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山东省东营市10个农村368份农民工个案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态度、社会性动机、成就性动机、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政策环境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而生存性动机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具有间接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实质上是农民工外出务工过程中形成的知识、经验和能力等特质在发挥作用。为进一步增强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应该引导农民工形成积极向上的态度和价值观;营造尊重知识和鼓励创新的工作氛围,激发农民工的成就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探索农民工培训的有效模式;构建创业政策和服务信息的沟通交流平台,优化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环境。

产业升级背景下农民工就业结构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产业升级势必对农民工的就业产生深刻的影响。使用2011年和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结合测度各省技术进步水平的宏观年鉴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升级背景下农民工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工就业岗位结构呈现出"降级"趋势;技术进步改变了代际、性别、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社会关系及家庭经济因素等个体微观特征对农民工就业结构的影响效应,它推动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工就业向上流动但导致接受中等教育的农民工就业向下流动,并降低了工作经验在农民工就业流动中的积极作用,还降低了社会关系在农民工寻找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并推动了家境较优越农民工就业结构的"极化"。稳健性检验也证明了上述结论。

个体特征、职业认同与农民工职业满意度——基于广东省南海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分析

基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部分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测量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及其职业满意度状况;采用方差分析,实证检验了农民工个体特征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运用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在服务业就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职业满意度;农民工的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提升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改善职业环境,进一步增强农民工的职业价值感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职业认同水平,将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满意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服务业就业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江苏地区农户调研资料,归纳总结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行业分布特征,并采用Logit模型进一步剖析服务业就业行业及雇佣模式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以受教育程度为主的个人人力资本是影响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就业的关键因素,社会资本有助于传统服务行业就业,稳定的婚姻关系、良好的沟通意愿、丰富的家庭资本和潜在社会资本有助于传统服务业自雇佣就业模式的形成。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推动职业教育系统性和规范化以稳步提升群体受教育水平、构建多维度非农就业权益保障机制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建设以鼓励自雇佣就业等服务业就业的政策建议。

“家”“业”可否兼得: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研究

基于个体心理决策视角,使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流出地的“家”和“业”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过程。研究发现:文化意义上的“家”是影响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深层因素,但其影响还需要“业”的强化。流出地的“家”和“业”共同作用,形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家”的文化观念通过新的人生节点、具有挑战性的家庭责任和规划中的家庭发展触发青年农民工回流;“业”的想象则通过选择新的就业地点、渴望好的就业条件、寻找独特的创业资源和改变旧的发展路径增强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由此实现回流决策中的“家”“业”兼得。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下,流出地政府既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收入水平,又要加大对回流的青年农民工的创业扶持,使他们的“业”得到持续强化,“家”“业”可以持续兼得。在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时,可以把“家”作为一个关键的切入点,从“家”出发构建中国话语的分析框架,这蕴含了创建中国本土人口流动理论的可能性。

基于系统推进的农民工培训有效性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北京市农民工培训的实证调查

基于2013年北京市农民工实证调研数据,借鉴人力资本理论、培训效果评估模型及多重logistic模型,本文对农民工培训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论显示:培训因素在所有影响农民工培训效果的因素中作用最显著;人力资本的持续投资是农民工提高就业质量和提高收入的必由之路;政府资助农民工培训的就业效果比较显著,企业资助农民工培训的收入效果比较显著;高水平培训是提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和增加农民工收入的必要条件。

从分散的个体不满到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农民工集体行动发生机制研究

在工厂环境中,农民工集体行动发生时有一个从分散的个体不满到有方向的集体不满、从有共鸣的集体不满到付诸实践的集体行动的动态过程。在这两个动态的过程中农民工最底线的权益被普遍损害,使得不满情绪一直弥漫在单个个体之中。通过共同意识建构的机制使零散的个体不满情绪形成有方向、有共识的集体情绪。但是这还仅仅局限于情绪层面,通过行动动员机制,将不满的情绪付诸实践,形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在这两个过程中通过两个机制的作用,分散的个体不满形成了集体行动。

农民工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研究——基于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本文利用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个人教育收益率进行了估计,从中发现农民工的平均教育收益率为4.4%,而且其收益率随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上升,但专业教育的收益率远大于基础教育的收益率;接受培训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回报;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这些发现对个人和相关部门的教育投资决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从“个体赋权”迈向“集体赋权”与“个体赋能”:21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路径反思

