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涵义的近代化及Republic在19世纪中国的译释

Republic并非进入中国之始便与"共和"相连。事实上,在19世纪下半叶,republic的中文翻译与"共和"涵义的近代化各自行有自己的路径。直至19世纪末,随着"共和"使用频率的增加,二者之间的关联才被学者们所关注和讨论。

侵犯公民财产权国家赔偿精神损害的探讨

财产权受公权力侵害,在多个国家已被纳入国家赔偿精神损害的范围。近年来,公民财产权受公权力侵害主张国家赔偿精神损害的案件数量激增,种类扩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公民需求,我国应考虑将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重大财产等逐步纳入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范围,此举不仅具有抚慰被侵害人的功能,还能够节约司法和行政资源,以有效防止公权力的滥用,从而助推法治国家建设。

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理论证成

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符合国家公权力介入社会自治的一般理论,具有保护农民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及其目的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客体的特点决定的自治管理的异化可能性以及集体资产自治管理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决定了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必要性。国家公权力介入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监督以尊重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为前提,必须符合正当性介入条件,并且以保护集体资产所有权利益和成员利益实现或者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限度。

论国家公权力对全球供应链的干预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公权力对全球供应链的干预,即利用核心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权,使凝聚国家意志的供应链规则在跨国供应链内二次实施,并可实现倡导性规则的强制化、国内法规则的国际化。动用国家公权力干预全球供应链,是各国应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必要举措,但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实施干预的过程中违背比例原则、非歧视性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国际合作原则,构成公权力的滥用。通过批判性审视美国相关立法和实践可知,公权力对供应链的正当干预类型有预防性、纠偏性和应急性三种,其均具有一定限度;不正当的干预类型则包括歧视性、对抗性、以干涉他国内政为目的的干预。在反思、批判美国既有干预举措的基础上,建议我国制定以供应链审查为核心的预防性干预规则、促进社会共治的纠偏性干预规则和保障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的应急性干预规则,并在涉外法治框架下,稳步推进国内供应链规则的域外适用。

新常态下的国家审计变革与发展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等各领域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国家治理出现了新动向、新变化,国家审计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国家审计必须顺应时势、适时变革、创新发展。为适应国家治理的新变化,国家审计在理念观念、功能作用、范围重点、方式方法等方面均需突破原有限制,朝着价值理性审计、建设服务型审计、数字信息化审计、公权力全覆盖审计的方向积极变革与创新发展。国家审计在完善国家治理、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宏观调控、加强廉政建设、推动依法治国以及促进深化改革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家审计覆盖率与国有企业治理效率——来自地方审计机关的经验证据

基于审计全覆盖实施的背景,以地方审计机关为研究对象,探究地方审计机关不同维度覆盖率对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审计单位覆盖率和审计内容覆盖率,经济责任审计覆盖率对国有企业治理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在国家审计机关信息透明度较高的地区更显著。除了直接纠偏外,国家审计覆盖率主要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政企关系而影响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具体作用机制表现为:一是国家审计覆盖率的提升通过缓解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地方国有企业代理成本,进而提高了国有企业治理效率;二是国家审计覆盖率的提升通过强化权力监控降低了政府不当干预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效率损失。

国家治理能力与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论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相互联结

国家权力的治理绩效并非直接产生于高强度的国家控制,而是在本质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支持。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两种类型的相互联结方式,它们分别是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交织和国家权力对社会结构的单向覆盖。前者表明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具有内在一致性,后者则表明两者之间的某种脱节现象。如果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更多地具有内在一致性,那么国家管理社会的成本可能降低,而公共治理的绩效则将提升。批判性公共领域因其具有协调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建设性功能,从而能够为国家权力提供有效的合法性支持,并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论民事督促起诉——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监管权的监督

民事督促起诉是指针对正在流失或即将流失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不行使或懈怠于行使自己的监管职责,检察机关以监督者的身份,督促有关监管部门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这种监督方式既是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公力救济,又具有典型的监督属性,它始终以公权力监督为贯穿主线,体现为对有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督、有限监督。这是近年来民事检察实践中正在探索的一种新的监督方式,理论上的研究尚属罕见。据此,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优先权和公力救济有限性的角度,对民事督促起诉的范围、条件,以及民事督促起诉与民事公诉衔接等程序问题作初步探讨。

村庄公共性生长与国家权力介入

在利益分化、意义竞争、规则多元的现代性社会,公共性对于整合多元阶层、增强社会动员力、达成社会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性的形成及特点不仅与村庄内部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有关,也与国家权力介入程度、介入方式相关。当前公共性消解与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退场有很大关系。自人民公社解体宣告集体化时代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介入程度与介入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强大渗透乃至延伸至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全能主义",到逐渐从乡村社会退场乃至销声匿迹的"悬浮型政权"。这一迅速转变使得乡村社会无所适从:行政强制关联式公共性因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而随之解体,家族关联式公共性因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的入侵早已分崩离析,而村庄内生的整合力量与组织力量短时间无法自发形成。这恰恰是理解当前村庄公共性消解的重要背景。

转型期民间投资及其法律规制的制度逻辑——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法现实运作基础的经验考察

