选考科目指引,引导报考理工类专业考生同时选考物理、化学也是一种途径。

新高考改革的历史成就、现实审思与发展愿景

高考招生制度不仅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教育制度,而且也是选拔人才和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当前,新一轮高考改革已推行多年,成效显著,逐步从局部试点走向全国布局,选拔标准也从分数优先转向倚重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逐渐突破传统分层分批录取的束缚,进一步保证学生的录取机会,改变学校教育的培育模式,从传统的文理分科转向了选科自由的新样态。同时,审视新高考改革的进程,发现政策鼓励与执行过程的偏差、科学选才与考试负担的冲突、个性发展与职业选择的博弈以及普通教育与生涯教育的对冲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高考改革的推进。纵然如此,对新高考这种具有全局性的系统改革,必须坚持系统性的思维模式,稳步推进,在目标层面、主体层面、技术层面与治理层面都将找准关键点,阐明关键目标与价值主体,把握教育综合性改革的未来方向与技术路线。未来,新高考改革展现新的发展愿景:锚定发展目标,保障选拔体系的公平性;观照学生的主体需求,尊重学生选择的自主性;实现数字赋能,凸显高考改革的科技性;实现科学治理,增强“教、考、招”的联结性。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新高考背景下优质高中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

基于某新高考省份高中毕业生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使用断点回归方法研究进入不同梯队优质高中对学生高考成绩、选科选考及学习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学业成绩来看,优质高中并没有显著提升学生的高考成绩;相比在第二梯队优质高中做“鸡头”,勉强进入第一梯队优质高中的“凤尾”学生甚至可能面临成绩损失。从学习行为来看,“鸡头”和“凤尾”学生在选科选考和学习投入方面差异不大;相比非优质高中的“鸡头”,第二梯队优质高中的“凤尾”学生更晚确定选考科目、校内学习投入更少;相比第二梯队优质高中的“鸡头”,第一梯队优质高中的“凤尾”学生的校内学习投入更多、但学习效率更低。本文的研究发现侧面验证了政府部门监管择校、实施教育资源均衡政策的必要性。

新高考改革选科的自我—他人决策差异:责任感的中介作用

以X省Y市4所普通高中的883名高一学生为对象,考察新高考改革选科中是否存在自我—他人决策差异,以及责任感在这一差异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发现:新高考改革选科中存在自我—他人决策差异,责任感在这一差异中起着中介作用;相较于为自我选科,学生为他人选科时感知到的责任感较小,更倾向于为他人选择高兴趣—高难度的科目;学生自我选科时感知到的责任感较大,更倾向于为自己选择低兴趣—低难度的科目。因此,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校和家长应深入了解高中生选科现状,树立“远景性”的选科导向,重视学生兴趣与潜能的发掘;科学认识选科责任,各方协同,助力学生合理选科;正视自我—他人选科差异,聚力优化选科决策。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的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路径协同创新探究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自2014年启动以来,始终高度重视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在改革实践中,注重发挥综合素质评价的育人功效,通过优化招生录取配套信息系统、省级考试机构投档规则、高校录取规则和高校专业分类培养方案等一系列创新性举措,在春季高考、统一高考综合评价等项目中,融合应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深入探索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的协同创新路径。高考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相关探索深化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丰富了中学教育教学内涵,调动了高校精准招生积极性,创新了学生与高校双向选择的人才选拔培养模式,对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新高考下高职院校高考生源人才选拔与培养的现状及建议

人才选拔是人才培养过程的第一环节,关系到高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新高考改革在考试科目、评价方式、录取机制等方面给高职院校人才选拔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出现了选拔与培养之间的矛盾、院校与专业之间的权衡、新旧教学模式之间的变革需要等问题。文章提出了合理设置选考科目平衡人才选拔与人才培养的紧密关系、突出专业核心地位强化招生宣传与专业建设的联动机制、聚焦生源群体特点实现高考选拔到高职教育的无缝衔接等对策建议,为同类院校高考生源人才选拔提供一定的借鉴建议。

