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积分制”治理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四川省Y村的个案研究

“三治融合”是宏观层面对乡村治理的政策指引,乡村“积分制”治理正是“三治融合”理念的应用。文章以“三治融合”理念为视角,基于治理组织、治理工具、治理目标三个维度构成的治理逻辑,分析论证“三治融合”理念和乡村“积分制”治理运作机理的同一性;依据治理逻辑和运作机理,构建由起始动力机制、协调助力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形成的乡村“积分制”治理实践运行机制;通过把握乡村“积分制”治理实践运行机制,提出从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运用制度和技术工具、建立因地制宜的积分评价考核机制和激励政策等方面优化完善乡村“积分制”治理,以期推动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化发展。

营商环境法治化三维论

市场秩序稳定公平、规则透明公开、法治公正、投资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是投资主体实现投资自由便利制度的核心价值所现。推进政府职能新定位,强化“放管服”,放宽市场主体准入等,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环节。自由度是主体最活跃的动力源和策源地,政府确保“中立地位”,促进主体公平竞争和实施反垄断,维护所有市场主体都享有平等、自由、公平竞争机制。便利度是彰显政府向市场主体提供快速实现自由度的便捷化、快捷化和效率化的社会效应程度,核心在于强化市场主体获得从商活动权利能力的快捷、简便、高效行为状态等。创新度是市场主体实现自由度与便利度融合发展处于动态的追求状态,显现了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创新的法治动力。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有机协同调控,做大主体自由度,提升主体更多便利度,促进营商环境的持续创新优化。自由、便利与创新,已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选择,创新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自由度、便利度与创新度的辩证关系价值,成为引导探寻优化营商环境的立足点、突破点和发力点。

“三治融合”何以赋能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基于内生动力的视角

内生动力不足是困扰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的重要因素。文章以西安市长安区四皓村美丽乡村建设为例,分析“三治融合”如何激发内生动力进而赋能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首先,“三治融合”构成的农村“现代公共规则”与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中的认同、参与、资源等基本要素相嵌合;其次,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机构,通过“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形成内外部力量的有效互动,构建不同价值的双重循环,搭建个体与集体间的利益关联,产生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中的内驱力;最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不能仅依赖外部力量的介入,内外力量的互动是农村发展过程中内生动力生成的逻辑前提,构建村民个体与村社共同体的关联和认同是关键。

证券仲裁的禀赋特性与制度创新:自愿性与强制性的冲突与调和

随着证券市场纵深发展和2019年《证券法》确立特别代表人诉讼,我国证券纠纷数量急剧增长。为保障证券纠纷高效处理和投资者合法权益,证监会、司法部于2021年制定了《关于依法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的意见》。然而,我国对证券仲裁的规制尚不完善,而美国FINRA规则和联邦最高法院Concepcion案判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梳理了我国和美国证券仲裁制度的历史发展和现行规则,比较分析了证券仲裁的自愿性和强制性规制模式。鉴于证券仲裁的禀赋特性,我国应从利益平衡角度规制证券仲裁,不能完全照搬美国证券强制性仲裁格式条款规制模式,但可借鉴其在证券.仲裁中增加强制性的经验,在允许当事人自愿选择仲裁的基础上,采用默认选择仲裁的规定。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我国应对证券强制仲裁的格式条款具有更大的包容度,以实现快速解决证券纠纷和妥善保护投资者的多重政策目标。我国法律应循序渐进地建立集团仲裁制度,借鉴代表人诉讼的实践经验,先发展普通代表人仲裁的模式,然后探索特别代表人仲裁制度。

论中国式现代化与法治的关系

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先后提出并发展完善了中国式现代化与法治关系这一重大时代命题。法治不仅是世界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特征之一,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重要保障。基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逻辑、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实践逻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实现。世界范围内比较成熟的3条法治化道路均不适合中国,惟有走符合中国特色的自我构建式法治道路。自我构建式道路由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3项原则,以及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用法典表达法律的历史惯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优良传统、以调止讼的东方智慧4项构成组建而成。

法治与形式原则的性能:以形式与实质关系为中心

法治理论的争论主题之一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其中涉及形式原则的性能。形式原则的性能可以从三个方面检视:形式性、自足性、充分性。形式原则具有形式性,但是并非纯粹,它们可能关涉法律规范的内容安排以及实质价值在规范内容上的贯彻效果,它们的解释适用也会受到实质价值的影响。形式原则具有指引法治实践的能力,但是并不自足,其自身无法解决遵守程度和例外问题,也无法消弭不同原则间的内在张力。对于有限、抽象的法治构成目标来说,形式原则可以作为构成条件,然而对于更具实践性的法治实现目标而言,就不敷其用了。法律的形式与实质相互联系,相互塑造。当法治对法律的形式提出要求,实践这种要求难免会牵连法律的实质。法治不可缺少形式原则,但是形式原则并非如通常想象的那样纯粹、自足和万能。

