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戒毒协议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社区戒毒制度建立在行政处理轻缓化和社会化理念的基础上,从戒毒者“病人”的角色出发,通过行政机关与社区戒毒者签订社区戒毒协议,并在社会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下实现对戒毒者的矫正和教育。社区戒毒协议是社区戒毒制度执行的重要载体。然而社区戒毒协议在实践中却因行政权的泛化,致使社区戒毒制度逐步沦为机构化处遇的前置或替代手段。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区戒毒协议自身存在不足,另一方面是缺乏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因此,应完善社区戒毒协议的具体内容,明确社区戒毒协议的法律属性,建立起以社区戒毒协议为“桥梁”的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机制,从而促进社会化处遇的社区戒毒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在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和完善过程中,虽然已经关注到行政权的作用并对其作了初步规范,但从现行规定来看,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错位现象依旧明显:一方面,在以维护环境公益为目的的制度预设和司法能动理论的共同影响下,司法权存在僭越行政权之嫌疑;另一方面,行政权的优先性和专业性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环境行政执法前置程序缺失,法院立案后告知制度不合理,行政权在审判阶段和执行阶段的作用也未得到有效彰显。因此,要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优势互补,既要严格遵守司法权的谦抑性和被动性,又要尊重行政权的优先性和专业性,注重发挥“行政权协助司法权”之功能。

审执分离向何处去?

准确理解民事执行权的性质是推进审执分离改革的理论基础与逻辑前提。当前对民事执行权性质存在不同的认识。从国家权力分工属性而言,有司法权说、行政权说与折衷说;从民事执行权的归属而言,有债权人说、国家说和折衷说。域外对民事执行权的性质并无统一的立法模式与认识,执行实践也各具特色。我国民事执行“执中有审、执审糅杂”,对执行实施行为与审查行为亦未做严格区分。民事执行权是实现债权人私法上权益的国家强制力,旨在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益并维持正常的法秩序。以此为基点来审视民事执行权与谋划审执分离改革,执行审查权由法院专属行使,部分执行实施权从法院分离,探索建立多元执行机制,有利于实现当事人利益与执行效率最大化的目标。

生态环境修复执行司法权与行政权协同研究——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中心

生态环境修复是针对环境污染破坏而提供的司法救济,其目的是责令生态环境破坏者采取综合整治措施,以修复受到破坏的自然环境的功效与生态价值。实践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执行效果不佳是司法部门亟须解决的难题。探求我国生态环境修复执行行政权与司法权协同机制,应从分析生态环境修复执行的特殊性入手,进而对行政权协同司法权参与到生态环境修复执行中进行法理分析,通过法律解释完善现有的执行制度。

论专利确权司法审查权与行政权的冲突及解决

我国专利确权制度因严格遵循行政、司法职权的绝对分立,产生了一系列实践难题,社会各界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早期的理论认为行政行为带有主权性质而否定它有受司法审查的效力,行政行为效力的绝对性带有王权的色彩。现代行政理论正从崇尚权威转向强调服务社会职能,即行政行为必须实现它所服务的社会目的,因而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可以变更的。基于效力性、专业性和对外法治建设的需要,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具有审查专利效力的权力。为了避免平行诉讼中与行政权的过度冲突,法院只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有限地审查专利效力,并且这种确权权力是相对的,效力仅限于个案。作为协同的制度,现有技术抗辩应限定于等同侵权领域。同时,在审查效力的认知标准、证据适用标准等方面,专利确权和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效力审查的标准应趋于统一。

限权与分权: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

警察权存在的正当根据在于维护社会治安 ,其行使应遵从公共原则、责任原则、比例原则和程序原则。我国现有的警察权设置具有垄断、广泛、重大的特征 ,对此应通过分权实现对警察权的限制 ,将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分立 ,行政警察内部再根据职责分工进一步分立。警察权的合理构造有赖于侦羁分离和侦鉴分离的实现 ,需要强调控辩平衡和司法审查 ,以最终符合刑事法治的要求。

论证券民事诉讼中的行政程序前置制度

2003年初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将行政为主的程序设置为人民法院审理的强制性前置制度。然而从理论以及现实两个角度来分析,该行政程序前置制度不尽合理,且这一具体制度无论是法理推演,还是现实操作方面都还缺乏应有的合理性。

民事执行权微观配置再思考——以民事执行权法律性质分析为切入点

民事执行权的法律属性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是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而执行是否准确、及时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能否得以实现。现行民事执行权的配置及其运行已经与制度本质需求脱轨,归根结底是对民事执行权的法律性质及其归属没有准确的定位。纯粹"三权分立"学说的解释存在一定的困惑,应当科学地将其定位为行政权,并统一于法院系统。重新配置民事执行权,合理调整执行机构,增设司法执行局和执行审判庭,并在司法执行局内增设司法警察所,这样微观整合后的模式不失为智慧的选择。

审执分离运行机制论

相较行政权或司法权的性质视角,执行功能视角更能准确定位执行权。执行权的功能由执行程序启动、执行查控、执行标的实体权益判断、执行标的变价交付、执行救济裁判五部分组成。执行程序启动权、执行标的实体权益判断权、执行救济裁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能够'外分'的只有执行查控权和执行标的变价交付权。执行难和执行乱的症结对应在执行查控权、执行标的变价交付权上,可分别通过建立信息化的执行查控系统、法院自主网络司法拍卖加以解决。该两项权能配置缺陷弥补后,审执分离的配置重心将转移到执行程序启动权、查控标的实体权益判断权、执行救济裁判权的建设上,完善执行标的实体权益判断权为审执分离方案的远期建设核心。

