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老年人的数字权利保障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社会老龄化产生耦合。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忽视了乡村老年人的数字权利保障,该群体数字权利体系和救济体系皆不完备,且怠于使用数字技术,难以实现数字权利自我保护,利益相关主体对该群体数字权利保障的参与度亦不高。乡村老年人享有数字人权,系既有权利及依赖于数据信息而享有权利的数字化表达;数字化的社会权利表达包括数字生存保障权与数字受教育权;数据与老年人形成依附关系时具有排他财产权属性,数字人身权保护针对个人数字信息权和数字隐私权。维护乡村老年人的数字权利,须推动乡村老年人数字权利保障入法入规,强化公权力部门在乡村老年人数字权利保障中的积极作为与担当,尝试建构数据信托和数据代管人制度,打造多元利益相关人协同治理格局。

村庄公共品的内生供给与外生供给

依据公共品建设资源来源,可以将村庄公共品供给分为内生供给与外生供给两种形态。依据公共品供给主体不同,村庄公共品供给有“长循环”和“短循环”两种方式。一直以来,村庄公共品主要靠“短循环”的内生供给,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取消农业税后,国家资源下乡,村庄公共品逐步变成依靠“长循环”的外生供给,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大幅度提高,却也普遍存在资源浪费的问题,包括公共品供给与村庄需求错位、村民客体化、村干部行政化等。在全国区域差异巨大、不同村庄公共品需求不同且公共品标准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将目前通过中央部门向农村转移资源建设村庄公共品的长循环,变为以村庄内生供给公共品为主的短循环,不仅可以提高村庄公共品供给效能,而且可以激发出农户建设公共品的内在积极性,其中关键环节是将国家下拨到村庄的资源从财政资金变成村庄集体资源。

送法上网:网络空间司法主权的建构、困难与出路

互联网司法可视为建构网络空间司法主权的制度尝试。“送法上网”需求来自对网络空间司法管辖的争夺与治理规则的制定,要求补充以平台为代表的替代性在线解纷机制。其制度实践受技术与政治的双重逻辑支配:在技术上效仿平台解纷,但仅仅完成在线化而数据化与智能化皆有限,导致收案量激增而解纷效率提升不足,案多人少矛盾更加尖锐;在政治上受传统官僚制度的深刻塑造,显示出科层制与互联网的内在紧张关系,前者不可能被后者完全改变,反而将吸纳、利用、重塑后者。欲改进当前互联网司法,核心仍应是理顺法院内外解纷机制之间的关系,将大量简单纠纷再度交由院外解决,但通过重大、典型、疑难案件的“上诉”管辖与社会信用体系的辐射作用,保持司法的治理影响力与规则制定权,并继续推动司法的数据化与智能化改革。

数字乡村建设的经济法保障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数字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的相结合提供了契机,但在此过程中,乡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数字化、经营网格化、治理数字化水平都对我们数字乡村的建设提出了挑战。经济法作为倾斜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在促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从市场主体权利保障体系的构建、农村数字经济监管体系的构建、数字经济责任制度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提出了经济法层面的完善建议,从而为我国数字乡村的建设贡献力量。

延安时期“文化下乡”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以毛泽东关于农村文化改造的思考为线索

如何改造农村文化实际,教育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复思考的课题。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便细致深入地调查农村文化,初步构想农村文化改造的方式。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村文化改造设想终于付诸实践,伴随着多方面条件的成熟,一场“文化下乡”运动得以展开。这场运动为农村文化改造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取得了多重的效果。在新时代,重温毛泽东与延安时期“文化下乡”运动的理论与实践,能够给予当前新农村建设以重要启示。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绿色生态法治保障研究

绿色发展理念是乡村绿色生态法治建设的亮点,对推进乡村现代化文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致力于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布局,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全面改善民生。绿色化发展兼顾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生福祉3方面的统一,是挖掘乡村生态法治建设的潜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抉择。在新形势、新战略的影响下,绿色乡村生态问题的整治也会遇到新障碍。在现有的法制结构框架下,环境领域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执法主体存在的短板,对乡村实现绿色生态法治建设的疑点提出新思考。目前,绿色乡村建设必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和优化政府执法方式等,践行绿色基本原则,实现乡村建设绿色化和法治化。

