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明末四色评本《杜工部律诗选评》初考

《杜工部律诗选评》是一部从未被著录的杜律选抄本,共选录杜律173首,书中用四种颜色过录何景明、崔龙蟠、冯琦、钟惺四家评语,除钟惺外的三家评语均属于首次发现。此书只选杜甫律诗体现了明人治杜风尚,书中没有沾染清代杜诗学的任何气息,未发现清代研杜名家的只言片语,选录钟惺评语说明它完成于竟陵派风靡天下、尚未被口诛笔伐而声名狼藉时期。综合考量,此书完成时间上限应是《唐诗归》初次刊行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下限当是钱谦益《读杜小笺》《读杜二笺》刊行的崇祯十六年(1643)。书中138条何景明评语,与相传为郑善夫、王慎中所作的杜诗评语大部分相同,正本清源后,或将改写杜诗学史的相关判断。

刘濬《杜诗集评》资料来源、编纂体例及评语选录特点考论

作为清代杜诗评点领域之集大成者,刘濬《杜诗集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据考索,刘濬编撰《杜诗集评》主要依据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同时还参考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等宋本杜集。深入其中,不难发现《杜诗集评》大体采用先分体再编年的纂辑方式,使阅者开卷了然。通过精读全本,可以知道刘濬采择15家评论的工作主要从辨证异文、追溯渊源、叙述背景、归纳诗意、探讨诗法、阐发影响六个层面展开,堪称特色鲜明突出。

高中语文教材杜诗选本分析研究

高中各版语文教材共选编了12首杜甫诗歌,但这些诗创作时期较为集中,风格以沉郁顿挫为主,特点较为单一.若能在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的基础上编选杜甫更多类型的古体诗,或在“学习提示”“单元学习任务”处链接杜甫洒脱明快的诗歌,不仅能够改善选本体裁与风格单一化的问题,也能让学生更好体会杜甫及其诗歌的地位和感染力.

路易·艾黎与杜甫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奉献了一生。他热爱中国文化,深入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并且不断向外介绍中国优秀文化,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英语世界。他尤其喜爱杜甫诗歌,尊崇杜甫精神,他创作诗歌怀念诗圣,寻访诗圣遗迹,将杜甫诗歌翻译成英文,他的《杜甫诗选》是向英语世界读者专门介绍诗圣诗歌和诗圣伟大精神的翻译著作。与他之前的其他杜诗译者相比,艾黎是位特别的杜诗翻译者,他长期居住在中国,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对中国人民充满感情。他推重杜甫,认同诗圣精神,并且身体力行,他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也是他实践诗圣精神的过程。

顾炎武的杜诗学

顾炎武在创作上能踵武少陵的“诗史”精神,并能在艺术风格上主动效法杜甫,风格沉郁顿挫。作为乾嘉学风的开创者,顾炎武在清初确立了一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对整个清代杜诗学的发展亦影响深远。在《日知录》中他还辟有专章对注杜进行研讨,其杜诗学的考证体现出“引据浩繁”的特点,但其中也存在许多疏失与舛误。

安史之乱前后杜甫的交游对杜诗创作的影响

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杜甫和许多思想上推崇儒学,创作上以古体诗反映现实民生疾苦的诗人交往,如和他共游慈恩寺且相互唱和的储光羲、薛据、高适、岑参,还有《箧中集》诗人张彪、孟云卿、王季友,可能还有《箧中集》的编选者元结以及苏源明、郑虔等。杜甫和他们进行过诗歌创作的讨论,杜诗中留下了学习他们的痕迹。杜甫此时一改前期的创作风格,用大量的古体诗反映时局动荡和民生疾苦,杜诗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受到这些诗人创作风气的影响。

今存“唐人选唐诗”为何忽略杜甫诗探源

杜甫是唐代诗坛巨擘,是中国自有文学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1]126然而,在今存十余种唐人的唐诗选本中,备受后人推重的《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不收杜诗,选诗千首的《才调集》也未收录,仅《又玄集》收其诗7首。这种情况与后世对杜甫的推尊、评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也是杜诗接受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肇其源头,有唐一代,杜甫声誉初起,如洪流未澜,故唐人选者不以为度;又由于编选者的编选目的、艺术趣尚与作品流传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因素,从而造成了这种不可弥补的遗憾。

杜诗排行榜及其传播与接受——基于对20世纪以来杜诗选本的考察

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外产生了许多杜诗选本,对其中重要杜诗选本及其选录情况的考察无疑是研究杜诗接受史的有效途径之一。将《唐诗排行榜》、国内杜诗选本排行榜与日本杜诗选本进行对比,发现其中有些杜诗国内外认可度很高,如《兵车行》《月夜》《春望》、"三吏""三别"、《望岳》《登高》《秋兴八首》等,这些作品的经典化建构除杜诗本身所具有的高度艺术价值外,离不开选本批评。而有些杜诗却是日本选本较喜欢选录的作品,如《曲江二首》《缚鸡行》《醉歌行》等。可见,杜诗的传播与影响力极广,但由于接受者文化背景的差异,所接受与传播的作品类型存在着不同。

