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ensions to the Controlling Stockholder＇s Governance Model

Under the assumptions that investment return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ash-flow rights held by the controlling stockholder, and the increase of investment return decreases the marginal profit-diverting cost. This paper designs a model to show that： below a threshold level,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ash-flow rights held by the controlling stockholder, the profit-diverting shares will probably go up, and the Tobin＇s Q of a listed company maybe go down; Only after that threshold point, does the profit-diverting share become a decreasing function of the cash-flow rights held by the controlling stockholder, and hence does Tobin＇s Q become an increasing function of the cash-flow rights held by the controlling stockholder.

控股股东控制、管理层激励与公司过度投资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大小股东间严重代理冲突、控股股东政府性质,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背景,从公司过度投资的视角对管理层激励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以2004-200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及其性质对于管理层激励抑制过度投资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不论是货币薪酬激励还是管理层持股激励都起到了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会削弱管理层激励的这种治理效应;而且,公司的政府控制性质在弱化管理层激励抑制过度投资作用的同时,还会强化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对管理层激励效应的负面影响。对股权分置改革影响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改强化了管理层激励对于公司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同时又弱化了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对管理层激励治理效应的负面影响。研究结果不仅为现有文献关于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绩效关联的结论分歧提供新的解释,对于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的有效性,以及切实改进管理层激励契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从新的视角为我国股改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

终极控制视角下的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分析

上市公司效率是公司治理作为一项制度性安排的综合反映。以创业板2009-2013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终极控制视角分析了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绝对值都处于较高水平,显著高于主板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控制的平均水平,而且创业板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两权分离度低于主板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平均水平;创业板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和两权分离度均与公司治理效率表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以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终极控制视角分析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得出的传统结论不同,依据管家理论并基于创始高管特点及创业企业特殊情境对上述研究结论进行解释,试图丰富终极控制视角下公司治理理论。

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与股权融资成本

本文以2004～2006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终极控股股东性质,考察了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金流权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而且这种正相关性在高自由现金流与低成长公司中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两权分离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还与终极控股股东性质有关,与国有控股公司相比,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更显著,而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性显著高于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

公司风险承担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两权分离和股权制衡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0年至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第二层代理成本视角出发,以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和股权制衡两个维度,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决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公司风险承担呈U型关系;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度与公司风险承担呈倒U型关系。同时,公司存在多个大股东会通过制衡控股股东进而显著地提升公司风险承担。本文证明降低两权分离度、优化股权结构有助于公司承担合理风险实现创新绩效。

基于法律环境和两权分离的利益侵占研究——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3—2007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计量分析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实证检验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法律制度环境对公司利益侵占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度越低,利益侵占水平就越低;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越好,利益侵占水平就越低;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为控制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动机和便利,使得这类公司存在更大的代理问题,而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善法律制度的环境和加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

两权分离、管理者背景特征和创新强度——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深圳证券市场2009-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管理者背景特征和公司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管理层和董事长的背景特征对公司创新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表明管理者背景特征是影响公司创新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在区分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是否存在分离的分析中,研究表明,两权分离对管理者背景特征和创新强度之间的关系产生明显的影响,表现出抑制的作用。

经理管理防御对金融资产分类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两权分离度的调节作用

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结构差异体现出控股股东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而影响管理防御动机驱使下经理人的金融资产分类会计政策选择。将第一、第二类代理问题相结合,以2007-2016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经理管理防御对金融资产分类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及两权分离度对二者关系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在制造业上市公司中,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一步研究发现,两权分离度会加剧管理防御动机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划分倾向的正向影响,体现出终极股东的"利益侵占效应";而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对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体现出积极的治理效应。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银行贷款契约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代理成本视角理论推演终极所有权结构(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之间的分离度、金字塔层级、终极控制股东类型)对银行贷款契约(贷款利率、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担保)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越强、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之间的分离度越大、金字塔层级数量越多,银行贷款契约越紧缩(贷款利率越高、贷款金额越少、贷款期限越短、贷款担保越严格),反之亦然;(2)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量权越多、终极控制股东类型是国有属性,银行贷款契约越宽松(贷款利率越低、贷款金额越多、贷款期限越长、贷款担保越宽松)。

专利购买、家族控制与技术创新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专利购买是家族企业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一条经济、合法的途径。选取沪深两市467家上市家族公司为研究样本,以2015年的专利购买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家族企业专利购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专利购买对家族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家族企业研发投入无抑制作用;家族控制权以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负向调节专利购买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是专利购买后家族企业研发投入效率提高,家族企业专利购买金额占研发投入比例较低,对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不明显。因此,充分利用专利购买获取外部技术资源,是迅速提升我国家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措施。

公司治理演进轨迹与问题把脉:基于"两权分离”与"两权偏离”

根据两权分离程度和两权偏离程度变化的不同组合,我国公司治理大致经历了萌芽期、试水期、跟进期、改进期和完善期五个阶段。公司治理渐渐由股东单边治理模式向大股东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转化,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有了较大改进,并呈现出显著的经济型治理特征。但是,由两权分离与两权偏离导致的两类委托代理问题依旧存在,无论是国有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下的经理人败德问题、终极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夺问题、股东合谋和控制权争夺问题都亟待解决。

