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后期发敕、发诏授官及其影响——以《文馆词林·敕上·除授》为中心

《文馆词林》保存的北齐后期皇帝除授官员职务的“敕”分为两类:一为“件授如右”敕,是北齐皇帝对吏部上奏官职拟选名单的批复,它是吏部铨选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二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除授官员职务敕,它与发诏授官同属官职除授的重要形式,但各有对应的官职除授范围。北齐后期皇帝发诏、发敕授官和“件授如右”敕,不仅与唐代“册授”“制授”“敕授”和“旨授”存在渊源关系,是唐代选授之法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唐代制敕授官文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演进研究

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基础,对促进健康的干部队伍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经历三个阶段,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始终坚持并不断加强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二是从“常规性选拔”到“竞争性选拔”再到“弱竞争、新常规”,总体上呈现出渐进式螺旋发展的历史演变特征。就新时代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演进趋势作出预判。

唐代书判拔萃科的设置、沿革及其影响

书判拔萃科是吏部继平判入等科之后设置的第二个科目,与平判入等科有明显的区别,起初是制举科目,大足元年以后吏部始设此科,虽不及博学鸿词科崇重,及第人数也不及平判入等科多。士人以拔萃科及第释褐,授官的高低、清浊并不看重此前的进士、明经或者门荫等出身因素,主要看参加拔萃科考试的等第。但以拔萃科及第迁转时,所授官要看前任官的职望和品阶,以及拔萃科等第的高低,与其最初是否以进士、明经或门荫出身的关系不是很明显,进士兼拔萃科出身在士人迁转中优于明经兼拔萃科。不过,以制举、门荫兼拔萃科及第迁转中央官者,却要优于前进士、明经兼拔萃科出身者,多为京县尉、拾遗等最为清显的基层官和中层官。

宋代吏部尚书迁出官研究

宋代吏部尚书迁出官元丰改制前以尚书省左右仆射为主,同吏部尚书官阶相比大多处于上升状态。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迁出官为六部长贰、执政官、两制官、诸阁学士、台谏官、在京其他官、祠禄官、地方官等,以执政官和地方官为主。其中,执政官在北宋后期以尚书右丞为主,南宋时期以签书枢密院事为主,任职之后得到升迁;地方官大多为地方知府或知州,出知地方有被弹劾、主动请外等原因。

咸同时期的捐纳与铨选

咸丰之际捐纳的普遍开展,在为清廷提供大量饷需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铨选制度。这不仅体现在大批人员涌入仕途,使得流品日益芜杂,吏治逐渐腐化,更为重要的是,它打乱了既有铨法,使得捐纳人员与正途人员争夺员缺资源的矛盾日益凸显。捐纳人员中办事能员的得以重用,反映了时代变局下选材观念的初步变更。清廷虽采取措施以疏通正途,但效果甚微。

谈我国官员选任与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

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和选拔出各级优秀领导人才,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文明古国,历来重视官员的选拔与管理。文章从西周世袭世禄制入手,重新审视两千年来、尤其是建国后我国官员选拔与管理体制的变迁,反思其利弊,明鉴其得失,对我国当前的干部人事制度逐步走向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将大有裨益。

沈佺期“考功受赇”案真相探源

本文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关于沈佺期"考功受赇"说的来龙去脉,并根据新旧唐书所载多人传记资料涉及此事的材料,勾画出当时的天官侍郎许子儒主持的这次考核中"考功受赇"案的原委,是由于许子儒侍郎在主持此次"冬集"考核中的严重失职而导致"补授失序,无复纲纪,道路以为口实"的严重事件。确证所谓"浮议上闻"即指许子儒侍郎主持的考核存在不公问题导致"道路以为口实"。指出所谓"考功受赇"非指沈佺期"受赇"而是指此次事件,但是作为考功员外郎、考功郎中,沈佺期亦有失职之过,这个责任无可推脱。但说沈佺期本人"受赇"并无扎实证据。沈佺期的被弹入狱较长时期未加判决,既因为未有确实证据,也是因为二张势力暗中救护,武则天也无意严加惩处。总之,沈佺期被弹入狱其实是武则天暮年时期朝廷中二张势力与崔玄暐等为代表的反张政治势力矛盾尖锐化时的政治牺牲品。从而推翻了流传千余年的沈佺期"考功受赇"说。

浅析选人用人工作的从严监督检查

本文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下的选人用人工作,指出开展选人用人检查是组织部门的责任和使命,重点是做到"四谈、五看、六听、七查",并提出了做好选人用人检查的基本思路。

孝文君臣的用人路线并无实质性差异

关于北魏孝文帝君臣用人路线问题的研究,史学界多争议。笔者认为孝文帝此时期的用人,是既重门第,亦重才能。而汉士族韩显宗、李冲等人则主张用人在注重才能的同时,也不排斥门第。北魏君臣的言论看似不同,但就对汉士族的实际选拔来说,并无实质性差异,即既注重门第,又注重才能,而似乎后者更重要。

