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裁量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2009年2月至2021年7月间全国法院审结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件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我国法院裁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件的实践与规范之间存在偏离现象,主要体现在法院实际判处的刑罚畸轻和未能准确识别个人信息的敏感程度。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设置过于注重预防功能和个人信息分级分类制度不健全,是导致司法裁量与应然规范出现偏离的原因。在数据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和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体系与民法保护体系逐步完善背景下,完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立法方向,应包括调整定罪标准和细化敏感个人信息类型两个方面。未来应当以健全个人信息多部门法协同保护为目标,适时调整各部门法的保护边界,实现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有效衔接,进而实现法律手段与其他规制手段的协同治理。

论预防刑的裁量

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报应的正当性与预防犯罪目的的合理性,基于报应所裁量的刑罚是责任刑,基于预防犯罪目的所裁量的刑罚是预防刑。裁量预防刑时应当重点追求特殊预防,不得使积极的一般预防优于特殊预防;裁量预防刑时难以追求积极的一般预防,不得追求消极的一般预防;但是,如果一般预防的必要性小则应当从宽处罚。由于预防刑的裁量是刑罚个别化的过程,所以,不能追求量刑平衡。在任何犯罪中,表明被告人再犯罪危险性小的情节都应当受到重视,对罪行严重的犯罪不适用或者严格适用酌定从宽情节的做法,违反刑罚目的。裁量预防刑时,对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与影响预防刑的情节,既不能进行综合判断,也不能使之相互抵消;既要考虑类型化的情节,也要考虑非类型化的情节。

美国少年司法严罚刑事政策的形成、实践与未来

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在保护主义的理念下处理少年犯罪,曾经是美国的骄傲,也是其他国家效仿的范本。但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严罚刑事政策开始逐步占据美国少年司法刑事政策的主流,呈现出逐步背弃福利型少年司法传统的趋势。这种转变是在少年犯罪恶化与古典犯罪学派复兴的社会背景与理论背景下发生的,也是对少年司法理念的歪曲。少年司法严罚刑事政策的推行激化了少年法院存废的争论,也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和日益深入的反思。

刑事处罚令程序中的量刑协商——德国的实践及其对我国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启示

刑事处罚令程序是轻微刑事案件的快速处理程序,在刑事处罚令程序中引入和建立量刑协商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德国处罚令程序及其中的协商实践为我国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提供了富有启示的范本,值得学习借鉴。我国未来的刑事处罚令程序应当允许控辩双方进行量刑协商,并以处罚令程序为基础构建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刑事审前分流机制。

论包括的一罪

包括的一罪,是指尽管存在数个构成要件该当事实,但不是进行数罪并罚,而是通过适用一个法条作为一个犯罪进行包括性评价的情形。在包括的一罪中,既存在接近于实质的一罪的类型,也存在接近于科刑上的一罪的类型,应就各个类型分别探讨将其认定为包括的一罪的根据及其要件。意思决定的一体性、法益侵害的一体性是重要的认定标准。

《唐律疏议》所见唐代审判责任制度

《唐律疏议》把案件的误判情况分为"故出""故入""失出""失入"四种类型,并规定了处罚原则。案件判决实行连署制度,联署判案出现误判,则分为"同职犯公坐"和"同职有私余官不觉"两种类型,连署之官根据自身在四等官制中的地位,负相应的连带责任。

“徇私舞弊”在刑法中的功能定位及立法重构

我国刑法中对于徇私舞弊的规定罪名众多,法条关系庞杂,功能定位不一,理论分歧与司法适用问题突出,尤其是涉及一罪与数罪问题、量刑上的重复评价和轻重倒置问题,难以通过解释的方法加以解决。从徇私舞弊的性质出发,将徇私舞弊明确为滥用职权罪的“从重处罚”情节具有合理性。这就要求在立法上,徇私舞弊不能作为定罪情节设置特别法条,而必须依附于滥用职权罪的法定刑规定,否则“从重处罚”就会失去参照的基础,从而异化为“加重处罚”。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我国刑法中的徇私舞弊及渎职犯罪进行体系性的立法重构。

数罪被判异种自由刑并罚的立法解决方式

异种自由刑并罚毕竟是一个立法方面的问题,立法方面的问题就应当通过立法来解决,而立法方面的问题通过司法解释,却有司法解释在适用上的越权之嫌。从立法上解决有期徒刑与拘役的并罚方式是:彻底废除拘役刑,将拘役刑的刑期并入有期徒刑的刑期。由于管制与有期徒刑属于限制与剥夺自由刑,因而在立法上考虑协调管制与有期徒刑两者关系时,应当分别执行管制与有期徒刑,而不应当折算或者吸收。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理性论

受贿罪的法益为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刑事立法规定贿赂罪的目的是禁止公职人员将公务作为利益的对价来执行,宜将涵盖财物、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在内的所有不当利益一律纳入贿赂标的范围,"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宜出现在受贿罪群的犯罪构成中。《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数额"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未有效解决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中存在的问题。域外诸多国家实行的行为标准的定罪模式并非舍弃定量任务,其通常由司法机关综合犯罪行为的性质、手段、情节、数额等因素来予以确定。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仍是一个理性的基本立场,具体数额与情节标准的罪量标准设置仍是一个依赖司法实践的经验型结果。"严而不厉"应当被作为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基本刑事政策,其与"零容忍"刑事政策的贯彻并行不悖。

