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改革的历史成就、现实审思与发展愿景

高考招生制度不仅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教育制度,而且也是选拔人才和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当前,新一轮高考改革已推行多年,成效显著,逐步从局部试点走向全国布局,选拔标准也从分数优先转向倚重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逐渐突破传统分层分批录取的束缚,进一步保证学生的录取机会,改变学校教育的培育模式,从传统的文理分科转向了选科自由的新样态。同时,审视新高考改革的进程,发现政策鼓励与执行过程的偏差、科学选才与考试负担的冲突、个性发展与职业选择的博弈以及普通教育与生涯教育的对冲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高考改革的推进。纵然如此,对新高考这种具有全局性的系统改革,必须坚持系统性的思维模式,稳步推进,在目标层面、主体层面、技术层面与治理层面都将找准关键点,阐明关键目标与价值主体,把握教育综合性改革的未来方向与技术路线。未来,新高考改革展现新的发展愿景:锚定发展目标,保障选拔体系的公平性;观照学生的主体需求,尊重学生选择的自主性;实现数字赋能,凸显高考改革的科技性;实现科学治理,增强“教、考、招”的联结性。

新高考综合改革十周年回望:自由选科与理工类人才培养困境及其破解

2024年是新高考综合改革十周年,这场改革对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自由选科的模式给高校理工类人才培养带来了困境:高考未选考物理、化学造成“教与学的双边痛楚”,进而导致挂科率升高与毕业率降低,以及转专业需求增多与名额限制之间的矛盾。究其缘由在于,逃避物理、化学的功利性选科行为造成学生理化基础薄弱。破解理工类人才培养困境,是一个迂回曲折、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目前来说,高校采取的治标之策包括:开设补习课程;降低专业课程难度,加大学生学习强度;实施分层分类培养及朋辈帮扶等。基于此,回归传统高考文理分科模式的呼声再次响起,同时,通过科学设置高校招生专业选考科目指引,引导报考理工类专业考生同时选考物理、化学也是一种途径。

“3+1+2”选科模式下大学生学习适应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学习适应性是评价学生发展的重要指标,分析新高考生源的学习适应性是评价新高考改革成效和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对第三批高考改革实施“3+1+2”选科模式的八省市高校本科生进行大规模抽样调查,并通过组间差异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深入研究了新高考生源的学习适应性。结果显示,大学生学习适应性总体良好,学生学习适应性存在显著的个体因素、家庭背景、学校层次和学科背景差异。学生对录取结果和改革成效的满意度以及学生选考科目与大学专业的匹配度均对学习适应性存在显著影响。“3+1+2”科目设置适应了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但同时高中层面要加强学生选科与志愿填报指导,提升学生选考科目与所学专业的匹配度。高校层面应当及时更新人才培养方案以应对生源多元化带来的挑战,提高学生学习适应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

人口红利转变期背景下高职院校招考模式改革研究

高职院校招考模式改革,是选拔创新人才、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塑造和释放人口质量红利的有效路径。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其面临着招考制度设计是否具备科学性与适应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如何实现招生规模与质量的平衡等多方面的挑战。基于人口红利转型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从完善招考制度改革、推动地域高职院校招考模式创新、加强多方合作等方面对高职院校招考模式改革进行了探索。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新高考背景下优质高中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

基于某新高考省份高中毕业生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使用断点回归方法研究进入不同梯队优质高中对学生高考成绩、选科选考及学习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学业成绩来看,优质高中并没有显著提升学生的高考成绩;相比在第二梯队优质高中做“鸡头”,勉强进入第一梯队优质高中的“凤尾”学生甚至可能面临成绩损失。从学习行为来看,“鸡头”和“凤尾”学生在选科选考和学习投入方面差异不大;相比非优质高中的“鸡头”,第二梯队优质高中的“凤尾”学生更晚确定选考科目、校内学习投入更少;相比第二梯队优质高中的“鸡头”,第一梯队优质高中的“凤尾”学生的校内学习投入更多、但学习效率更低。本文的研究发现侧面验证了政府部门监管择校、实施教育资源均衡政策的必要性。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的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路径协同创新探究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自2014年启动以来,始终高度重视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在改革实践中,注重发挥综合素质评价的育人功效,通过优化招生录取配套信息系统、省级考试机构投档规则、高校录取规则和高校专业分类培养方案等一系列创新性举措,在春季高考、统一高考综合评价等项目中,融合应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深入探索人才选拔与分类培养的协同创新路径。高考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相关探索深化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丰富了中学教育教学内涵,调动了高校精准招生积极性,创新了学生与高校双向选择的人才选拔培养模式,对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新高考改革选科的自我—他人决策差异:责任感的中介作用

