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原则在捕诉程序中的引入与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力推行的"捕诉合一"办案机制,学术界对此褒贬不一,观点对立。"捕诉"的具体程序设置、权力运行由于受到我国目前检察权性质不明所限,因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宪法基本权利保障并非"捕诉合一"或者"捕诉分离"就能够力行解决。比例原则的引入就为此提供了一种新思路,通过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相称性原则在逮捕权、公诉权的适用,完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利益侵害达到最小限度的制度预期。

捕诉分合之辩

审查逮捕权和审查起诉权是刑事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捕诉关系有“分立”和“一体”两种工作机制。建国70余年来,捕诉关系“四合二分”,呈现出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情势。本轮检察机构改革中,捕诉关系分合论争激烈。捕诉分合之争本质上是审查逮捕权和审查起诉权在检察机关内部权属分配问题,并未改变各自权力属性。“捕诉一体”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效率价值需求强烈背景下的办案机制供给侧改革,是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目的实现路径变化背景下的办案机制调整,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模式多样形态转变背景下的工作机制选择。

“捕诉合一”背景下诉讼化审查逮捕程序的完善与建构

“捕诉合一”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关系检察权运行机制的整体性变革。在推行“捕诉合一”的背景下,完善与建构诉讼化审查逮捕程序,对于防范审查逮捕职能弱化、助力“捕诉合一”改革顺利施行大有裨益。完善听取意见程序,需实现讯问犯罪嫌疑人全面化与实质化、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主动化、审查逮捕证明机制化;建构听证程序,应彰显审查范围适度、审查主体与决定主体同一、侦辩双方对庭论辩、权利救济与制度保障完备的设计合理性。当下,我国审查逮捕程序中应以听取意见程序为主导程序、听证程序为必要的辅助程序。

“捕诉合一”改革对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捕诉分离"机制下,检察官难以实现对侦查活动全域监督和无法亲历案件审查等制约,促成了"捕诉合一"机制的改革。改革涉及到检察机关的逮捕权、公诉权等变革,无疑将对公安侦查工作产生诸多影响:侦查机关在检方的答辩空间将受到压缩;检方不批准逮捕案件可能增多;审前羁押率可能降低;已批捕案件改变强制措施概率降低,起诉率增大等。侦查机关可从办案质量、工作机制、队伍建设以及工作理念等方面入手,着力推动侦查工作与检务改革相适宜。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检察机关捕诉分合问题论析

检察机关的批捕部门与起诉部门应当合一还是分立,目前学界对此讨论比较多。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看,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功能与起诉功能均属于法律维护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权与起诉权均属于司法权的内容,并无质的区别。如何在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立之间进行选择,最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这两种模式对审查批捕功能的发挥、权利的保障与职能的专业化的影响。综合权衡,应然的选择是捕诉分立模式。在捕诉合一模式下,应当通过建立有效的司法责任追究机制、确立合理的检察官考核机制,以及设置合理的工作流程等措施,确保审查批捕功能的发挥。

检察机制的新选择:“捕诉合一”

在新时代司法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也应司法改革及实践的需要,调整捕诉之间的关系,将侦查监督部和公诉部合并为一个部门,即"捕诉合一",具体是指在公诉案件中由检察机关的员额检察官或办案组负责同一案件的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对于检察机制改革,无论是"捕诉合一"还是"捕诉分离",都不应仅仅在某一层面进行利弊分析,而是应基于本国的国情、司法改革和实践需要及能推动社会发展等层面进行考虑,从理论和实务中寻找合适新时代中国特色检察机制的道路。

司法改革背景下“捕诉合一”的推行动因、困境与改革进路

最高检推行“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最主要的目的,即为解决当前检察系统内部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而这一矛盾被激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员额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检察系统内办案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且办案工作量还有了大量的增加。尽管“捕诉合一”改革有助于解决当前检察院办案压力骤增的压力,但存在着诸多弊端,不宜作为一项长久之计。当前应强化外部监督措施,并改良其他制度以削弱检察院对“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需求。