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语文教学价值引领——以2023年高考语文(天津卷)为例

通过对2023年高考语文(天津卷)的相关数据及部分试题进行抽样分析,发现考生在作答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试题时存在古代典籍阅读量不足、熟悉程度不高、核心思想理念理解不深、缺乏学习体悟、以机械记忆为主、忽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发展等问题;提出加大古代典籍阅读量、建立文化教育教学目标、创设生活取向的实践活动情境、设计学习任务带动课堂探索等教学建议。

“3+1+2”新高考选科行为的分化及其功利化释疑

新高考虽然提出科学选科的制度愿景,但实际却出现了与之有出入的个体选择困境——选科行为的功利化。基于感知空间、构想空间和亲历空间的分层视角,分析33位考生的选科行为发现:“成绩”“出息”不单是学校、家庭的共识,也被考生所感知并影响了他们后续的选科构想和选科行为;在学业竞争大众化的背景下,考生选科构想的差异体现了不同认知、不同成长经历的考生对教育资源的占有与使用的差别;感知与构想共同支配考生的亲历选科行为并导致行为分化。据此,对选科行为及其功利化的认识应从行为学论域转向社会学论域,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家庭可通过影响考生的感知与构想引导考生科学选科。

新高考是否促进了学生自主选科?——基于CatBoost回归树模型的实证分析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旨归之一在于使学生能够自主选择考试科目。然而现有研究对新高考是否增加了学生的选科自主性未达成共识。本文基于2022年“高考改革问卷调查”获取的31656份大学生样本,按70%、15%、15%的比例随机将样本分割为训练组、验证组和测试组,用训练组构建CatBoost回归树模型,该模型通过了验证组和测试组的检验。基于该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高考促进了学生选科自主性,提高了学生的选择权,但学生的选择能力并未提升,反而有所下降;同时,新高考加剧了学生、家长、高中教师的选科逻辑冲突,增加了学生选科焦虑感;从促进学生自主选科视角来看,“3+1+2”模式是高考改革的理性回归,有利于维护高考改革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学生获得感视角下的新高考改革成效纵向观察——基于福建省2021-2023年追踪调查数据

学生是新高考改革最直接的利益主体,从学生获得感的纵向变化视角评价新高考改革的动态成效具有重要意义。对福建省18个取样点进行历时三年的纵向研究,结果证实针对新高考改革出现的问题,相关改进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新高考改革的配套措施受到学生群体越来越高的认可,家庭资本的差异对学生新高考获得感没有显著影响,科学选科倾向性对学生新高考获得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且影响有提升趋势。

新高考选科制度下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联动发展探析——职业生涯教育视角

选科制度是新高考改革的主要改革点,也是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联动的重要纽带。选科制度在赋予高校自主权的同时要求高校明确专业标准,赋予学生选择权的同时要求基础教育通过职业生涯教育提升学生的选择能力。本文利用吉林省高校选科要求分析高校专业选科标准制定的逻辑,提出高校专业招生标准应该更加精准化、动态化。通过分析日本职业生涯教育发展的沿革、举措及特点,启示我们新高考选科应该引导学生从自身兴趣和职业发展出发,将职业生涯教育理念贯穿教育全过程,实现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联动发展。

考生“文理区隔”倾向的形成机制及其跨越——基于“3+1+2”新高考考生选科实践的分析

通过对“3+1+2”新高考考生选科实践的分析,探讨其“文理区隔”倾向的形成机制,发现考生“文理区隔”倾向的形成并非线性的“从无到有”,而是根植于其前置先见,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受到情景激发——即由学业期望、思维定势和刻板印象构成的前置先见是考生“文理区隔”倾向形成的合理性来源,社会需求、学校引导和他人影响等情景因素进一步激发了前者的指导作用。此外,新高考赋予考生相对自由的选科权利,使部分考生萌发跨越“文理区隔”的力量,凭借成就累积、学业感受交织的主体参与悬置了前置先见,亦弱化了情景因素的影响。研究认为,“文理区隔”倾向的形成具有普遍性,而考生跨越该倾向束缚的方法却具有异质性。完善高考制度设计的同时,应以考生的主体参与为重点关照,协同发力。

高中生选科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广东省某中学6个班级的高一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之进行问卷调查,并运用SPSS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行为态度会影响高中生物理、政治学科的选择,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均会影响高中生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学科的选择;性别会影响科目的选择意愿;学科兴趣以及个人方面在影响选科过程中比重不高,而成绩排名和选择科目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文章提出选科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后续高考综合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强基计划的招生公平与质量研究:多种招生方式比较的视角