美国对自决原则的立场演变分析

自决原则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二战后确立的国际规则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在冷战特别是后冷战时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冲击和挑战。本文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战结束初期、非殖民化及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等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动的四个时期为基础,结合自决原则兴起、制度化、扩散和重塑等不同阶段,分析美国在霸权的不同时期对待自决原则的立场和行动差异。在自决理念的兴起阶段,虽然美国与苏联都是该理念的重要倡导者,但是威尔逊与列宁所倡导的自决理念存在重大的差异,包括自决理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起源的不同,以及对实施自决的态度差异。这决定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自决原则支持的限度,也加速了美国在价值和利益层面与世界非殖民化进程的背离。自决原则在二战后的制度化及扩散阶段,美国与苏联及广大新独立国家围绕自决原则的内涵及适用性展开了激烈争论,美国公开反对新独立国家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权利,以及实现经济自决的诉求。美国对自决原则最直接的挑战体现在它对该原则的修正主义立场和行动,一是将自决意识形态化和工具化,二是以“人权高于主权”对自决原则进行重塑。与美国鼓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将自身塑造为国际规则的创建者和领导者的形象不同,美国并非自决原则的唯一倡导者,而是规范争论者;既非自决原则的一贯遵守者,而是修正主义者。美国对自决原则的结果性逻辑决定了它的立场和行动。

平台自我革命:党的思想领导法规之整合适用论

党的思想领导法规是对党的思想建设内容和任务上的革新性规范表达。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方面往往强调依托相应的思想整合平台,以承载各类要素促进党思想领导活动的实现。作为党领导下人民形成共识的重要思想整合平台,政治协商平台旨在通过面向各类利益需求与观点表达的充分协商,切实推动纲领式原则宣示逐步落实为具象化组织规范表达。阐释思想整合平台规范指引相应协商沟通、交流活动的事项范围和要旨,主要可以从平台建制和平台运营两个方面展开。思想整合平台建制事项旨在凸显思想整合沟通实践在沟通关系、行为维度的结构定性,并围绕体系架构和功能目标来设定必要的载体结构规范。思想整合平台运营事项旨在凸显思想整合交流实践在交流资格、目标与程序维度的过程控制,并围绕人员身份、职能事项和行动环节来设定必要的活动控制方式。明晰这两个方面的协商适用自我革命规范事项,有助于党和其他社会成员的观点的有效表达和沟通交流,并经过平台的整合作用达成一致。

包容性法治: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法治特征及效能提升

党的二十大首次对“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作出专门部署,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在推进自我革命过程中,通过整合包容党内法规制度、国家法律、党的纪律、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规范形式和内容,构建起由党章及其下设的党的领导制度规范、党和国家组织制度规范、党的自身建设制度规范、党和国家监督保障制度规范四大板块组成的制度规范体系。“包容性法治”框架下的自我革命实现了不同治理规范、治理主体、治理内容的包容,确立起全面整合、多元协同的法治秩序。这可从提升自我革命的制度协同性、体系融贯性、系统调适性等方面持续努力。

电商平台“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内涵及判定

《电子商务法》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义务,但是较为简略的表述导致在理解时出现了不同认识,容易引起法律适用上的不同结果。对此,需要结合电子商务的特点以及相关条文的立法考量来加以把握。“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义务代表了我国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最新探索,反映出了《电子商务法》希望促成和确保电子商务平台通过平台自治防控知识产权侵权。因此,建立保护规则需要以现有规定为基础,并以主动治理为方向。具体判定保护规则的建立是否符合要求时,一是分析是否对法律规定加以细化以及是否违背或者降低法定要求,二是分析是否有包含现有法律规定之外的主动防控侵权措施,但是并不强制要求这些措施属于原创或者达到一定程度,三是分析所建立的规则有没有实际执行、有没有流于形式。这样的把握思路既能保证可操作性,也能减少对市场的潜在不利影响。

自我革命赋能依规治党的理论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指导下,我们党注重运用党内法规制度从严管党治党,走出了主要以坚持依规治党实现“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政党发展之路。作为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依规治党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核心目标,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践主题,在时代发展进程中形塑出独特的“大党建”内容格局、“两个重大作用”功能格局、“大法治”治理格局,并且遵循“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方法论指导,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开创了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践,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战略,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充分有力的制度保障。

