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中民商区分规范之检讨

中世纪时期商法和民法各自独立发展,近现代以来,各国将商法与民法进行统一立法,民商区分的问题因此产生。无论是采取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都需要也都可以解决民商区分问题。文章通过对我国《民法典》中具体规则的全面检讨,发掘其中应进行民商区分的具体规范,指出可通过在《民法典》特定规则之后加入商法特殊性规范的方式解决民商区分问题。总则编和合同编中存在大量需要进行民商区分的规则,物权编、人格权编和侵权责任编中仍存在部分需要进行民商区分的规则,而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专属于民法,与商法相互独立,无需考虑民商区分问题。

商法的“再商法化”和“再法典化”——基于比较法的观察

在当下中国私法立法完善过程中,关于商法典立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有争议。反对制定商法典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在民法典采纳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制定商法典;二是随着“解法典化”运动的发生,特别商事立法不断增多且发挥重要作用,商法典已经失去其“中心地位”和“应有功能”。从比较法视角加以观察会发现,采纳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国家在考虑将商法“再商法化”,以解决统一民法典在规范商事关系层面的不足和缺陷;采纳民商分立立法体例的国家则已将商法“再法典化”,通过重构商法典梳理商法规范,使得商法体系能够充分回应商事实践需要。当然,立法机构已经更新法典化理念,认为不应将所有商法规范纳入到商法典中,商法典立法的根本任务在于重构商法体系、确立原则规范、更新制度构成,商法典与商事特别立法之间并不冲突,两者共同致力于商事关系的全面规范调整。商法“再商法化”和“再法典化”的当代经验考察对于中国商法体系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修改与应用

《民法典》采纳“民商合一”编纂体例,在形式和内容上使得民商事法律科学化,从而为民商事审判体系化适用提供了充分的法律根据。《票据法》是传统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法典》颁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出相应修改。本文坚持司法解释的初心,主张区分《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押和民法物权上的票据质押,认可民法权利质权中票据质押所具有的独立应用价值,并对民间票据“贴现”后续问题及其与民间借贷质押效力之分野,对票据质权保护路径之选择诸问题详加阐述。

制定《商法通则》之利弊分析——兼论《商法通则》的体例安排

在商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的论战中,立法者应该从理论的泥沼中跳脱出来,以务实的精神,建构一种符合时宜的制度安排。而《商法通则》就是对社会需要最为可行的回应,它兼具合理性与可操作性。虽然其制定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难题,但综合考量仍是商事基础立法的最佳选择。

和平发展与国际私法

运用逻辑思维方法,研究国际私法在国际和平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国际私法与国际公法一样,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社会发展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和平发展环境下,国际私法具有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的功效、协调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功能以及构建国际民商事秩序的功用。国际私法在自己所属的国际民商事领域发挥着其他法律部门无法替代的作用。

民法典编纂中的立法模式悖论——基于商法规范如何安排的视角

在民法典立法中,商事法律处于何种位置?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民法典立法的成败,甚至影响中国法治进程、影响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民事立法模式既非民商分立也非民商合一,在民法典立法思路上坚持民商合一的模式,却选择民商分立模式下的民法典作为范本,在逻辑上存在悖论。民法典立法不是要适当增加商法规则,而是要根据商事活动的需要,实现民法与商法的体系化,这完全是因为商法规则的特殊性决定的。民法典应该具有开放性,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

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理论质疑

民法典总则的制定体例选择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其依据在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民法与商法的精神理念、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均不相同,两种法律关系的异质性决定了不能制定一部调整所有民商事关系的民法典总则。民法典的固有功能在于规范市民社会关系,民商合一体例将民法典的调整功能扩展到合理性范围之外,是对于私法立法发展趋势的误判,在实践中没有成功先例。民法只能在自有逻辑和制度功能范围内回应商事领域的变化,无力指导商事特别法。商法规则进入民法总则会带来逻辑混乱和功能错位,因此,按照纯化的民法逻辑来构造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和体系是理性选择。

“民商相对分立”模式下流担保条款效力规则之重构

在我国选择"民商相对分立"立法模式的大背景下,在对现有流担保条款效力规则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应建立"区分规则",对目的偏重、价值偏好、价值内涵、主体情况显著不同的民事领域和商事领域做出有区别的规定。对于民事领域的流担保条款并不必然否定其效力,赋予双方无理由撤销权即可;对于商事领域的流担保条款,不存在效力瑕疵就认可其效力;对于混合领域的流担保条款,仅民事主体一方享有无理由撤销权。"区分规则"契合"民商相对分立"的立法模式,抑制了非正义风险,具有最大的合理性。

论民法与商法的区别

民法调整市民社会关系,商法调整市场关系,民、商法中的主体平等处于不同层次,其意志自由表现为不同形态,其概念范畴、体系结构存在区别。民法对应私法关系存在的一面,它远离公法,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具有民族性;商法对应私法关系发展的一面,它内化公法,以强制性规范为基本内容,具有世界性。民法的首要价值是公平,商法的首要价值是效率,民、商法的原则体系不同。民法不依赖制定法,但适应法典化形式;商法严重依赖制定法,但不宜法典化。