侦查权的法理分析

侦查是从保全证据和查获犯罪嫌疑人两个方面为起诉作准备的一个重要的诉讼阶段。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性权力 ,只能由警察机关来行使 ,具有强制性、效率性、法治性和秘密性。侦查权独立于公诉权 ,但是受公诉权领导 ,对立于辩护权 ,并接受司法权的制约。在侦查程序中应当处理好各种权力的关系 。

三权分立抑或行政主导制——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体的特征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政体特征,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即行政主导和三权分立。香港特区政体既属于三权分立体制的范畴,又具有行政主导的特点。三权分立、行政主导是从不同角度对香港特区政体特征的描述,两者不是同一层面的事物,也不是割裂的关系。全面概括香港特区政体的特征,应是三权分立基础上的行政主导制。

论“行政三分”与“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理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根本原则鸦“行政三分”是我国深圳大学马敬仁教授对当前我国深圳市实行的行政改革的概括。“行政三分”与“三权分立”具有一定的共同点和三个重大区别。“行政三分”改革具有四项重大政治意义。

论违宪审查权与立法权的分离——中国违宪审查权的困境与出路之思考

违宪审查权本质上是一种高于或独立于立法权的权力,它的主要功能是监督立法和实现宪政。违宪审查权有三种模式,即由最高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模式、由专门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模式和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兼立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模式。违宪审查权与立法权相分离的前提是宪法与法律的分离。违宪审查权与立法权相分离,并由不同的权力机关来行使,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中国违宪审查权面临着立法机关自己审查自己的困境,改革的出路应该遵循违宪审查权与立法权相分离的路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

强制执行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定位:一个跨部门法的视角

以往关于强制执行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定位问题的研究存在严重的部门法化倾向,此种视野局限导致无法追本溯源地对作为一种权力类型的强制执行权作出准确定位。从跨部门法的视角出发,强制执行权的定位需抽象至整体的国家强制执行权并回溯至分权理论中去。在现代国家,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概念,分别在权力形态和权力体系两个层面使用,分权理论是在权力体系层面的分权。强制执行权相对于其他权力类型而言,在权力形态层面具有相对独立性,而在权力体系层面则既可从属于行政权,亦可从属于司法权。另外,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对其在实然层面的配置影响非常有限。我国对各部门法中强制执行权的配置,主要的考量因素是其功能的有效实现以及内部实施权与裁决权的相互制约。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从"议行合一"到"议行分设"再到"居站分设"的巨大变化。在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强社会建设的形势下,社区的重要性将更加凸现,社区管理体制面临新的改革。可能的改革方向包括行政化方向和民间化方向,前者的基本思路是"街站合并重组,街道办小型化",后者的基本思路是"把社区工作站定位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方向各有特点,各有利弊,各有阻力。

诉讼外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构造及其路向——以原平县交警与华阴市法院“执法碰撞”为例的展开

现行法律规范并未为诉讼外化解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碰撞"提供直接的制度支撑。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宪法缺乏对处理诉讼外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的顶层设计,并且已有条款关涉的"伏势"制约机理,存在嵌入新场域的难度。经深入分析发现:当前权力的宪法构造具有历史局限性,与当下法治的现状并不契合,而且,当下我国已经具备构造诉讼外权力关系的基础与条件。因此,应当将诉讼外两者之间的关系纳入宪法关怀的视野,并应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宪法精神加以指引。基于此,进一步探究诉讼外行政权尊重司法权的限度,并提出通过架构诉讼外导向性机制,以确保诉讼外两种权能运转良态化。

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法律界限——政治制度的视角

香港特区建立了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制,在这一体制下,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相互制约相互配合,且重在配合,司法机关独立审判。权力分置和行政主导是确定香港立法会调查权法律界限的基本维度。香港立法会在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第73条授予的职权时,可以启动调查程序,传召证人作证并提供证据,但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符合目的性原则和"合理需要"原则,并受到行政特权和司法特权的限制。另外,香港立法会若以监督香港政府为目的传召政府官员作证并提供证据,其调查事项应仅限于第64条列举的范围,且须通过"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标准的检验。这是香港行政主导制对立法会调查权的特别限制。

审判解释的错位和重新定位

对于审判解释的合法性及合理性问题,理论界褒贬不一,其中对审判解释的越权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审判权膨胀倾向却关注不够。审判解释存在对立法权僭越,对行政权逾越,对其他司法权贬抑的倾向。从司法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在今后司法改革进程中,对审判解释的改革应从现行的立法化向以个案确立规则,以规则指导审判的方向转变。

美国行政法的演化及其对我国行政法完善之启示

美国行政法历经近两百年的发展 ,从最初的传送带模式演变为专家知识模式 ,发展到近代的成本———利益分析 ,尽管每一次模式转变的背景、原理不同 ,但目的都是为行政权的行使寻求合理依据。我国行政法起步晚 ,结构体系、程序运作等诸多方面均存在不完善之处。通过对美国行政法演化过程的介绍分析 ,总结出行政法自身固有的民主、法治、分权、正当程度等一些普遍性准则 ,探讨其对我国行政法在转变传统观念、完善分权结构。

论我国行政诉讼之现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立法上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维护与监督关系”,现实运作上体现为:司法权对行政权维护有余而监督不足,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被行政权僭越甚至与其合而为一。如此关系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使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困境中愈陷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