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心病患者自责归因行为的潜在类别分析与感知控制的关系研究

目的探索冠心病患者自责归因行为的潜在类别,并探讨各类别在一般人口学资料和病理学资料的分布差异,分析各类别与应对方式的关系。方法采用自制的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心脏病自责归因量表(cardiac self-blame attributions scale,CSBAS),修订版控制态度量表(conrtol attitudes scale-revised,CAS-R)对2021年8月-2022年8月在我院就诊的213例冠心病患者进行调查。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讨自责归因行为的潜在类别。结果冠心病患者的自责归因行为可分为高性格自责组(16.4%)、低自责归因组(34.84%)和高行为自责组(48.8%)3个类别。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更小、初中文化水平的更可能进入“低自责归因组”,吸烟、直系亲属有冠心病家族史更可能进入“高性格自责组”;年龄更小更可能进入“低自责归因组”,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冠心病病程较长、连续戒烟≥6个月、直系亲属有冠心病家族史、运动频次>3次/周更可能进入“高行为自责组”;直系亲属有冠心病家族史更可能进入“高行为自责组”(P<0.05)。冠心病自责归因3个类别在感知控制及各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高行为自责组患者的感知控制得分最高,其次是高性格自责组,最低是地自责行为组(P<0.05)。结论冠心病患者的自责归因有明显的分类特征,且每个类别患者的感知控制不同,医护人员应根据患者自责归因分类特点以及各项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别患者的影响采取个性化的心理疏导及信息支持等干预措施,以提高冠心病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

青少年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对抑郁的影响:不安全依恋、自责和责备他人的中介作用

为考察青少年儿童期情感虐待和忽视、不安全依恋、自责、责备他人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自陈式问卷对4933名青少年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能够直接正向预测抑郁。情感虐待可以通过不安全依恋、自责和责备他人间接预测抑郁,还可以通过焦虑依恋分别经自责和责备他人的多重中介、通过回避依恋经责备他人的多重中介间接预测抑郁。而情感忽视则通过回避依恋和自责间接预测抑郁,或通过回避依恋经责备他人的多重中介间接预测抑郁。更重要的是,情感虐待通过焦虑依恋和回避依恋预测抑郁的间接效应显著大于情感忽视通过两种依恋维度对抑郁预测的间接效应。结果说明,青少年的不安全依恋、自责或责备他人中介了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忽视对抑郁的作用。相对于情感忽视,情感虐待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关系更紧密。

护理专业大学生神经质和自责在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混合模型分析

目的采用混合模型探讨神经质人格和自责在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方法以378名护理专业大学生为测试对象,采用症状自评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以及应对方式问卷进行测评。结果神经质和自责均是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在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中,当神经质作为中介时,自责作为调节变量对抑郁症状具有调节效应。在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中,当自责作为中介时,神经质对抑郁症状具有调节效应,且只调节中介的后半路径。结论母亲惩罚严厉通过神经质对抑郁症状产生影响时,这一过程受到自责的调节,当自责程度越高时,对抑郁症状的调节效应越显著。母亲惩罚严厉通过自责的应对方式对抑郁症状产生影响时,神经质水平越高,对抑郁症状的调节效应越显著。

非合理自责的哲学开解

自责是当事人在履责过程中因责任理想与责任现实的脱节、错位而产生的痛苦体验。合理自责能够起到良心法庭的作用,有助于构建和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错误或过度的自责,即非合理自责则会引发当事人不应有的思想痛苦。哲学实践有助于开解当事人非合理自责之思想困苦,但仍需关注非合理自责的发生情境、矫正当事人的责任认知、注重自责的限域范围、培育当事人化解非合理自责的实践智慧,以便帮助当事人消解非合理自责的困苦,帮助其走向有序自由与阔达的精神世界。

明代皇帝的修省与罪己

明朝皇帝的修省活动较以往历代更为频繁,成化以后表现尤其明显,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政策反思手段。皇帝修省包括因自然灾害或天象异常而进行的消极的应对式修省,以及日常化的、为主动求过进行的积极式修省,修省范围只限于干天合之事,并不为人事而举。当修省不足以显示反思之诚意时,即颁布罪己诏书,这是皇帝反思活动的极致表现。明朝皇帝的修省和罪己行为反映了儒家圣王之责任担当的意义,具有弥祸、祈庥的宗教意味,也是安抚臣民、调整政策的承诺。明朝皇帝和士大夫对待修省行为的态度体现出帝制体系内君主与士大夫政治角色、理念之间的契合之处。修省与罪己作为一种内在的反省机制,对君德、君责的履行提出了要求和保障,使君主之行为具有极限,但这种对君权的限制仍相当朦胧。