缓刑适用中的数罪并罚问题

缓刑判决尚未生效又犯同种罪不能实行数罪并罚;缓刑期间又犯新罪能依据刑法第69条规定数罪并罚;缓刑期满以后发现漏罪不能实行数罪并罚;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新罪能构成累犯;缓刑考验期满后才发现新罪的,缓刑不能撤销,如果新罪还没有超过追诉时效,只需要对新罪直接作出处理。

汉语句子英译新法详解——汉语句子中意群之间模糊逻辑关系的清晰化

将包括多个意群的汉语句子翻译成英语句子的一个困难是汉语句子的结构与英语句子结构差别很大,很难将它套入一个合适的英语句型中。具有几个意群的汉语句子,几个意群可能是并列的意群,也可能存在某个关系如因果关系、伴随关系、时间关系、让步关系等等,实际翻译中,第一步应对汉语句子进行逻辑分析,理清意群之间的关系,第二步确定主语和谓语,第三步进行翻译。汉语句子看似模糊不清,实际上存在隐蔽的逻辑。

沉默自由、诉辩交易与坦白从宽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揭露和追究犯罪,始终是个两难的命题。根植于西方法律文化的沉默自由、诉辩交易等制度固然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甚至合理引进,但这一过程将不会是短暂和平直的,我国多年实施的坦白从宽原则值得重新认真研究,丰富其内涵,明确其规定,使之发挥重要作用。

论翻译中英译汉的难点及几点思考

英语、汉语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要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际间进行成功切换,这对翻译工作者来说不是件易事。本文拟对翻译中英译汉的难点即词的理解、长句的理解以及跨文化理解作些分析,并谈几点思考。

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并罚问题研究

当数罪主刑中同时出现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时该如何并罚,刑法对此并无直接明确的规定。较之并科原则的严厉与吸收原则的纵容,限制加重原则在处理该问题上表现出优越性,应作为解决该问题的基本原则。适用限制加重原则的关键,不在于回答如何在相异主刑之间进行换算,而在于探知对轻罪主刑进行削弱的程度和比例。有关刑期量化这一技术性问题可以从限制加重原则的立法旨意中得到启示,并借助对重罪主刑与轻罪主刑之间联动关系的考察,从而得到非同种有期自由刑并罚刑期的计算公式。

评颜迈教授的“三级成分分析法”

贵州教育学院颜迈教授编著的《现代汉语》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运用一种新的析句法———三级成分分析法来分析单句。三级成分分析法继承综合了传统的句子成分分析法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层次分析法的优点 ,取长补短 ,克服了它们的缺点 ,是一种简明灵活、可操作性强而又具有科学性、理论性的优秀析句法 ,值得在教学领域大力推广。

论《唐律》中的“出入人罪”

司法人员的审判工作在古代和现代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着人民的权利以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唐律》是我国古代影响很大的一部法律,其中对司法官员的审判活动作了若干规定。通过对其中有关“出入人罪”方面的规定作一点介绍并进行简要评价,可以对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提出一些建议。

结果导向的刑法实质解释论

关于刑法解释立场的问题,近年来划分成了形式解释阵营和实质解释阵营,双方的争论点主要在于价值判断顺序、构成要件和刑法机能等方面。但是,双方并未突破传统法教义学解释范畴,从方法论层面给司法实践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解释道路。由于现代社会的转型和价值的多元化,以司法能动主义和实质法治为基础的实质解释论显然能够更好地满足实践需要。正义导向和举轻以明重的实质解释路径无法保证实质解释的结果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结果导向路径的实质解释通过对“结果”中道德、民意和政策的考量,将价值判断融入规范的解读之中,从而保证演绎推理的结论兼具“正义性”和“规范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检察机关的作用研究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具有重要作用,除了常规的法律监督之外,检察机关应当具有程序启动上的决定性和定罪量刑上的关键性"两个主体"作用,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决定权由检察机关享有,其他机关和个人没有适用与否的决定权;检察机关对定罪量刑具有权威的话语权,人民法院原则上只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非有法定情形,不得对检察机关提出的定罪量刑建议进行改变。"两个主体"作用的依据有理论和法律法规规定两个方面,作用的具体发挥需要通过立法或者规范性文件进行规制,并明确在侦查阶段原则上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适用由检察机关决定,在审判阶段法院原则上应采纳检察机关的定罪量刑建议。

汉语直接抱怨语的句调分析

基于实验语音学,选取情感类节目《金牌调解》为会话语料来源,使用Praat软件从句类的视角对63句语料进行句调分析,探究汉语直接抱怨语的句调特征及其句调走向与抱怨程度之间的潜在相关性。研究发现:汉语直接抱怨语具有句首高音高起始、句末伴随降调的韵律特征;以是非问句形式呈现的抱怨语句末句调发生变异,多伴随降调;抱怨程度对汉语直接抱怨语的句调走向无显著影响;以陈述句形式呈现的低于指责水平类抱怨语句末伴随降调,但降幅小于其他类别的抱怨语。

现代法治视野下的轻缓刑罚观

现代刑事法治理念在强调刑罚对社会的保护之余,更为关注刑罚对人权的保障。重刑并不必然降低犯罪的发生率,因此,轻缓刑罚观已成为当前国际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所广为接受的新刑罚观。我国刑法对此应适当借鉴,尽快树立轻重兼顾、以轻为主的刑罚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