21世纪以来,个体赋权构成了中国劳工权益保护的主要路径。个体赋权建立在短缺经济和生存劳权的基础之上。随着中国商品市场从短缺到充裕、劳动市场由充裕到短缺的转型,劳工权益诉求也从"生存"转向"发展",个体赋权面临诸多局限,已经难以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劳工结构和权益诉求变化的需要。因此,本文提出,中国劳工权益保护应当进行路径转变,从保障基本生存权调整为保障发展权,使劳工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需要同时提高工人结社能力与结构能力。为此,本文在综合以往理论以及结合劳工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劳工权益保护的"权-能"模型,并指出未来中国劳工权益保护的路径,应该从个体赋权迈向集体赋权与个体赋能。农民工的个体赋能应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此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七省市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留城对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7省市的实地调研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个人特征,住房类型、有无农地、社会保险状况等经济因素,子女读书地和配偶工作地等家庭及社会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农民工工作地、在城市居住时间和就业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维吾尔族农民外出务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新疆701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新疆6个地州701份调查问卷数据,运用Ordinal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个人禀赋、民族特质和就业能力对维族农民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人禀赋条件中的性别与文化程度,民族特质中的语言沟通能力,就业能力中的就业技能、务工收入预期和就业机会识别能力正向影响显著,年龄、外出务工风险态度、宗教活动参加在意程度和务工居住条件在意程度负向影响显著。清真饮食在意程度和务工经验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分群体分阶段逐步改革农民工体制问题——基于农民工分化与社会融合的思考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改革开放30余年来,农民工群体不仅在数量规模上逐年扩大,而且其内部已发生了剧烈分化,分化为4个不同的群体,解决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需要从已经分化了的实际出发。通过研究农民工中自雇佣个体农民工群体的基本特质及其社会融合状况,认为当前制订分群体分阶段的社会融合政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未婚先孕:婚姻过渡的个体化困境及秩序重建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日益增多的未婚先孕现象,是社会流动背景下涌现出的新的社会问题。冀中某村未婚先孕女性农民工的个案,展现了未婚先孕的原因、后果及化解途径。研究发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未婚先孕是社会流动所引发的个体化困境;同时,个体生命历程的逆序也与社会规范互构形成了反馈环路,使既有的社会秩序和规范受到冲击和影响。当前未婚先孕危机的化解主要有赖于家庭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调停与协商,但长久来看更需要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个体化进程给予家庭以外的关爱及社会支持。

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禀赋视角和386份问卷数据

基于郑州386份农民工问卷数据分析表明:区位便利度、社区人口外出务工影响、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自身技能特长水平、工作适应能力、父辈外出务工经历和家庭农业劳动人数等因素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正向影响显著;性别、年龄、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家庭经济收支现状和家庭生活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负向影响显著;社区内邻里间关系、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工作搜寻能力、家庭学龄子女人数、家庭需要照顾老人数、家庭经济支持情况和外出务工收入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影响不显著。

女性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探析

就业能力是劳动者实现和保持就业的能力。影响女性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因素是复杂的,包括个体特征因素、个体周边环境因素及外部环境因素等。提升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要针对女性农民工的特点,从政府、企业和个体等层面寻求突破口。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野下的我国农民工回流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考察人口流动问题,就是坚持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来观察现实,是研究我国农民工回流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人口学、经济学分别从人口迁移、劳动力配置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人口流动问题,却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农民工回流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户籍制度障碍、政府的政策效应、城镇和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等是农民工回流的外部社会原因,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健康状况、技能和家庭事件等是农民工回流的个体原因,农民工回流即是这两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在社会个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回流是农民工自主性的一种体现。虽然城乡户籍制度的二元区隔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的回流,但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以及农民工对现实的考量才是回流产生的根本原因。主动回流与被动回流给农村社区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如何将这种农民工回流的能量转化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动力与智力,需要制度扶持和政策引导。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随迁子女受教育、稳定就业、农村土地退出、进城落户、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6个结构性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市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稳定就业政策影响最大,进城落户政策影响最小;除婚姻和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均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政府工作成员次之,性别影响较小。

基于族际对比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就业竞争能力研究

少数民族农民工就业竞争能力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适应性和个体适应性等几个方面。少数民族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与汉族存在较大差距,是影响就业的首要因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农民工依靠社会资本获得就业机会,但社会资本存量水平较低。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文化适应性、个体适应性与汉族有一定差异,今后在注重技能培训的同时应加强良好观念、行为的养成。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的主要因素归纳为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岗位特征三个方面。基于对四川351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研资料,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岗位特征都对其收入产生一定影响。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所处职位四个因素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

“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对欧盟社会融合指标和移民整合指数的借鉴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并非仅指农民工单方面融入城市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接纳和认同的过程。农民工城市融合度的测量应该从城市层面和个体层面两个层次进行。其中,城市层面的城市融合包括政策融合和总体融合两个方面:政策融合是从城市与农民工相关的政策角度去测量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总体融合是从整个城市农民工总体来评价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而个体层面,既要考察农民工主观融合感受和评价,又要观察农民工客观融合状态。因此,"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评价指标体系应该从"农民工城市融合政策指数"、"农民工城市融合总体指数"和"农民工城市融合个体指数"三个方面进行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