基于某所强基计划试点高校两级本科新生的调查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比较同院系内被不同方式录取的学生在基本特征、学业准备和专业兴趣上的差异,从公平和质量两个维度评价强基计划的人才选拔效果。研究发现: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在控制高考成绩后,强基生与同年级统招生在高中类型和家庭特征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强基生与上一级自招生在高中类型与多类家庭特征上也无明显差异;从质量的角度来看,强基生的高考成绩显著低于同届统招生,但显著高于上一级自招生,而在专业兴趣方面三类学生没有显著差异。据此提出优化强基计划人才选拔质量和保障招考公平的建议。

新高考制度下家庭背景对高中生科目选择的影响分析--基于浙江省2017-2020届高考毕业生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科目选考是新高考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为探究家庭背景对高中生科目选择意愿及学业成就的影响,以浙江省2017—2020届新高考毕业生的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交叉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家庭背景越有优势,学生越容易获得高学业成就。(2)家庭背景对学科选择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家庭经济资本正向影响学习成本较高学科的选择,家庭数理化理念正向影响偏理学科的选择,家庭文化氛围正向影响偏文学科的选择。(3)个人因素如性别和学科成绩仍是影响科目选择意愿的关键因素,主要体现为男生和优绩学生更青睐理科。需出台相应政策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合理进行科目选择,进一步促进教育机会公平。

高考化学试题真实情境的建构:思路、内涵与教学策略

系统梳理国内外几种大型教育评价项目中真实情境的分类,我国高考化学命题可以根据学科特质,构建5种试题真实情境,分别是日常生活情境、生产环保情境、学术探索情境、实验探究情境、化学史料情境,这种真实情境分类与SOLO能力目标分类有着较强的匹配度。以2022年高考化学科典型试题为例,对以上5种真实情境如何实现考查目标、考查内容等的协同发力进行详细分析与论证。这些分析与讨论给中学化学教学带来以下启示:加强教学与日常生活情境的联系,挖掘情境的学科育人价值;利用生产环保情境素材,挖掘其内隐的工程设计思维;精心挑选前沿学术探索情境素材,体味化学创造物质的魅力;深度挖掘教材中的实验探究素材,体会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及方法;精心挖掘化学史料中有价值的科研现场,外显科学家创新解决问题的思维。

高考语文学科认知情境的内涵、功能与试题设计

对高考语文情境化试题设计的认知较多局限于社会生活情境和个人体验情境,对学科认知情境试题设计实践缺乏深入研究。学科认知情境关联语文学科本体,涵摄语文学科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及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其在高考语文试题设计中的具体实践主要体现在试题背景材料或任务中,呈现出三重面貌,可区分为纯粹学科认知情境试题和综合性学科认知情境试题,并在任务设计中指向语文学科必备知识、关键能力或核心素养考查。进一步优化学科认知情境在高考语文试题设计中的运用,能够强化语文学科基础地位,发挥引导教学功能,促进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形成。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新高考科目选择的制度分析

新高考制度下的科目选择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在选科制度下,教育行政部门、高校、高中学校和学生是4个主要行动者。利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基于行动者在制度过程中所处的身份或地位,分析行动者的价值倾向与偏好、信息、控制力、成本与效益、可选择行为等行动情景因素,分析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选科制度下各行动者为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而采取了理性行动,而个体理性行为的集合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结果,非理性结果则促使选科制度的调整与改进。从效率性、公平性、问责制和适应性方面对新高考选科制度进行评析,并提出建立协同治理平台等建议,以为完善新高考选科制度提供参考。

人文引领视域下高考科目设置研究

高考制度是中国教育体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制度,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考试科目的设置是其核心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高考科目设置的改革从未间断。高考科目设置的理论依据是知识的分类,一直以来,我们都沿用将知识分为文、理、工三大类的分类方法。然而,这种分类方法并非唯一。根据不同的标准,还可以将知识分为人文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并且这样的分类更能彰显知识的本质特征。人文科学引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这种分类的必然结论。以此为理论基础,对高考选考科目重新进行设计,或许可以突破现有的较为固化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