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古今帝妃婚恋与个人情爱自伤的结晶——白居易《长恨歌》创作动因探微

白居易是唐代创作最丰的大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在世自辑诗文集的著名诗人。白居易之得名,"在《长恨歌》一篇"。虽然,《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创作旨归不同,但其讽劝倾向与白居易《新乐府》之《李夫人》相同,并且《长恨歌》之感伤与白居易《寄湘灵》诸诗之情爱自伤一致。由于《长恨歌》产生于"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之时,所以,笔者认为,白居易《长恨歌》是古今帝妃婚恋与个人情爱自伤的产物,亦即古今三重婚恋悲情的结晶。

含蓄的古典情怀和清新的现代意味——读辛笛《夜别》和《再见,蓝马店》

《夜别》和《再见,蓝马店》是辛笛写于30年代的作品,同是送别题材,不同的是《夜别》写于30年代早期,写于本土;《再见,蓝马店》写于30年代后期,写于异域。古典诗词的熏陶以及现代西方诗歌的浸染,使得诗人在两首诗歌中既呈现出风格的承继,又表现出新鲜的变化,本文拭从意象组合、意境营造及诗的艺术形式方面对两首诗歌进行解读。

朱彝尊散曲简论

朱彝尊为清初散曲大家,其散曲大致可分两类:抒男女艳情与发隐逸情怀。前者,因作者曾有一段彼此相恋而又不为世俗所容、抱恨终生的恋情,故而写得深情绵邈。后者,则多用[一半儿]曲牌创作,抒写淡然隐情,应该既有主观上的着力也有客观上融画入曲及深谙传统文化的便利,因而较鲜明地体现其散曲清雅、冲淡的风格特征。

作为形式反拨的悲伤自叙传——新时期和文革时期知青小说文本形式之对比分析

新时期知青小说在文体形式上采用了与文革时期知青小说相对抗的新形式:一、文革时期知青小说的全知叙事在新时期知青小说中转为限知叙事;二、文革时期知青小说中的"凡人看异人"模式在新时期知青小说中转为自叙传;三、文革时期知青小说中高昂明亮的喜剧色彩在新时期知青小说中转为浓郁的悲剧气息。这三种情形源于知青文学叙事从依赖政治权威向依赖个体经验的转变。

戚戚怨嗟与安土忘怀——韩愈苏轼岭表处穷及其人格意识比较谈

韩愈苏轼岭表处穷殊异:愈贬潮州,披述艰辛,戚戚怨嗟。卵巢之忧,丘首之叹时见于诗,韩愈执于情者也。执于情,故入而不出,往不知返。晨趋丹陛,惟知有君;夕贬南荒,心存魏阙。故孤臣危泣,哀感君父,图异日之鹏举也。韩愈执于儒者矣。苏轼居惠,安土忘怀,随缘自适,深于哀乐而不滞,罹于忧患能自遣,入而能出,往而知返,尊儒而不执于儒者矣。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其苏轼之谓欤?然轼终不改尊儒之初衷焉。愈求哀君父,有所待焉;轼潇散度日,以观变焉。故愈之与轼,处穷虽异,归儒则一矣。

自信·自适·自伤——柳宗元心路历程之解读

在中唐的文坛上,柳宗元诗文自成一格别具风韵。本文试图从柳宗元的生活经历、诗文创作出发,管窥其大致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轨迹,即从盛唐诗人的自信到中唐诗人的自适再到晚唐诗人的自伤,并由此揭示从盛唐到晚唐文人心态的历史演变轨迹。

建构在语言乌托邦中的自我认同——评王安忆的《长恨歌》

王安忆对上海的认识与体察是深刻的、彻底的。在《长恨歌》中,她选择了上海弄堂的王琦谣。并通过建立一个极精致的语言乌托邦,把王琦瑶放置其中,让她在这种温婉、流畅、隐约的语言中不断地认识自己,在她生命的流逝与缺失中不断地体悟生命的本真、上海的实质。

杨慎“离思曲”探析

杨慎是明代中期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大议礼"事件使他大半生流放云南。与家乡、亲人的远离,使他永远摆脱不了孤苦、忧闷的客者心态。他以戍人的身份、真切的情怀、代言的方式、情境融合的风格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凄清惨厉的离思之情。

悲剧解脱之途——《前赤壁赋》哲学意蕴的一种解读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深刻地揭示了物我对立产生的历史灾难。纵观其行文兼及其一贯的思想,可以将其概括为两大类,即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万古愁”和叔本华所概括的“人生悲剧”。苏轼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从哲学层面上回答如何解决这两大灾难。

马蒂诺对疾病书写的态度转变

哈丽特·马蒂诺在1844年发表的《病屋生活》中描述了自己长期卧病的心理状态,这部作品曾是其得意之作,但在1855年撰写《自传》时,她却严厉批评《病屋生活》中的"痛苦崇拜"和过度的自我意识,并认为自己当时仍处于形而上学阶段是造成这两种缺陷的原因。本文认为,这种归因过于简单,马蒂诺在突出基督教影响的同时,却忽略了"病屋狂热"、精神自传传统、反自我意识等社会因素和体裁因素的影响。这种简单化的处理,连同《自传》中对人生做整齐而刻意的阶段划分,都体现了马蒂诺对孔德学说的依赖,体现了她急于为人生寻找规律和定式的渴望,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