以X省Y市4所普通高中的883名高一学生为对象,考察新高考改革选科中是否存在自我—他人决策差异,以及责任感在这一差异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发现:新高考改革选科中存在自我—他人决策差异,责任感在这一差异中起着中介作用;相较于为自我选科,学生为他人选科时感知到的责任感较小,更倾向于为他人选择高兴趣—高难度的科目;学生自我选科时感知到的责任感较大,更倾向于为自己选择低兴趣—低难度的科目。因此,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校和家长应深入了解高中生选科现状,树立“远景性”的选科导向,重视学生兴趣与潜能的发掘;科学认识选科责任,各方协同,助力学生合理选科;正视自我—他人选科差异,聚力优化选科决策。

新高考下高职院校高考生源人才选拔与培养的现状及建议

人才选拔是人才培养过程的第一环节,关系到高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新高考改革在考试科目、评价方式、录取机制等方面给高职院校人才选拔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出现了选拔与培养之间的矛盾、院校与专业之间的权衡、新旧教学模式之间的变革需要等问题。文章提出了合理设置选考科目平衡人才选拔与人才培养的紧密关系、突出专业核心地位强化招生宣传与专业建设的联动机制、聚焦生源群体特点实现高考选拔到高职教育的无缝衔接等对策建议,为同类院校高考生源人才选拔提供一定的借鉴建议。

“3+1+2”新高考选科行为的分化及其功利化释疑

新高考虽然提出科学选科的制度愿景,但实际却出现了与之有出入的个体选择困境——选科行为的功利化。基于感知空间、构想空间和亲历空间的分层视角,分析33位考生的选科行为发现:“成绩”“出息”不单是学校、家庭的共识,也被考生所感知并影响了他们后续的选科构想和选科行为;在学业竞争大众化的背景下,考生选科构想的差异体现了不同认知、不同成长经历的考生对教育资源的占有与使用的差别;感知与构想共同支配考生的亲历选科行为并导致行为分化。据此,对选科行为及其功利化的认识应从行为学论域转向社会学论域,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家庭可通过影响考生的感知与构想引导考生科学选科。

新高考是否促进了学生自主选科?——基于CatBoost回归树模型的实证分析

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旨归之一在于使学生能够自主选择考试科目。然而现有研究对新高考是否增加了学生的选科自主性未达成共识。本文基于2022年“高考改革问卷调查”获取的31656份大学生样本,按70%、15%、15%的比例随机将样本分割为训练组、验证组和测试组,用训练组构建CatBoost回归树模型,该模型通过了验证组和测试组的检验。基于该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高考促进了学生选科自主性,提高了学生的选择权,但学生的选择能力并未提升,反而有所下降;同时,新高考加剧了学生、家长、高中教师的选科逻辑冲突,增加了学生选科焦虑感;从促进学生自主选科视角来看,“3+1+2”模式是高考改革的理性回归,有利于维护高考改革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学生获得感视角下的新高考改革成效纵向观察——基于福建省2021-2023年追踪调查数据

学生是新高考改革最直接的利益主体,从学生获得感的纵向变化视角评价新高考改革的动态成效具有重要意义。对福建省18个取样点进行历时三年的纵向研究,结果证实针对新高考改革出现的问题,相关改进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新高考改革的配套措施受到学生群体越来越高的认可,家庭资本的差异对学生新高考获得感没有显著影响,科学选科倾向性对学生新高考获得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且影响有提升趋势。

新高考选科制度下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联动发展探析——职业生涯教育视角

选科制度是新高考改革的主要改革点,也是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联动的重要纽带。选科制度在赋予高校自主权的同时要求高校明确专业标准,赋予学生选择权的同时要求基础教育通过职业生涯教育提升学生的选择能力。本文利用吉林省高校选科要求分析高校专业选科标准制定的逻辑,提出高校专业招生标准应该更加精准化、动态化。通过分析日本职业生涯教育发展的沿革、举措及特点,启示我们新高考选科应该引导学生从自身兴趣和职业发展出发,将职业生涯教育理念贯穿教育全过程,实现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联动发展。

“双模式”的高考体检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

考生的高考体检信息是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直接关系到考生的切身利益。为在体检信息采集过程中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管理,最大程度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时能够及时生成体检指导意见并交由考生确认,河北省结合实际工作情况,设计了分角色的用户管理方式,并采用“集中录入”和“分科室录入”2种模式的体检信息采集程序。系统开发使用了SpringBoot框架,实现了对人员和数据的综合管理,将以往的结果管理转变为过程管理,使得对考生体检信息的采集更加科学、准确和可追溯。