捕诉一体视域下审查批捕权的异化与回归

理论界对于检察机关审查批捕权性质异化的讨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即便是在捕诉一体化改革之后。批捕权作为启动最严厉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力,其根本目标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客观价值旨在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本质属性是对侦查机关刑事侦查权的监督。在捕诉一体化视域下,审查批捕权性质存在诸多异化风险:其被动中立性受到质疑、其程序保障异化为事实审查、其存在异化为"预审"制度的风险。对此,应当从构建审查批捕听证制度,实现事实定性与法律裁决分离,完善被追诉人救济机制,细化司法责任制,严格坚持审查批捕证据标准等方面入手,以期实现审查批捕权性质的回归。

“捕诉合一”改革对刑事辩护的影响及对策

“捕诉合一”是检察机关对内设机构的调整,其与“捕诉分离”各有利弊,无论哪一种模式都属于检察权内部的权限分工,在诉讼法上的效力并无二致。“捕诉合一”模式对于辩护权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审查批捕阶段律师辩护的重要性增加、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的效果削弱以及羁押必要性审查阶段律师辩护的难度加大。因此,该模式下更应重视对辩护权的保障,如赋予辩护律师在逮捕程序中的知情权、阅卷权及完善逮捕听证制度。

逮捕全面化审查机制的改革初探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审查逮捕这一刑事案件中的重要环节也开始逐步推行探索改革,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也开始进行逮捕全面化审查的试点。"捕诉合一"的大背景下为推行审查逮捕阶段的全面化审查改革带来契机,传统"捕诉分离"模式下,审查逮捕存在行政化、工作效率不高以及侦查监督不力的问题,全面化审查逮捕将对逮捕的条件进行实质化审查,探索诉讼化的审查逮捕,构建三方主体,同时明确检查引导侦查,加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保证案件侦查的质量,也避免不必要的羁押,促进审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论捕诉一体办案机制下审查批捕程序公开

推行“捕诉一体”的办案机制,对提高办案效率和节省办案人力资源方面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现有的审查批捕程序中仍存在批捕方式书面化、律师辩护职能没得到充分发挥、对被害人参与关注不够、批捕决定行政化的问题。检察机关应以内设机构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改革为契机,在明确刑事诉讼中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职能不同的基础上,注重二者在审查时间延续性、审查步骤与方法一致性、审查内容的前后衔接的相连关系,由此确立“捕诉一体”办案机制可行性、必要性。通过执行“捕诉一体”办案机制,有效探索一个符合我国司法实践,能满足审查批捕时限要求,律师辩护得到充分保障、被害人能依法参与的相对公开的审查批捕程序。从而强化刑事检察工作司法属性,将有益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发展。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公检衔接问题研究

公安机关对涉罪企业采取的各类强制性侦查措施,使得涉罪企业的经营状况在启用合规不起诉程序之前便受到影响,从而失去了适用该制度的能力。为解决该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公安机关内部对企业犯罪案件处理制度的改革,使其采取的侦查措施轻缓化,并且协同第三方组织将合规甄别程序提前至侦查阶段;另一方面,检察机关需要通过严控审查批捕、提前介入侦查等方式,在监督公安机关的同时,协助其完成对企业犯罪案件的甄别与侦查,并据此适当提前启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

由“职能依附”到“适度分离”:我国侦查监督实践路径的反思与突破

侦查监督职能在性质、内容和特征等方面与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职能具有较大的不同。然而,司法实践长期遵循将侦查监督职能依附于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职能的思路,极易混淆检察职能的差异性,削弱侦查监督中立性。内设机构改革将侦查监督职能与捕诉职能相融合使依附性问题更为突出。其产生的危害表现为:不同诉讼角色间冲突被激化、控辩结构的平衡性被削弱、监督活动滞后性加剧、侦查监督流于形式、监督盲区被扩大。为修补内设机构改革加剧的依附性难题,强化侦查监督职能,应借鉴地方检察机关有益试点经验,按照“适度分离”的思路对我国侦查监督职能的实践模式进行改进和完善。具体可通过设置独立的侦查监督办案主体、拓宽侦查监督线索发现渠道、推动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程序、建立类型化的证据收集指引来实现侦查监督实质化。

