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天道:荀子礼学的形上学依据

为了给自己的礼学思想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荀子从人性论与天道观两个方面对礼学的形上学依据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在人性论方面,他以“性伪之分”为逻辑起点,以“性伪合”为理论归宿,论证了礼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产生的人性根源。在天道观方面,他以“天人之分”为理论依据,论证了礼在人类社会中的核心价值,并以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性为理论依据,建立了礼的超越性和绝对性基础。

“主客相分”与“天人合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哲学反思

从科学与技术哲学现代性的话语中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到,对现代性缺失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在思维方式上实现"天人合一"到"主客相分"的转换;在本体论上,重构具有现代特质的概念形而上学,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型。

“绝地天通”:解释史的考察及评析

历史上对"绝地天通"的解释发生了三次解释范式的转变。第一次是《国语》中的观射父解释,具有春秋时期人文主义的色彩,以人事解释神话。第二次是宋明思想家的解释,表现出当时士大夫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状况。第三次是现当代思想家的解释,他们借鉴西方人类学关于原始思维的理论,把"绝地天通"放到人类思维-宗教发展的一般历史当中进行考察。每一次解释范式的转变都是对这个事件认识的一次深化,但每种解释又都受到特殊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从而也会出现偏离。

沟通天命:董仲舒对儒家神圣性与超越性根基的再植

“绝地天通”之后中国文化朝人文化、理性化、人间化方向发展,对神性的关注逐渐淡化。董仲舒天人之学的建立,将“绝地天通”以来天人分离的状态,拉回到天人相合的轨道,重新建立起儒学对天的信仰,开启了儒学的神学时代。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是“神人合一”,祭祀活动是沟通天命的重要礼仪,是儒家神圣性的体现。董仲舒试图通过祭祀行为,将至上之“天”以及神圣性、超越性的理念,再度植根于儒学及儒者的心灵,其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在当今重建儒学的过程中需要被认真对待。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天人之分”析论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提出了“有天有人,天人有分”这一命题。通过对比和分析,此篇“天”和“人”的涵义和所指既源自与孔墨相关的传世文献,又有顺应时世变化和发展的新义。“天人之分”指人与社会各有职分,揭示了社会的偶然性对个体的制约和限制,认识到“时”“世”“遇”作为命运的重要性。其意义在于,这一认识的提出,是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此时也正是论辩和道术极大发展的时期。《穷达以时》“天人之分”为我们认识先秦天人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

先秦儒家天人观的生态伦理思想探微

先秦儒家已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初步认识到生物体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在"天人相分"的观念中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发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下提出"仁民而爱物",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没有"天人相分"的"天人合一"是不健全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盘古神话的本土文化渊源

盘古神话由盘古开天地神话和盘古化生神话构成,二者均有若干要素可在先秦两汉思想文化中找到渊源。盘古开天地神话关于天地未分状态的描述,以及"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等观念,实为先秦两汉之际的普遍认识,尤其在道家文化中盛行。盘古化生神话关于盘古死后身体各部分化生为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天地万物的故事,应是在我国上古化生神话以及战国秦汉以来形成的天人感应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上古化生神话为其提供了死后化生的结构模式;天人感应思想——尤其是"人副天数"——将人体与自然事物一一对应,与盘古化生神话如出一辙,而且在具体的对应关系上,二者亦存在相当程度的吻合。整体来看,盘古神话根植于本土文化,应是在先秦两汉思想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产物。

荀子荣辱观念之再考察

荀子作为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批判和吸收各家各派的同时,继承了孔孟关于荣辱观念的根本理路,对当时的社会治乱、人心世风进行了深入的洞察,对当时的天人关系、天人之分进行了细致的探究。他从人性的先天不足入手,于先王之道的根本精神处找出路,从而构建出了自己的荣辱观念。