“技能型高考”背景下不同生源培养方式差异性研究——以成都师范学院汽车服务工程专业为例

在“学术性高考”与“技能型高考”双轨并行的教育体系中,如何优化应用型本科专业的教育模式以满足多样化人才培养需求,成为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本研究以成都师范学院汽车服务工程专业为案例,探讨两种不同高考模式下学生的知识基础和学习习惯差异,提出相应的教育改革策略。研究发现,参加“技能型高考”和“学术性高考”学生,存在显著的知识基础和学习习惯差异。为应对这一现状,本文建议实施包括专业探索期、专业核心期以及专业抉择期在内的阶段性教学策略,并强调了本科生导师制度的重要性。本研究不仅为成都师范学院提供了具体的教育改革建议,也为其他院校在类似背景下的教育模式改革提供了参考和启示。通过这些改革,旨在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以及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高中生选科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广东省某中学6个班级的高一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之进行问卷调查,并运用SPSS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行为态度会影响高中生物理、政治学科的选择,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均会影响高中生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学科的选择;性别会影响科目的选择意愿;学科兴趣以及个人方面在影响选科过程中比重不高,而成绩排名和选择科目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文章提出选科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后续高考综合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新高考改革的理想目标与现实挑战

新高考改革提出的探索基于统一高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正改变着高中学校的课程与教学安排和高等学校的招生录取方式。本文结合对浙江省、上海市试点推进情况的分析,从高中学校的选考科目组合供给、教学安排、学科间不等值的质疑和对学生的心理影响等角度,以及高等学校在选考科目要求、录取环节、生源质量与学业准备差异和试点阶段必须面对的特有问题等方面,梳理新高考改革的理想目标与实际推进过程中遭遇的现实挑战,以期对高考改革政策完善提供些许参考。

普通高中生高考选考科目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5所高中首批选考学生为例

新高考改革的核心是赋予学生选择权,分析高中生选择权使用中出现的现象及原因,有助于高考政策恰当调整和改革顺利推进。对浙江省1 598名首批选考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选考中呈现偏理偏文现象、学霸科目现象、学习水平与新高考了解度满意度间的"马太效应"现象、选科中的避趋冲突与自主无助现象。以上现象的影响因素各异,其中偏文偏理现象的影响因素是:"理化"与"政史"的基础配置,男偏理、女偏文,男不选政治、女不选物理;学霸科目现象的影响因素是:上等水平学生集中选物理、化学科目因素,中等水平选政治,下等水平选生物、地理科目;选科"马太效应"现象的影响因素是:成绩所处水平越高,其了解度与满意度越高,选科目标越明确;选科避趋冲突的影响因素是:学科兴趣与学科成绩间的两难选择、各科成绩较相差度小、选择专业就业前景与喜欢科目相冲突等;自主无助现象的影响因素是:家长和教师帮助能力较低。选科中的各种现象引起了文理分科惯性、科目难度不等、校外信息了解较少、资源配置不足等问题。据此,应允许高中学校采取"套餐组合"的渐进式改革策略,重视高考方案专业化研究,加大高中生选考支持性资源建设。

关于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模式的探讨

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作为高考的一种形式,还处在改革试点阶段,在试点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本研究从多元智能理论、知识的分类以及全面发展的人才观入手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高职院校单招考试的改革策略,以确保高职单招考试的信度和效度,追求与体现教育公平。

我国高考不同录取模式的综合比较与改革措施研究

高考作为我国规模最大、受关注程度最高的大型考试,其录取规则的制定与改革所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高考录取模式改革目标是制定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能够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促进高校良好发展和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录取模式。从效率的角度讲,最佳的规则是实现考生与高校之间的稳定匹配,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标准。当前,我国不同省份在高考录取模式方面既有一定的趋同性,又存在一些差异。本文深入比较不同录取模式的综合效果,并与改革的最终目标相比较,提出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措施。

新高考下高中生如何选科

新高考规定高中生可以自主选择3门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作为高考选考科目。及时掌握学生如何选科,有助于相关方面更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确保高考改革顺利进行。调查发现:84.5%的学生可以在高一下学期和高二上学期最终确定高考选考科目;学生对于新高考方案的态度整体上较为积极;不同成绩水平的学生在对新高考方案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成绩水平的学生对高考选考科目的了解程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对新高考方案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据此,应当明确高校招生要求,为学生选科提供依据;及时进行生涯教育,掌握学生选科动态;加强选科指导,满足不同层次学生需求;抓住机遇,完成高中学校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