重制游戏规则:青年自组织合作秩序的生成

自组织合作高度依赖既有的关系网络,已有研究将社会资本视为自组织合作秩序的关键,但对原子化个体合作秩序的生成过程解释不足。文章通过“重制规则”的反身性框架,剖析了一个青年自组织在游戏化实践中重塑规则的过程,探讨了行动者的反身意识和行动在合作秩序形成中的关键作用。首先,在初始规则认知中,行动者形成个性化理解,促使自组织形成均衡流动的合作秩序,将构建出组织关联的行动者转化为自组织成员,而难以负担角色压力的行动者则选择退出;其次,在规则更新过程中,行动者推动自组织形成具有聚合效力的合作秩序,使合作规则成熟化,从而产生内外聚合力。文章提供了理解自组织合作的反身性视角,并为促进陌生个体之间更平等、自主的合作关系提供了实践策略参考。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底蕴、底色和底气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分别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和“法治篇”。法治文化是两种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个独立分领域的耦合之处生发出的、具有高度关联性和契合性的思想精华,激活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底蕴、底色和底气。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底蕴植根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观,深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汲取世界法治文化精华,延绵红色法治文化,不断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底色凸显了良法之治、公平之治、信仰之治、制度之化、精神之化、人本之化的价值理念,实现了文化中的法治与法治中的文化休戚与共。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底气源自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全过程,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指导实践,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法治强国提供坚定的信念伟力、持久的思想定力和巨大的前进动力。

论自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网络法治意识的提升策略

随着自媒体受众人数的不断增加,思维活跃并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大学生成为了自媒体传播的广泛参与者和推动者。由于自媒体环境中信息的良莠不齐和去中心化的表达等特点,导致部分大学生出现了诸如网络法律法规知识缺乏、网络守法意识淡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不足、网络维权意识模糊等问题。因此,需要从加强自媒体平台监管、丰富和优化大学生网络法治教育内容、健全法治教育一体化体系、增强大学生网络自律等角度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网络法治意识。

自我更新理念下的乡村营建秩序构建与规划实践——以江苏省徐州市寿山村为例

针对当前乡村建设同质化问题,提出在乡村营建中应积极引导村庄实现自我更新,通过解析乡村传统营建秩序,提炼形成适应当下时代需求的工作方法和引导逻辑,进而形成当代营建规则。同时,以江苏省徐州市寿山村为例,在空间规则方面,提出整体格局、建筑组群、住宅单体3个层次的具体策略;在组织规则方面,借鉴传统乡村营建中的村庄自组织模式,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组建乡建共同体推动乡村建设,建立乡村营建的长效机制,提升乡村营建的内生动力。

证券自律规则效力的司法审查

证券自律规则无论系行政规则属性抑或民事规则属性,司法实践中都绕不开对其效力的审查。司法审查存在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多个维度,基于自律规则的不同属性,司法审查可能采取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方式。基于专业尊重的考量,司法审查应原则上穷尽自律组织内部救济,但行政救济不应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司法审查应遵循合法性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不同诉讼模式下对自律规则效力的司法审查存在不同效果。

从规则到自护:基于户外体育游戏的大班幼儿规则意识培养研究

安全与规则密不可分。大班幼儿规则意识发展呈现出规则理解不深入、规则执行需外力监督以及个体差异明显的特点。在幼儿园户外体育游戏中经常出现摔伤、跌伤、坠落以及同伴间的磕、碰、咬、挤等安全问题。教师常规的口头说教与提醒难以从根源规避安全风险,应更重视幼儿对安全规则的内化。合理利用户外体育游戏的教育功能,能调动幼儿参与游戏的积极情感来规范自身游戏行为。基于此,结合大班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借助户外体育游戏这一载体,尝试提出“两步走”的策略,促进规则内化,形成规则意识,发展安全自护能力。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融合”:地方实践、基本共识及规则安排

“三治融合”源于浙江桐乡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地方实践,具有浓厚的地方实践经验色彩。各地“三治融合”的共同点是通过内部自我创新与外部制度供给的联动,形成因地制宜的“三治融合”实践经验。在当前治理环境下,将“三治融合”从地方实践经验提炼形成规则安排,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长期稳定。在桐乡、枫桥、曲阳、象山四地“三治融合”的实践经验中,其治理成效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其在增强利益机制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和治理要素流通等方面经验上均有可取之处。基于四地经验,得出“三治融合”的基础性原则、主体定位重构和创新机制保障等基本共识。以此为基础,从规则目标、手段和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整体规则安排的建议,在规则框架内推动“三治融合”制度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执政党自我革命理论探析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带领俄共(布)针对长期执政面临的问题,开展以坚定党的领导和团结统一、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高党员党性修养与工作能力为主要任务的自我革命,引领苏维埃俄国社会革命,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应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执政党自我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启示。

列宁晚年党的自我革命思想探析

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是党破解风险挑战、克敌致胜的锐利武器。列宁晚年党的自我革命思想是在俄共(布)应对恶劣生存环境、克服党员执政本领恐慌以及反对官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的。这一思想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突出表现为刀刃向内的自我净化勇气、修正错误的自我完善精神、开拓进取的自我革新境界、笃学奋进的自我提高品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的开篇之作,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制胜法宝,是党砥砺奋进、行稳致远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