哈姆莱特忧郁、延宕的神经症人格心理根源

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已经具有忧郁、焦虑、踌躇、延宕等性格要素定性,其性格成因的事实性判断依据也可以得到落实。但文本中充满隐喻、双关的内心独白,有意隐去的性格对比的戏剧情节,使哈姆莱特的性格成因弥漫着诸多不确定性。实际上,哈姆莱特的忧郁、延宕,主要是以指责他人和自我谴责作为鲜明的表现形态,并以应该如此的强迫症特征,对神圣权威、人言舆论的双重依赖,将父王之死、母后再嫁视为一种丑闻,并因宫廷具有放大丑闻效应导致的羞耻感,构成了其忧郁、延宕的神经症人格心理根源。所以,忧郁、延宕不仅是哈姆莱特的一种自然的挫折性反应,也是自我谴责的最大化方式,更是掩饰焦虑、困惑,维系心理平衡的惰性手段。

国家机关应该成为犯罪主体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国家机关是单位犯罪的主体。但国家机关是否应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在我国学界一直是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坚持国家机关应该成为犯罪主体的观点,把国家机关纳入犯罪主体范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顺治帝的“自罪”帝王观念

顺治帝“自罪”帝王观念是儒家帝王思想、天人感应理论与清初的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认同古代帝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信条,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使天下太平,“一夫不获,罪在朕躬”。二是相信“天人感应”、“变不虚生”,天灾人祸“皆由人事”。这种观念对其政治人格、政治统治和施政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就罪己的真诚和深刻程度而言,他又胜于汉唐宋明诸帝,其自罪观念和行为成就了他勤政、开明的帝王品格,也构成了清初特有的政治风格。但过多的自责自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作为帝王应有的尊严,日益滋长的罪错感也使他渐渐丧失治理国家的自信。

探究《欲望号街车》中布兰奇的悲剧根源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人格的分裂是造成布兰奇悲剧的内因;她所生活的父权制社会是铸造布兰奇悲剧的外因,是毁灭布兰奇的真正根源。

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责文化建设

我国行政问责正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而问责制要真正产生实效,必须有相应的行政问责文化来支持。在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健全过程中,加强行政自责文化的培育十分重要和紧迫。为此,必须积极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及行政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塑造公务员的现代品格,加快行政自责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及政治环境,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

我国“引咎辞职”实践中的若干认识问题

目前我国的”引咎辞职“制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些偏差,主要原因是理论认识不很明确。因此,要完善我国的”引咎辞职“制,就必须把一些理论认识问题弄清楚,特别是弄清楚其中的动力机制、对象、责任、触发机制、出路机制等问题,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维吾尔语语态论维吾尔民族的行为伦理化

动词语态范畴表示行为与参与行为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观察视角和角度的不同导致不同的表达形式和意义。文章从维吾尔语动词语态的特点出发,对维吾尔族人的行为伦理特性提出一个重要见解,即"以行追责"。无论是维吾尔语动词语态所体现的形式还是其表达的错综复杂的意义,都是维吾尔人"以行追责"的行为伦理思想在该语言结构中的反映。

论作为道德自律的“引咎辞职”

“引咎辞职”被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引入我国,一些地区和部门相继制定了一些规定、办法,并有一些官员因失职失责而引咎辞职。其实,引咎辞职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安排,它还内含着道德自律因素,是制度安排与道德自律的统一。要完善引咎辞职制,从道德上来说,主要就是要提高官员的责任心,培养官员的良心和羞耻心。

青少年自我羞耻与转移性羞耻的调节效果比较

目的:比较不同的策略调节对自我羞耻与转移性羞耻的调节效果。方法:121名七年级青少年随机分到自我羞耻调节组或转移性羞耻调节组,采用重新计划、自我责备、不调节等3种调节策略,参加多种羞耻情境下羞耻自我调节实验,被试平均年龄(13.82±0.60)岁。结果:调节策略主效应显著(F=5.282,P<0.01)。采用自我责备策略后,女生自我行为羞耻强度高于转移性羞耻(F=6.43,P<0.05);男生自我家庭羞耻强度高于转移性羞耻(F=4.81,P<0.05)。结论:青少年自我责备策略的调节对自我羞耻情绪的调节效果更强。

心脏病自责归因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评价

目的对心脏病自责归因量表(Cardiac Self-Blame Attributions scale,CSBA scale)进行汉化,并检验其用于冠心病患者自责归因的信效度,探索适合中国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归因评估工具。方法获得原版心脏病自责归因量表作者Bennett授权,采用Brislin模式对英文版心脏病自责归因量表进行翻译、回译及跨文化调适,形成中文版心脏病自责归因量表。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2019年9-11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收治的冠心病患者进行调查,调查问卷由患者一般资料问卷和心脏病自责归因量表组成,其中心脏病自责归因量表分为行为自责和性格自责两部分。在此基础上,评价量表的信效度。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10份,回收有效问卷107份,有效率为97.27%。参与调查的107例患者中,男性71例(66.36%),女性36例(33.64%),平均年龄为(61.70±12.28)岁,平均得分为23.21±6.14;经项目分析,删除原量表条目2"对于可能导致心脏病的行为,您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错误"。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为0.86~1.00,量表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为0.96,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2个公因子,累计解释变异量为66.4%,总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30,折半系数为0.870。结论中文版心脏病自责归因量表包含2个维度共10个条目,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用于评估我国冠心病患者自责归因。