杜诗释词六例

本文就杜甫诗中的“数”、“破”、“休无赖”、“恰恰”、“料理”、“好在”六个词语进行考释 ,旨在说明杜诗有俗语 ,读杜诗宜参以俗语解之。

韩愈诗文之效体现象与“杜诗韩笔”再论

文学作品中的"效体"除了效仿古人之外,还有一类效体是专门效仿同时代作家,尤其是与所写作品直接相关的友辈之文体与风格。唐代文人中,韩愈是善用"效体"的代表,他有意识地效仿孟郊、樊宗师、柳宗元、卢仝等人的文学风格,其效体不仅在诗歌中多有出现,还在散文尤其是墓志铭与赠序文中多有运用。这种因人设辞与善于虚构的手段也造成颇富戏剧化、情境化的文学效果。效体现象在唐代并不是个例,杜甫在唱和、酬赠诗中也善用效体,其效体与韩愈一样,明显具有因人设辞的特点,也均是效友辈之作。"杜诗韩笔"能够极诗文之正变,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分析杜甫诗与韩愈文中的相似现象,或可从新的角度佐证"杜诗韩笔"的特殊性。

南京图书馆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考论

南京图书馆所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保存了清初诗人方贞观对于杜诗的批点。其中评语近两万字,总体倾向是贬多于褒,可以纳入明末清初"贬杜论"谱系之中。其圈点形式也很丰富。最有特点的是诗题上所加的数量不等的朱圈,这体现出方氏对杜诗的甄选,相当于一部杜诗选本。综合其圈选、评语看,方氏的观点是对明代格调派杜诗评价的继承和发展。

跨文本阅读:《以赛亚书》2章1-4节与杜甫诗篇

通过对《以赛亚书》2:1-4和杜甫诗篇这两个不同文本的"跨越"解读,探讨了"和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问题。"和谐"不仅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止息战争"的"和平"层面,还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敌对状态的结束,个体的心灵、灵魂层面的升华。跨文本阅读《以赛亚书》和杜甫诗篇,会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人类追求和平与"和谐观"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层面性。

人际传播:杜诗未刊评点的传播方式

杜诗未刊评点是杜诗学史上具有独特批评形态且文学批评色彩较浓的珍稀文献。与小说、戏曲评点着意于文学传播之商业价值的多向性、大众化传播方式不同,单向性、私人化的人际传播是杜诗未刊评点传播的唯一方式。在其版本流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父子传播、友朋传播和师生传播等三种主要的传播形态。杜诗未刊评点这种单向性的人际传播具有强化杜诗经典地位、激起学界和收藏界对杜诗未刊评点不断珍视的现实功能。

杜甫的婚姻及其婚姻诗

通过对杜甫婚姻诗及有关史料的综合考察,对杜甫的婚姻进行了相关考证。

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应用——以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对翻译的理解不同将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标准,同时判断译文质量的方法也不同。德国学者朱莉安.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为评估译文质量提供了方法。笔者借用这一理论,以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的许渊冲译文和辜鸿铭译文为例,在语场、语旨和语式上分析译文与原文在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方面的偏离程度,判断译文质量的高低。

杜诗修辞格的超常运用

作为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伟大诗人,杜甫在运用某些修辞格时,根据思想及艺术表达的需要,突破了人们对这些修辞格传统意义的理解,真正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修辞格主要有求同对比、求异用典、当句对仗、错位比喻、句内顶真等。

“天阙”应为“天窥”之误

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有"天阙"、"天窥"两种版本之别,孰是孰非,学界迄今仍存争议。对杜甫诗集中共12首五言八行仄韵体诗进行声律、韵律、对仗三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杜甫创作时有着把律诗的格局引入仄韵古体诗的心思,即尽量使用律句,尽力在中间两联使用对仗,尽力不用邻韵。按照这种心思,就应该把这首诗的颈联视为对仗,根据对仗的要求,从字的声调和词性上来权衡,应该是"天窥"而非"天阙"。

吕留良“奇横”说发微吕留良“奇横”说发微

吕留良在诗文批评中标举“奇横”说,独具识见。“奇横”说针对明末清初熟俗软媚的科举文风而提出,是吕留良遗民思想的艺术表达,代表着一种内心坚持的清高傲世姿态和睥睨外物的气度。“奇横”指作品造意纵横奇放,笔势健拔遒劲,文气肆意流贯的状态,是一种合乎法度的变化之美,可视为诗文的整体风格和审美境界。其审美内涵,包括生新跌宕的章法和意脉、苍劲有力的骨气和平淡自然的风格三个方面。吕留良在诗文创作中师法“奇横”说。他在重释杜诗艺术经验和承继苏轼文论精神的基础上提倡的“奇横”说,对清代及民国诗学和词学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杜诗引《易》辨证

杜甫的诗千四百余篇,范围广大,凡所征引,及于经史子集,融化其间,了然无痕。如古人所言"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可与言杜诗"。杜诗中所引"六经",俯拾即是,仅《周易》一经,所引近百处之多,及于经、传,旁涉《易林》。考察杜诗对"六经"之一《易经》的征引,对于研究杜甫的儒家思想及科举考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启示。

论明代诗学中辨体与集大成的矛盾——以七子派对待杜甫诗的态度为例

由于诗歌创作发展的自身逻辑以及政治与经济上的原因,明人的诗歌创造能力下降了。以优秀作品为师法对象,集众典范作品之优创造出集大成的作品,是明人尤其是七子派的明确主张。但同时,作为批评家的七子派成员的"辨体意识"日益增强,创作上的集大成要求与批评家的辨体意识相遭遇时,矛盾就产生了。在对待杜诗的问题上,这一矛盾集中表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