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赴琉球册封使的选派

明清鼎革之后,册封使在中琉封贡关系中继续扮演关键角色。清朝八次册封琉球,共计选派十六位册封使远渡重洋,出使琉球,为中琉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清朝十分重视册封使的遴选,主要体现在遴选主体、遴选程序、遴选标准及要求三方面,相较于明代均有较为明显的升格。在册封使派遣方面,对离京前、抵闽后、赴琉球、返国后的全过程,清朝也作了许多规制设计和精密筹划,确保册封使既能顺利完成使命,又能展示“天朝上国”仪度。清代赴琉球册封使选派的日臻完善是明琉封贡关系的延伸,也是清朝重视属国琉球的反映,进一步增强了琉球对中国的向心力,促进了琉球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使琉球更好地履行藩属国义务,满足了清朝对巩固封贡体系的希求。

湘西刘氏小儿推拿治疗便秘的君臣佐使观

湘西刘氏小儿推拿是传统中医与湘西苗医推掐术结合的诊疗方法,历经数代传承,已发展成我国小儿推拿重要的流派之一。流派传承人继承和创新刘开运教授诊治小儿便秘的经验,将中医藏象学说、五行生克制化学说与少数民族特色相结合,梳理了流派“理法方术”规律。文章从君臣佐使观浅析湘西小儿推拿诊治便秘的手法及配穴规律,为后人临床运用传承精华、拓展思维。

明清封舟的航行动力风险及使团预防措施

明清时期,中琉交往频繁,册封琉球使团作为中方构设的官方渠道,数十次横渡东海、互通往来。中琉航路自然环境复杂,使团出行既有海氛未靖之险,更有惊涛骇浪、船破人危之虞。为应对封舟航行中自然动力带来的风险,使团采取提升封舟性能、改进航海技术、遴选贤才能士、储备应急物资等措施预防。在保障航海安全的同时,这些预防措施也对琉球的造船航海技术、文化、农业产生积极影响,推进中琉两国宗藩关系的发展。

晚清使臣西洋观剧再考

晚清使臣和他们的随员在西洋“看戏”,实为中国人较早接触西方文学的重要史实。因缺乏语言能力或文化基础,他们的观剧录往往成为令人费解的“天书”,因之被学界长期忽略。运用国外电子文献数据库综合考析,可知晚清使臣李凤苞所观西洋剧为《睡美人》,张荫桓所观为《迷娘》《不可告人》《科西嘉弟兄》等三部剧,张德彝所观为《地狱中的俄耳甫斯》《恶魔》《新欢旧爱》《罗蕾莱》《穷汉乔纳森》《圣女贞德》《蚱蜢的报复》等七部剧。这些事实的揭出,可以补足19世纪中西文学关系史中缺位的中国人面向,富有学术价值与意义。

融媒体背景下科技特派员宣传渠道建设研究

当前,广西媒体在科技特派员政策、事迹、技术宣传中存在内容针对性不强、宣传媒体权威性不够、宣传渠道狭窄、方式单一等问题。基于此,提出构建融媒体背景下科技特派员宣传模式,以《农村新技术》杂志新媒体矩阵为依托,从传播受众、传播媒介和传播内容的角度加强对科技特派员的典型宣传,弘扬创新创业和奉献精神,对指导广西农业科技传播实践、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科研创新、推动科技特派员制度长效运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明清册封使与琉球诗僧的交游及唱和

明清时期,琉球诗坛和禅林受到中国和日本的双重影响。中国册封使的使琉体验与琉球经历,带来了中国文人与琉球禅僧的交流与碰撞,包含着册封使对琉球的感知。从册封使留下的诸多使琉球录中,可以看出琉球文坛亦历经多个阶段。琉球诗僧既有“能诗”的时期,也有对中国唐体的效仿,还透露出来自日本禅林的影响,但最终走向了清末汉文的衰落局面。这一持续而漫长的记录,为了解琉球文坛发展变迁提供了精致的异域视角,也为深入东亚汉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杨巍运用“魄门亦为五脏使”理论治疗肛肠疾病经验介绍

介绍杨巍教授运用“魄门亦为五脏使”理论治疗肛肠病的临床经验。杨巍教授认为,魄门的合理启闭与肝、心、脾、肺、肾五脏功能的正常发挥密不可分。杨巍教授根据不同类型肛肠病与五脏之间的关系进行诊治。如治疗便秘,重视肺脏宣发肃降作用,常加用宣肺通气之品;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以疏肝养心、调理冲任为治法,并创拟肛痛方;治疗器质性肛肠疾病伴焦虑悲伤情绪者,从肝论治,辨证加用安神疏肝解郁之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无论便秘与泄泻,均重视脾胃之升降功能;治疗炎症性肠病、习惯性便秘等慢性病,常从肾论治,注重培元固本,脾肾兼补。