本文立足于已持续二十多年的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渐进改革,借助发生在甘肃省古浪县时间跨度超过15年的农村“机井”投资纠纷司法个案,对其中牵涉到的农业生产基本设施(机井),及其所引发的公有产权(特别是集体产权)与私人产权之间因“产权交易”而展开的“博弈”的具体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民间投资的真实和普遍语境——即始终存在于同公有产权和国家权力相互碰撞和纠缠的夹缝中。在此基础上,通过反思现有法学研究及司法审判在方法和思路方面的缺憾,对转型期民间投资法律规制的制度逻辑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其他领域的民间投资实践,对转型期中国经济法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思考。

宪法的社会学观

社会学意义的宪法结构立足于保障自由的公共权力机关与依据私法组织起来的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宪法关系得以确立的前提 ,公域与私域的界分是限权政府的存在基础 ,公权与私权的对峙是古典基本权利的宪法表现 ,社会权利是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的产物。

论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的直接效力

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问题旷日持久争论的根源在于,个人权利—国家权力二元结构基本权利效力理论难以妥当回应社会公权力普遍兴起的现实,确立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的直接效力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社会公权力是指具有明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息等资源优势的私主体对其他特定或者不特定多数的私主体事实上的支配力。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的直接效力符合基本权利的本质,有助于克服基本权利间接效力理论和国家行为理论之弊。通过对我国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后半段和正文第5条第4款、第51条的目的性限缩,可获得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的宪法依据。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通过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途径实现,立法中采用一般条款和特别法两种形式、坚持比例原则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双重衡量,司法中遵循民法适用优先、侵权行为和法律行为区别适用等规范。建构三元结构基本权利效力理论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授权式动员:社区自组织的公共性彰显与国家权力的隐形在场

社区自组织的出现代表着社区新的动员主体的形成,这一主体的动员力量来自于国家授权与社会授权。国家授权为其提供了制度性资源,降低了动员风险,也带来了国家权力的柔性控制与隐形在场;社会授权使其获得了社会合法性,并展现出理性商讨、公共意见形成以及共意构建的公共性特征;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进行了组织内与社区内动员并付诸集体行动,这一动员模式可以被归结为"授权式动员"。授权式动员的理论基础是国家法团主义与公共性理论,面对面理性沟通及社区网络是授权式动员的社会基础,该动员模式体现着对协商民主和共同福祉的价值追求,"授权式动员"是社区自组织的常规化动员模式。

国有垄断行业成本约束动因与机制:一个分析框架

运用公共权力及成本次可加性理论分析我国水、电、石油等国有垄断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表明政府和消费者对国有垄断行业进行成本约束存在着必然性。对国有垄断行业进行成本约束,应在调查、测算、审核国有垄断行业有关生产经营成本的基础上制定国有垄断行业合理的标准成本,同时将成本控制业绩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考核机制的一部分。

论刑法中的“公务”

关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务,要分别从内涵与外延上予以把握。根据公务的统治性、管理性、服务性特征,可以从内涵上将公务划分为"政府公务"与"社会公务",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仅指政府公务而不包括社会公务。关于公务的外延,则须根据公权力特征和公共性特点来分析,基于"反面说"理论的要求和公务执行依据的内容,刑法中的公务仅限于国家公务而不包括集体公务。

现代国家建设:中国的探索与实践

现代国家建设是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过程,也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瓦解后,推进现代国家建设成为了中国发展的重要任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有效地推进了现代国家建设,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改革时代,伴随着市场的兴起,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现代国家建设将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政府审计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中,政府审计一直被作为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以信息经济学为基础,按委托代理关系、机会主义、治理机制和政府审计的逻辑顺序,分析政府审计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及其运行离不开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和环境不确定,公共权力机会主义必然出现。在应对公共权力机会主义的治理机制中,事前审计是制衡机制,跟踪审计是监督机制,事后审计是问责信息保障机制,审计基本功能是鉴证公共权力机构在责任履行、资源使用、信息报告、最大善意和运行机制等方面是否存在机会主义行为。

公共利益的双重构造——基于公法与私法区分理论的分析

公共利益的法律意义,是关系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划分的宪政问题。以公法与私法之区分理论为分析框架,是实现公共利益含义具体化的重要进路。在公法、私法两个法域中,公共利益分别体现为:价值定位上的内在根据与外部界线,规范模式上的命令性规范与禁止性规范,法律后果上的法律制裁与行为无效。

论民族符号政治性与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以自在特征和自为特征等为构成要素的民族符号与公共权力的融合,由此产生的政治属性对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一方面,民族符号政治性具有强化群体共同的价值理念、提升国家内部群体的凝聚力、促成群体对国家的认同感等核心功能,这能够增进各民族群体统一性。另一方面,民族语言符号对共同体的身份塑造,民族信仰符号对共同体的情感稳固,民族文化符号对共同体的心理强化等,体现了民族符号政治性对推动民族国家共同体建设的三重作用。当前,正确认知民族符号政治性对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的主要意涵,可以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益的启示。

国家审计服务经济建设的路径研究:反思与重构

国家审计机关自成立以来,在监督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收支、国家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国家审计应重新定位在经济建设中的着力点和服务路径,即通过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监督政府经济权力的运行、促进财政的可持续性、保障金融安全、维护公共资源保值增值、促进反腐倡廉建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强化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公共责任,加强国家经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