“党政领导干部”的概念辨析及其意义

“党政领导干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中枢与骨干。目前,党政领导干部研究的深度和准确性有所欠缺。因此,辨析与比较党政领导干部概念有助于了解干部人事分类的格局,把握党政领导干部制度与公务员制度的异同,加深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解。从党政领导干部的概念形成过程看,主要经历了干部、党的干部、国家干部、党政干部等不同阶段。立体全面地揭示党政领导干部概念的内涵、外延以及这一群体的特征,需要从政治概念的维度、法律法规概念的维度和与公务员概念比较的维度等,对党政领导干部及其相关概念进行辨析与比较。干部一词由建党初期的职务,变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身份,再变为职业;从党的干部到国家干部;从大一统式的干部群体管理到横向、纵向同时开展的分类管理格局的形成,显示出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趋势。

论武则天时期吏部铨选之弊

在唐代,吏部官吏掌管着选人的铨选。他们鉴别人才的能力、道德的优劣以及官与吏之间的依存关系都对选人注授官职有很大影响。武则天时期吏部铨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其进步、积极的一面,但是史料记载中所呈现的更多的是这一时期吏部铨选的种种弊端。

唐代吏部平判入等科与选举研究

平判入等科是在吏部铨选试判的基础上,逐渐演变成一个独立科目,面向选限已到人的试判两节,优于授官,最早见于咸亨四年。武则天糊名试判,进一步规范了平判入等科,开元十八年学士试判制度的实行,确立了甲、乙、丙、丁分等制。平判入等科虽不及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崇重,但因此科取人数目较前者多,因此科及第解决释褐问题人数更多,平判入等及第释褐官总体高于进士和制举科目出身的释褐官。同样,由于此科的取人人数优势,其对士人的迁转影响也超过了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此科登第后的授官是结合其登科等第、此前的出身和前任官的综合因素授官,一般授予基层和中层官中的清显职位,且不少人物因此位居卿相,对中晚唐铨选制度影响深远。

从考试机关到人事机关 民国考试院的理念与现实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即设置了中央最高考试机关——考试院。这一方面是基于五权宪法的"国父遗教",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国传统科举取士的文化。考试院的职权范围并不限于狭义的考试(考选)权,还有人事(铨叙)权。在考试院体制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政治现实的变化,以及中华民国宪法的拟定,考试院的组织与职权也屡有变更。1946年宪法与1947年《考试院组织法》所最后确立的考试院体制,不尽符合孙中山的理念,也有别于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的范式。关于考试院制度有很多争议,集中在考试院行使人事权之正当性、考试院应采首长制还是委员制、人事一条鞭与地方自治的矛盾、文官考选是否分省区定额、对民意代表应否通过考选铨定资格等问题上。研究民国考试院制度的形成与矛盾,对于当代中国考试、人事制度建设与政治体制完善,亦有一定参考意义。

清代月选掣签制度考论

明代吏部尚书孙丕扬行掣签授官之法,用于官员铨选之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吏部铨选制度的不足。清代在文官月选中沿袭掣签授官,并成为定制,掣签的时间、地点、对象与明代相比发生一定的变化,且为了防弊,增加了监察官员监掣、九卿验看、皇帝引见等一系列措施。为了能使人地相宜,清代又制定题补等其他选任方式,以补掣签授官之不足。掣签授官制度虽保证吏部掌握部分中下级外官选任的权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选官的公平,但却与量才授官、人地相宜的用人原则存在本质矛盾。

清代刑部司员的任用规则与权力分配

清代刑部重视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司官的任用,竭力希望多留用本部熟手,并且青睐科甲正途人员。吏部要求对官员铨选进行统一管理,而刑部主张扩大用人权限。嘉庆朝开始后,伴随刑部捐班人员拥挤等问题,司员的任用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变动,刑部最终获得了更多的自主用人权。推其根源,乃在于刑部事务,端赖熟手经理。丰富的律例知识、长期的理刑经验也成为刑部之内实际权力分配的重要依据。这些对于保证清代刑部的办案质量,乃至国家司法的正常运转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唐五代举、选分途视角中的开元礼科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开元礼》开始列入选举考试科目。设置开元礼科的目的不仅在于选拔行政人才,更具文化传习的意义。在唐代举、选分途的原则下,贞元五年始,应开元礼科的前资官、出身人和无出身的白身分别赴吏部和礼部参加科目选、贡举考试。但在中晚唐选举的实际运作过程中,选举人伪冒身份导致选举程序混乱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五代时期,包括开元礼科在内的经史“五科”在礼部贡举中地位提升,而吏部科目选中的“五科”却消亡。

从“方献夫入阁”看明代中后期官场变化

方献夫在明嘉靖时期由吏部尚书进入内阁,并且以阁臣身份兼署吏部尚书之职两月左右,这是其与嘉靖帝“讨价还价”的结果。其入阁的过程也反映出明代中后期官场的一些变化:首先,其中掺杂着方献夫的私心和欲望,从而可以略微窥探到明代中后期官员在官场上谋私利已成普遍风气;其次,其由吏部尚书入阁也反映出当时内阁的地位已经开始超过,甚至完全在六部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