析商事通则与民法一般规则的关系——商事通则立法的可行性悖议

目前制订商事通则的呼声颇高,但从商法与民法的关系、我国的立法传统和立法技术等方面看,制订商事通则的可行性、必要性值得检讨;否定商事通则的立法主张绝不意味着商法不重要,其重要性与独立性无必然联系。坚持民商合一,商事规范以单行法的形式存在是我国商事立法的最佳模式选择。

论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随着民法典草案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商立法体例的问题再度引起学者的关注。十多年来,围绕民法典的制定,民商法学界在对中国民法法典化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的同时,对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商法与民法的关系以及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讨论也日益热烈。

民法典编纂下商事代理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兼论《商事通则》的制定

在民商合一立法体例下,《民法总则》并未体现商事代理的营利性、营业性等特殊性。此外,我国商事代理制度本身也存在商事代理制度缺乏体系化与独特性、意定代理权源学说存在实践困境、立法者对代理权滥用过度谨慎等问题。鉴于此,通过制定《商事通则》加以明确和规范商事代理制度、构建意定代理权权源多元化以及重构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行为的效力模式,从而满足商事代理制度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与完善的需要。

试论我国商法立法形式的选择

关于我国商法立法形式的探讨学术界主要存在“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两种代表观点。笔者认为 ,商法是与每个国家自己的法律文化传统、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的法律部门 ,我国应以大陆法系法文化为背景 ,结合我国特有的法律文化传统 ,在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商法立法形式的要求基础上 ,选择将民、商事一些共同原则和内容纳入民法典统一编定 。

俄罗斯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的外国法查明问题——兼论《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191条之规定

外国法查明是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之一,各国涉外民商事审判中外国法查明问题是国际私法基本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俄罗斯民法典对外国法的查明作出了明确规定,即由法院依职权查明,但当事人亦有提供和证明的义务;在立法中对于司法协助的组织也作出了较明确的规定,其立法具有比较科学的特点,为中国该领域的立法完善提供了一种思路。

试论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

本文通过对我国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论争评述 ,以及当前民商立法现状的检讨 ,指出我国的商事立法应选择坚持民商实质合一理念下 ,制定《商事通则》

《民法总则》中商事主体制度的成功与不足

《民法总则》在民商合一的体例下设置统一的私法主体制度,探究《民法总则》中商事主体制度的得失对于商事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民法总则》科学采用了一般规则统辖下的特别法范式构建商事主体制度;以营利与非营利的商事视角为标准建立法人类型;创新和扩大了商事主体的类型。另一方面,《民法总则》存在未明确商事主体确认的标准;以企业形式为核心建立营利法人制度;对《公司法》摄入过度等问题。对于《民法总则》中商事主体制度的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商事特别法、商事改革实践的落实和统一的商事登记法予以解决。

银行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在现代商业环境下,银行消费者的隐私权不同于传统民法意义上的隐私权,而其存在的财产方面的特殊性使得其成为易被侵犯的重点对象。在商事活动标准化、高效化的环境下,又使得这方面的侵权呈现大规模的特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无法对银行消费者的隐私权进行有效的保护,传统的诉讼途径难以满足被侵权人的基本需求。而行政救济、行业监管、行业自律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改善这种局面。

商法地位问题的历史分析

传统商法仅仅是历史上欧洲这一特定地区在缺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治经济权力(利)分散于国王、封建领主、教会几大势力,封建割据长期存在这一特定环境下的独特产物,其封闭性和特殊性在纳入国家法的体系后逐渐丧失;但是学者的视野又没能拓展到民法、商法之外,这是后来民商合一与分立之争长期难成定论的历史根源与主要原因。经济法现象和思潮出现后,这一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传统商法中民法不能容纳的部分正是经济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商法从实质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最终实现了由"民间法"向"国家法"的完全融合。在当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商法"这一概念仅具形式上的意义。

民商立法体制考评——兼论中国民商立法体制之选择

在我国制定民法典之际,民商立法体制不仅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而且对其研究还有重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意义。考察大陆法系各国的民商立法体制,除了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外,还有中国式的分合折衷体制。民商分立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民商合一也并非“当今世界立法之最新潮流”。旧中国选择分合折衷体制,其理论根据并非妥适,从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倡导和弘扬工商文化的角度出发,当代中国应选择和推行民商分立体制。

德国民法对中国民法的影响

德国民法是世界立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德国民法对中国民法的重要影响已是法学家的共识。德国民法在以下方面对中国民法产生了影响:翻译德国法律、《中华民国民法》编纂模式及主要内容;德国民法的思想精神影响了我国民法的发展;我国民法在祖国法律的统一问题、法律移植问题、抽象物权行为理论问题、民商分立问题、五编制问题上借鉴了德国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