冠心病患者自责归因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调查冠心病患者的自责归因和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现状及两者的关系。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初次确诊冠心病患者256例为研究对象,应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心脏病自责归因量表和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Ⅱ进行调查,分析冠心病患者自责归因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相关性。结果256例冠心病患者自责归因量表总分为(24.92±7.15)分,自责归因在不同年龄、婚姻、月收入、文化程度及不同性别、是否有介入手术的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分别=4.31、23.91、10.01、10.36,t分别=-5.52、-4.94,P均<0.05)。健康促进行为总得分为(91.30±11.83)分,在不同年龄、婚姻、职业、家庭月收入、文化程度、医保方式、否有介入手术及居住情况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分别=12.60、5.87、5.04、13.80、6.36、10.50,t=-3.00,P均<0.05)。自责归因得分与健康促进行为得分呈正相关(r=0.31,P<0.05)。结论冠心病患者自责归因及健康促进行为处于中等水平,性别、年龄、婚姻、月收入、文化程度、是否有介入手术为影响患者自责归因的主要因素,冠心病患者自责归因可明显影响患者健康促进行为水平。

红崖天书瞿鸿锡摹本考释——明初建文帝祭祀靖难之役惨死忠良的罪己密诏与京观

贵州安顺地区的红崖天书,誉称“黔中第一奇迹”,为中国未解的神秘文字。综合明初建文帝逊国历史记载和清末瞿鸿锡摹本天书内容,经系统考证,瞿鸿锡摹本红崖天书系靖难之役后,逊位流亡的建文帝尝闻“金陵诸臣惨死事”,喟叹自己“获罪于神明”,于丙戌年(1406)在红崖山上以文字再造、字体混搭等隐秘手法书就“罪己密诏”,祭祀遭受“株十族”“瓜蔓抄”等极刑而死无葬身之地的“金陵惨死诸臣”。天书向西而立,和周围的山丘一起形成建文帝祭祀驾鹤西去惨死忠良的“京观”(纪念碑)和“京丘”(陵墓)。红崖天书的解密,展示了中国文字和书法字体的丰富发展历程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以文字铁证揭秘了明史第一悬案“建文帝下落谜踪”。

乐山市驻村扶贫干部心理健康状况与应对方式相关分析

目的分析乐山市驻村扶贫干部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与应对方式的关系,为改善驻村扶贫干部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乐山市11个区县中的6个,并对6个区县共700名驻村扶贫干部进行问卷测评。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应对方式问卷(CSQ)评定其心理健康状况和应对方式。结果①共207名(35.9%)驻村扶贫干部SCL-90因子评分≥2分,92名(15.9%)驻村扶贫干部SCL-90总评分≥200分;②不同扶贫时间的驻村扶贫干部SCL-90强迫症状因子评分和其他因子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不同性别组SCL-90强迫因子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不同性别组、不同年龄组CSQ的解决问题因子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④相关分析显示,乐山市驻村扶贫干部SCL-90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与CSQ自责因子评分均呈正相关(r=0.423~0.521,P均<0.01)。结论女性、扶贫时间在90天以下或360天以上的驻村扶贫干部出现强迫症状风险更高,男性、年龄在41岁以上的驻村扶贫干部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成熟。驻村扶贫干部采用不成熟型的应对方式去处理问题,更容易出现其心理健康问题。

表责怨意义的反预期情态构式“也不知道VP”试析

“也不知道VP”句式是一种表责怨意义的反预期情态构式。在这一构式中,认知动词“知道”的意义发生磨损,与否定副词“不”固化为整体。“不知道”与语气副词“也”组合,“也不知道VP”演化为道义情态成分,意义相当于“应该VP”。“也不知道VP”是一个自反预期构式,用来加深说话人对所言主体没有实施某一常理预期行为的责怨情绪。表“道义否定”的反预期情态构式“也不知道VP”由表“认知否定”的基础句式转化而来。

购后时间对降价导致后悔情绪影响的探讨——基于产品类型的视角

降价促销导致的后悔情绪会随着购后时间间隔的不同而出现差异。该文从自责和心理折旧两个影响后悔的主要因素出发,结合产品类型理论,对购后时间间隔对降价引致的后悔情绪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相同降价幅度下,购后时间间隔对消费者因降价导致的后悔情绪有显著负向影响。在这种影响路径中,自责具有中介作用。此外,对于功能型产品,心理折旧在购后时间间隔对降价引致的后悔情绪的影响也具有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