兵团农牧团场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对科技特派员个人特征、知识储备、个人能力和工作条件与其创新创业意愿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利用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对兵团农牧团场441名科技特派员的调查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对上述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兵团农牧团场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意愿整体处于中等偏高水平,科技特派员性别、学历、团队协调能力、沟通交流能力、持续学习能力、理论实践能力、服务年限、收入水平以及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专利产权等知识储备情况与其创新创业意愿显著相关。通过优化科技特派员人才队伍、加强科技特派员素质培训、完善科技特派员绩效考核、健全科技特派员工作机制等措施,能有效提升兵团科技特派员的创新创业服务意愿。

“王维出塞”及《使至塞上》本事新论

自明人顾起经笺注王维诗以来,“王维出塞”便成为一桩公案。顾氏认为王维曾两度出塞,《使至塞上》作于首次出塞之时。清人赵殿成始将《使至塞上》系于王维入河西幕的开元二十五年。此后,学界多认为“王维出塞”仅一次。今人继承赵说,并将“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破吐蕃”指为《使至塞上》的本事。然从《使至塞上》的文本内容出发,结合王维河西时期作品可知,此诗系年和本事皆有纰漏。“王维出塞”实为两次,《使至塞上》并非作于开元二十五年,亦与崔希逸破吐蕃之战无关,宜系于首次出塞的开元二十四年春。

明清时期赴华身故越南使臣研究

明清时期,中越两国建立了制度化的朝贡关系。奉命北使多被越南文士引以为荣,然而朝贡出使却潜藏着种种人身风险。有的越南使臣由于积劳成疾、病剧不治、交通意外、政局动荡等原因,不幸丧亡于中国。对使华身故的越南使臣与随行人员,明清朝廷依例遣官治丧、谕祭赐赙、置地安葬或派人护送棺柩回国,越南亦按例赐祭、追赠官爵,递运其棺柩归贯安厝。这既体现了明清“体恤远人”的一贯原则,又反映出中越两国为维系朝贡体系所承受的较大负担。由此可理解中越朝贡关系政治需求的实质,以及出使一事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荣辱与共的多维属性。

论越南使臣的“潇湘”书写——兼与日本和朝鲜半岛“卧游”比较

“潇湘”不仅是中国独具魅力的文化符号,还对汉文化圈中日本、朝鲜半岛、越南文人的创作影响深远。在比较文学视域下,本文分析了日本、朝鲜半岛、越南文人笔下“潇湘”书写的异同,探讨了越南使臣的书写的独特之处:一是对“潇湘景”有直观的体悟与描述,而非停留于遥想;二是对“潇湘神”书写中突破单一的引述考证而赋予更多想象;三是对“潇湘客”悲愁意象承继的同时又拓展了征人家国之思。文中指出中国潇湘文化在跨民族、跨文化传播接受中的差异化,越南使臣对“潇湘”的书写是中国文学范式与越南民族文化因素相融合的文学样式。

朝鲜王朝时期燕行使与清朝篆刻交流探究

文章通过整理相关文献,探讨了以朝鲜王朝时期金正喜交际圈为代表的燕行使在朝鲜王朝与清朝篆刻交流中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印章图样对比分析了朝鲜王朝篆刻与清朝篆刻的异同,揭示出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印人篆文修养不足和篆刻创作动力不足等问题,以期为国内学界了解朝鲜王朝时期篆刻的历史发展和中华文明海外影响力提供新视角。

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市场科层制”——以A企业“乡村特派员”项目为例

在乡村产业振兴中,传统企业和地方政府行为分别遵循市场逻辑和科层逻辑。然而数字平台企业作为局部市场和局部科层的载体,却与前两者的行为逻辑有所不同。本文试图以“市场科层制”来概括数字平台企业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行为逻辑。文章以电商平台A企业的“乡村特派员”项目为案例,通过对具体帮扶过程的研究发现,项目初始主要是利用局部市场资源,寻找市场机会、打造市场模式;之后逐渐过渡到利用局部科层资源扩大市场参与、完善市场体系。旨在为帮扶县建立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市场体系。该案例表明,“市场科层制”有能力突破“市场-科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二分法,取得更好的乡村产业振兴效果。但是,局部市场和局部科层的风险与局限性也应予以强调。

北宋前期走马承受人员选任探究

走马承受始置于北宋太宗朝,废止于南宋高宗朝,设置这一官职的初衷是承受奏报边情与监视地方官员。其既可常驻地方,亦可按皇帝所需临时派遣。走马承受从三班使臣以及宦官中选任,选任流程严格,不允许官僚举荐,由皇帝亲自确定最终人选,同时对候选人的政治、文化、品行提出了要求。