先秦天人观:古代造物艺术的思想渊薮

先秦的天人观可谓是中国古代造物艺术的思想渊源,而心物关系则可视为天人观念在文艺创作中主客体互动的重要表现与多元伸张。"天人合一"思想蕴含了符号功能性与审美性统一的造物理念;而"天人相分"理念则是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工匠精神、"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追求等造物思想的渊源。"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思想的辨析及其对造物艺术观念影响的探索,至今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试论荀子的天道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荀子天道观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一直为后人称道,本文从静态——"天人之分"和动态——"天人合一"两方面对荀子天道观进行考察,并对有学者认为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是"人定胜天"的理解进行反思。

试论佛禅思想对宋代文化整合会通的影响

北宋中叶后的文化圈内出现了一股整合会通的文化思潮,这种思潮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共同性,从而打通自然、人生与艺术之间的界限,既带有传统天人合一的因子,更融进了外来佛教学说的血液。佛禅思想对整合会通的新思潮尤其是文艺思潮起到了催化和激发作用。

“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

中西文化相异的源头端在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而西方文化主张“天人相分”。文章对这两种理论的思想渊源、本质及利弊进行比较,从而提出超越“天人相分”,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即,在人和自然平等互动关系基础上实现人对自然的认识、理解、融入、渗透和改造。

中西方自然观的历史演进及发展愿景探析

中西方不同的地域、民族造就了中西方风格迥异的自然观。中国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西方则强调人在自然中的主导地位,崇尚自然要为人所用,最终形成了"天人相分"的自然观。虽然中西方自然观有所不同,但是二者观点的本原皆来自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界。对于中西方自然观存在的差异,必须建立在生态自然观的基础上,以生态自然观为理论切入点,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古希腊神话和传说中历险精神的文化阐释

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冒险精神的英雄形象,这些文学形象折射出了西方人热衷冒险的文化特质。在西方文明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这股勇于探索、甘于冒险的历险精神始终贯穿其中,甚至成为有别于其他异质文化的重要标志。它引领着一代又一代的冒险家向未知领域挺进。当然,它内含的"天人相分"的认知模式和"世俗人本意识"对人类文明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

从“裁辅天地”到“天人合一”:中华生态文化的思想域分

中华生态文化与思想厚积于农耕文明的深厚土壤,薄发于当下贞下起元的新时代,立基点始终不脱天地人关系的协调、进步与发展。自《周易》提出"裁辅天地"的生态协调论,至道家老庄一脉的"道法自然"论,到儒家荀子的"天人相分"论,以及邹衍的"天人合一"论。不难发现,传统生态思想与文化的发端始自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和社会,存录于先秦秦汉文献典籍中。历史不断地证明,实现进步的关键是新思想的引领。中华生态文化的创造性、传承性和天下意识,在历史的节点折射出思想的域分驰张,隐含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思考指向。

由冲突走向融合:天人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哲学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在当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的时候,有必要梳理中西两种自然观,以重新审视“天人关系”,重新定位现代“天人关系”,并求得“天人之际”的和谐发展。

以老子学说论建筑的本质

空间是建筑的灵魂,其本质是人,是人性,是人性化空间的围合分隔﹒以老子学说"有无相生"论述了建筑实体与空间的关系,在这一对相辅相成的矛盾中,终以其"无用者为用矣"﹒提出了人造空间的围隔必须应用科学发展观有序进行﹒

论荀子的天道观及其价值向度

荀子的天道观破除了先秦时期"天命论"的神秘色彩,揭示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本质联系,为建设和谐共存的天人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荀子在承认天道不可变的同时,也认为天命不足畏;当人们深信天即自然,自然的运行有规律可循之后,人就有了主宰自然,裁制万物的勇气和信心。这种信心和魄力对于今天的人们解决社会发展与转型中科学主义泛滥和人本主义失落的双重危机,克服人与自然的失衡,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柳宗元“德治”思想的时代价值

柳宗元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倡导的"德治"思想沿袭了尧舜、孔孟之道,强调"德治"思想并不是圣人之意的具体表现,而是社会历史发展之势的必然产物。其政治观点比较鲜明、深刻,而且将"为国为民"的德治思想贯穿始终,在提倡"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今天,仍具有一定的传承、宣扬和借鉴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