终极控制股东对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背景,从代理成本视角理论推演终极控制股东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采用包含2004—2008年间可连续获得相关信息的1076家在深、沪上市的非金融公司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总共5380个观察值),在控制相关变量下应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参数和非参数检验等方法实证检查终极控制股东对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制股东确实影响债务期限结构选择。具体而言:(1)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高的公司具有显著短的债务期限;(2)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度与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3)与终极控制股东是家族等非国有公司相比,终极控制股东是国有的公司具有相对多的长期债务。总的来说,本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论点:"与长期债务相比,短期债务在处理公司治理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债务期限的缩短可以减缓终极控制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抑制终极控制股东的掠夺行为"。

终极控制人、控制权转移与投资效率--基于上市公司并购事件的研究

本文对2007～2009年三年间中国证券市场上所发生的以上市公司为标的的并购事件进行了实证研究,检验了终极所有权结构对并购过程中控制权转移的影响和并购前后投资效率变化状况。研究发现,并购目标公司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度与并购过程中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倾向具有显著的关联,并购交易前后资本投资效率具有显著变化。具体而言:(1)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与并购交易中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倾向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终极控制人为国有性质时更容易发生控制权的转移。(2)并购交易后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比并购前显著改善,其中未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并购交易比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并购交易非效率投资程度改善更为明显。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总体上支持了并购效率理论及协同效应理论,在控制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支持了自由现金理论和管理者自大理论,丰富了公司治理及企业管理研究文献,为公司治理和改善投资效率提出了新课题。

产权制度、管理体制与收入分配的内在机理

对权力结构与收入分配内在关系与机理的分析证明,改革开放至今,国家和社会资源(包括资产和资本)在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之间的二次分离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主导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国家和社会公民的公权力与所有权被演变转化为政府行政管理权和资本控制权,即社会和市场经济活动的实际控制权。它们决定着国家资源和社会权利的初始分配,也决定着生产和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权力结构决定着分配结构,经济权利的分配是最根本的分配;强化国家公权和确定全体社会成员的民权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和实现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没有权力结构的平衡就不可能有收入分配的均衡。

大股东所有权、控制权与公司治理绩效的灰色关联分析——基于三一重工的案例研究

以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第一股"——三一重工为研究对象,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三一重工的公司治理绩效和控制性大股东的所有权、控制权以及两权分离度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三一重工的最终控制大股东所持有的的所有权(现金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进行"隧道挖掘"的行为,起到了利益汇聚的激励效应,并且随着其所有权比例的上升,公司治理绩效随之提高。同时,三一重工的最终控制大股东虽然通过采用金字塔控股结构分离所有权与控制权,用较少的所有权掌握大部分的控制权,但是两权分离并没有降低上市公司的治理绩效,即两权分离并未产生隧道挖掘的防御效应。但是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均不显著。

公司治理差的企业被做空了吗?——基于中国资本市场融券交易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资本市场被列入融券名单的上市公司为考察对象,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对企业被融券做空水平的影响。以公司盈余管理和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简称"两权分离度")代理公司治理水平,研究表明,盈余管理水平及两权分离度与融券水平显著正相关,即公司治理差的企业被做空水平显著更高。进一步研究表明,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低治理水平的做空效应更为显著。上述结论表明我国新兴的做空机制对识别公司治理不善的公司、督促资本市场中的企业尤其国有企业提高治理水平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我国融券交易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提供了横截面层面的证据,扩充了融资融券交易制度经济后果的文献,也对上市公司及监管机构具有启发意义。

金字塔控制、管理层持股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研究了金字塔控制结构对管理层持股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使用中国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估计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显示:现金流权越高,终极控制股东监督管理层的动机越强,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越大;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小,终极控制股东越倾向获取现金流权收益,对管理层的监督也越强,增大了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研究证明在金字塔控制结构下,现金流权与两权分离程度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能改变终极控制股东的监督动机,从而影响管理层持股的激励作用。研究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推行必须与严格的监管相结合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正向激励效应,降低其负向影响。

治理环境、终极股东控制与公司并购绩效

文章以2007—2009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扩张性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对治理环境、终极股东控制与公司并购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终极股东的两权分离度及政府控制性质与公司并购绩效负相关;治理环境的改善在提高公司并购绩效的同时,还能抑制两权分离对公司并购绩效带来的负面影响;终极控制股东的政府控制属性会弱化治理环境的这种治理效应。

法制环境、两权分离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实证检验了法制环境以及控股股东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程度越高,实际资本结构偏离最优资本结构的幅度越大,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慢;上市公司所处的法制环境越好,实际资本结构偏离最优资本结构的幅度越小,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快;法制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的缓解两权分离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负面影响;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基于公司产权性质的分析发现,相比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受法制环境和两权分离的影响更加显著。

终极控制权对直接代理人收益的影响研究——基于产权属性和控股结构双维度的对比分析

上市公司控制权与代理权的分离带来了终极控制人与直接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基于产权属性和控股结构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直接控制、国有金字塔控制、民营直接控制和民营金字塔控制四种类型,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终极控制权对直接代理人总收益、显性收益、隐性收益的影响,分析表明:在国有直接控制和民营金字塔控制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对直接代理人的各种收益均有显著影响;在国有金字塔控制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对直接代理人的隐性收益有显著影响,但对其显性收益的影响不明显;而在民营直接控制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对直接代理人收益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