捕诉合一:新时代背景下的合理性与完善路径探讨

在推行捕诉合一过程中,理论界与实务界提出了一些质疑,但都不足以成为反对实行捕诉合一改革的理由,捕诉合一的改革势在必行。捕诉合一是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监察体制改革以及司法责任制改革中应运而生,既能解决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境,又契合人权保障理念,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当然,捕诉合一的改革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形成监督制约机制,且通过设立救济机制、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奉行少捕慎捕理念以及建立审查逮捕诉讼化构造等,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社会系统工程视野中的捕诉关系改革

捕诉合一改革是当前检察机关机构改革的重要方面。事实上,捕诉合一改革将不仅实质改变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分工制度,也将涉及程序公正和社会对公正观念的理解,因而这项改革需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层面审视。就捕诉关系权力配置的未来而言,交给审判机关中立行使目前不具有现实性,捕诉合一还存在诸多结构不协调。合适的方案是在保持现行捕诉分离体制下,实行逮捕程序的辩护律师参与制度,从而最大化的兼顾各方权益。

时代语境下我国“捕诉合一”的合理性与完善进路

“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既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与诉讼制度改革下检察机关优化职能配置,提升办案效率和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检察机关应对新形势、新挑战,实现内设机构划分以案件类型为标准的现实需要。面对“捕诉合一”会造成审查批捕权中立性消解,批捕“绑架”起诉,捕诉标准混同等的质疑,应予以积极回应。同时也应当直面“捕诉合一”存在的问题,从严格把握审查批捕标准,推进逮捕诉讼化改革,强化内部监督制约等方面进行完善。

司法审慎意识深化进程的检察实践研究

以西部地区地级城市Q市检察办案数据为样本,对1979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案件受理数、不捕率、不诉率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由此发现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主要得出五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慎刑”思想应当受到重视;三是全面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的条件更加成熟,应当抓紧历史机遇期加大加快推进;四是“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落到实处需要立法支持;五是应尽快搭建中西部向浙江等先进省份学习的桥梁。

“捕诉合一”视野下检察监督机制探究

作为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新举措,“捕诉合一”符合机构改革的预期,在提高诉讼效率、提升专业化水平和加强引导侦查能力方面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但“捕诉合一”制度中检察官集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诉讼监督职能于一体,容易出现权力过大、错案无法自纠的隐患以及滥用自由裁量权、忽视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等诸多问题。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捕诉合一”的功效,应将目光投向检察监督机制,从内部的角度树立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健全检察业务考评机制、完善内部一体化监督机制以及构建检察官职业伦理体系;从外部的角度接受辩护律师全过程的监督、强化当事人的监督、建立逮捕听证程序、引入惩戒主体以及畅通监督渠道,防止权力滥用现象的发生,从而保障“捕诉合一”模式发挥最大的价值。

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的运作原理及实践完善——兼论捕权上提的影响及应对

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推行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是刑事诉讼"互相配合"原则的具体体现。捕权上提改革开展后,给该机制的运作带来诸如办案时间紧张、不捕率上升等问题。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捕权上提,整合控诉犯罪资源、采取措施,完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

捕诉关系的辩证思考

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究竟应当分离还是合一,这不只是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职权配置之争,更关乎检察制度的发展和法治正义的实现,需要加以认真思考和抉择。捕诉合一确实具有超越于捕诉分离的一些功利性价值,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使其获得法理上的正当性基础。对此,应当在实体上强化对逮捕的指引,在程序上,为逮捕设计合议办案与权利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