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嬗变——一场居民纠纷解决的反思

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和法治建设的推进,乡村居民之间的纠纷解决方式处于一种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状态。以往基于熟人社会的信任、权威居中调节、情理交往以及无讼心理来解决乡村纠纷的方式逐渐消解。在半熟人社会中,乡村社会信任关系发生变化、纠纷主体与类型多变、人情淡漠使得纠纷解决方式从礼治逐渐向法治过渡,形成了乡村调节手段弱化,法制手段不断增强的新局面。随着现代性的深入,“送法下乡”已经不能满足“结构混乱”的乡村社会,“迎法下乡”需求凸显。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户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地区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需要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有力支持。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家庭融资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的截面数据,采用Probit模型从数字技术发展和人口资源配置两个方面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户家庭借贷选择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技术发展对农户借贷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数字金融活动参与降低了农村借贷双方的借贷成本;人口资源配置对农户借贷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主要表现为省内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提高带来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其借贷需求。

同构与互嵌:乡贤文化与法治乡村建设的耦合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须进一步建立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法治之间的联系,以乡村的内生性资源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乡贤文化介入乡村治理须打破“德治”的固化,形成乡贤文化的法治逻辑,实现乡村善治。借乡村共同体重构的视角,融合乡贤文化中的文化权威与社会权威,以法律权威搭建乡村共同体的法治基石。乡贤文化应立足于乡村法治文化失调现状,实现以法价值为核心的规则之治,规范乡贤文化主体;跳出“以德代法”误区,构建法理型乡贤组织;正视基层权威秩序的流变性,以法治保障动态调试下的新乡贤治理等,进而实现乡贤文化与法治乡村建设的同构与互嵌。

半主动磁流变阻尼控制方法的比较与分析

提出了基于现代最优控制理论的半主动控制算法，通过对一装有５个磁流变阻尼器的７层框架结构的地震反应分析表明，基于两种主动控制算法的所提半主动控制律是非常有效的。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探析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国内外文献多有涉及,但是学者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学而不是法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立足于对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有关立法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从法律的视角来研究制度问题,并且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我国农村法治的困境与解决方略研究

农村法治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鉴于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和农村社会主体法治意识不强等原因,农村法治在社会整体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着法治困境,需要我们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着眼探寻现代农村法治的建立,找出现代农村法治的解决方略,以期建立现代整体法治社会。

关于农地租赁制度的法律思考——兼谈我国农地租赁权的构建与完善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农村土地使用制度 ,尤其是现行的农地承包经营制度逐渐表现出诸多的不适应 ,迫切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针对农地使用制度的完善 ,经济学家提出了农地租赁制度的改革方案。本文在分析农地使用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试图从法律角度入手对农地租赁制进行探讨 ,并提出在我国即将出台的《物权法》中引入农地租赁权的概念 。

我国农村法律服务及其体系建构

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我国现行法律服务体系在农村法律服务方面主体残缺、功能不足、适应性不强。根据农村社会特点和涉农法律事务需要,对现行司法组织进行延伸和改造,在农村地区逐步取消乡镇法律服务机构,设置律师、公证、仲裁机构,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建构相应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既是我国法律服务体系自身完善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要求。

农村经济法制建设的反思与展望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目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有农村建设的法制理念和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必须尽快实现转变和创新,即从稳定理念向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变、从保障理念向统筹城乡发展理念转变、从政府主导理念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理念转变、从非均衡发展理念向均衡协调发展理念转变,并在新的法制理念指引下完善新农村建设的法制体系,构建真正符合新农村建设需要的科学的法制体系。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问题分析

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核心问题,而土地问题则是农村问题的关键所在。建立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合理、有序的市场流转制度对实现中国农地规模经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因此,有必要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予以反思,以期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完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环境法律制度的历史性变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浓郁的环境保护内涵,指向一种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新型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现行环境立法没有充分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制度供给,应进行历史性变革,打破传统"城市中心主义"立法理念,完善相应农村环境法律制度。

农村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研究

城乡财政均等化、农业弱质性所体现的制度需求与农村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供给矛盾,制约了"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必要在法律制度上进行创新。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农村土地物权制度的历史变迁

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村改革始终是重中之重,而土地制度又是农村改革的核心。通过对中国农村土地物权制度三十年历史变迁的描述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农村土地物权制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影响,以及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