文本承袭和他者视角:明清朝鲜使臣的北京东岳庙书写

朝鲜使臣在“燕行录”中留下了北京东岳庙有关建筑格局以及内部塑像、摆设等细节的描写,延续近五百年,展现出东岳庙的时代变迁。然而就记录文本本身,除了记述朝鲜使臣的实际见闻,还有参考中国文献的内容,更有借鉴和解读前辈燕行使臣的描述,并且存在不少承袭,也存在舛误。朝鲜使臣站在传统儒学立场观察东岳庙,选择书写内容,由此抒发情感,强调自身对儒家传统的继承和坚持。“燕行录”的记述更多反映出朝鲜使臣的文化意识,并受到明清朝鲜对中国认识变化的影响。

蒙古帝国之后:明朝与帖木儿政权的政治博弈

明朝和帖木儿帝国是在蒙古帝国衰落之后相继兴起于亚洲东西两端的大帝国,其创建者都把自身政权合法性追溯到成吉思汗家族。朱元璋认为忽必烈是同于唐宗宋祖一样的中原王朝开创者,并使之成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来源。帖木儿自视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蒙古三汗国的守护者,在其帝国实力大增之后,积极和明朝争夺蒙古帝国继承者的身份。但朱元璋自认其政权合法性的角逐对手是北元而不是帖木儿帝国,只是把帖木儿视作故元宗王一样的地方统治者。沙哈鲁继任锁鲁檀之后延续了帖木儿的对明政策,从政权和教权两层面同明朝争夺这一身份。朱棣无意和帖木儿帝国交恶,没有直面回应沙哈鲁对汗位统序的追溯,而是不失友好地宣示“天命”已从蒙元转到了明朝。

迎来送往:清代前中期云南督抚的外国贡使接待管理

通过对清代云南督抚管理下的对外国贡使的接待的历史进行梳理,可以看到接待殷勤周到,呈现了云南作为对东南亚西部国家外交窗口的重要作用和以云南官民为重要桥梁的中外睦邻友好的交往历史。也突显了云南在接待工作中各民族土司、土兵、翻译共同加入国家外事工作的特点。同时发现,云南督抚在对外国使者进行接待的过程中,包含了诸多关于收集东南亚外国形势资讯、了解外国文化、甄别外国外交意图等目的,为外交、边防、边疆治理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也是云南清代对外接待工作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他者”眼中的“馔飨”——论朝鲜《燕行录》所见中国的饮食文化与国家形象塑造之关联

《燕行录》中记载的中国饮食文化与作为“他者”的朝鲜使臣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之间存在关联。出使沿途所见明清中国的“馔食”,是朝鲜使臣对彼时中国形象认知的“透镜”;参加的各式“宴飨”,也是其与中国人交流的重要媒介。中国的饮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看作是在其他民族语境中建构中国形象的一种认知体系。从中国饮食文化的角度,使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朝鲜使臣眼中中国形象的塑造过程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乾隆年间燕行录看朝鲜燕行使对毛奇龄的接受

毛奇龄在明末清初学风嬗变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嘉庆以后被阮元等推崇,作为“汉学开山”的学术形象逐渐建立。但乾隆时,中国学界中毛奇龄经学之批评者占绝对优势,毛氏因“驳朱”多被视为“经学之蠹”,仅有少数人认同其学识渊博及考证学之贡献。乾隆中后期,受到中国学界毛氏“反朱子”学术形象固化的影响,朝鲜燕行使对毛氏“反宋学”“反朱子”多持否定态度。朝鲜燕行使或认为毛氏“反朱子”源于对明朝的思念,或通过对毛氏之批评获得对清朝的优越感,这既体现了朝鲜使者对文化主体性的追求,又暗含了其在明清文化秩序选择中的矛盾心态。毛氏学术形象被中朝学者不断重构的过程正是东亚学术思想演进的过程。

范成大《揽辔录》单行本与节录本探原

《揽辔录》是范成大使金时撰写的一部记述奉使行程及见闻的日记。其编撰根源于古代聘使活动中使臣撰写行记的传统,目的是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揽辔录》在成书之初为二卷,但在流传中被缩减为一卷。《揽辔录》二卷本早已失传,但《三朝北盟会编》和《黄氏日抄》所节抄的内容均来自二卷全本,对传世本有补证作用。另外,《使金绝句七十二首》也是范成大使金记行的一种方式,可与《揽辔录》相参证。这些流传的版本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联系,集中起来可基本认识《揽辔录》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