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自上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门槛已经完全放开,破解部分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成为户籍制度改革接下来的突出任务。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福利扩散(落户)与福利剥离(居住证)二元并行路径面临困境,在政策上陷入了“落户悖论”:如果推进落户,在超大特大城市户籍门槛很难进一步降低,且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不高的背景下,落户已很难继续推进;如果不推进落户转而依靠居住证,在核心公共服务难以进一步与户籍脱钩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仍需要通过落户实现市民化。破解“落户悖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可实施“愿落尽落+负面清单”改革方案:在完全放开超大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同时,将少数高含金量公共服务列入负面清单,落户者须满足负面清单中公共服务的提供部门所制定的附加条件,才能享受该公共服务。这一改革方案具备较好的经济性、道义性和可操作性,是放开超大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可行路径。

出土简牍所见战国以降自由民的法律身份认定

“编户齐民”的自由民的实现过程,既是从夏商周三代过渡到传统社会的转型史,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形成史。“编户齐民”的自由民是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主体。出土简牍所见战国以迄秦汉的“编户齐民”者,即自由民的来源,是由包括故秦人“夏”、臣邦人“真”和“夏子”在内的“秦邦人”与“它邦人”共同构成的。秦汉国家对诸多族群“编户齐民”式的处理,为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基本形态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体现出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

中国人口流动变迁及其对城市更新策略的启示

人口流动和城市更新是中国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中密切相关的两个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然而当前大部分城市更新的地方实践和行动逻辑却脱离人口流动背景而设置,因此亟须准确了解当前人口流动的最新动向,并在政策体系和城市更新行动实践中作出合理的应对。利用“七普”数据,结合此前人口普查或微观抽样调查数据,运用指标分析、空间可视化方法等,剖析当前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与新趋势,并探讨其对城市更新的启示意义。研究发现:人口流动规模大幅度扩大,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省内人口流动规模剧增;乡城流动仍占主导地位,但城城流动人口绝对规模增大且增速快于乡城流动人口;人口流动的省际分布呈现扩散态势,一些中西部省份成为新兴的流动人口增长极;人口在区域内集聚空间极化的同时还具有向外扩散特征,县城等建制镇亦是省内流动人口的主要空间载体;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和少年儿童加入流动者的行列,流动原因也日趋多元化。基于以上,城市更新的政策体系和行动实践应当以转型的思维来应对人口流动规模和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应超越以主城区为界的行动逻辑,在都市圈乃至城市群的范围内考虑城市更新规划;同时应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聚焦超大、特大城市和县城“一大一小”的城市更新工作。

共同富裕视角下户籍制度改革的现状分析与路径探索

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成效与人民期待有一定差距,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社会福利资源城乡和区域间的差异配置、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体系尚不完善、户籍制度改革具体执行力度相对不够强劲、存量流动人口落户难度大和户籍制度改革存在成本分担难题。新时代新阶段,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瞄准关键问题、聚焦重点人群,加速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扎实促进共同富裕。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内涵、障碍与应对

进入“十四五”时期,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着新国情、新特征和新挑战: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人口态势对城镇化影响加深;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上发达国家城市化模式产生重要转型;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城市发展和治理模式加速转向。上述转变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模式、路径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要义与多重目标,重点剖析了当前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在体制机制建设、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改革、城镇化空间格局形态、城市治理水平与发展韧性、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等方面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下一步应对方略。

流动的老年:“老漂族”的形成机制与多重角色困境

"老漂族"是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孕育的一个新兴族群,具体是指为了与子女团聚或者帮助子女分担家务、照顾孙辈而从农村老家来到子女所在城市的老年流动人口。"老漂族"的形成受到了多种结构性力量的交互影响,主要包括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保障的倒逼、传统文化的推拉和国家制度的规制。处于人户分离状态的"老漂族"面临着多重角色困境:在家庭角色方面是核心家庭中的多余人,在代际关系方面是重心下移中的边缘人,在日常生活方面是地域冲突中的异乡人,在社区交往方面是公共生活中的陌生人,在社会地位方面是底层社会的小人物。面对多重角色困境的"老漂族",未来无论是去还是留,都存在多重障碍与羁绊。

乡村“老漂族”的流动机理与生存图景

"老漂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流动人口,专指以帮衬子女特别是照顾孙辈为主要目的,从自己生活的农村来到子女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的准老年人和老年人群体。"老漂族"是一个具有较强异质性的群体,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通过对江苏省H市X社区18位"老漂族"的深入访谈发现,"老漂族"的流动是在工业社会传统家庭性别分工消弭的时代背景下,子代的需求和父代的回应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以一种"父代投奔子代"的独特方式重塑了转型期中国的代际关系,"老漂族"生存状态也因此呈现出一幅喜忧交加的另类图景。随着"老漂族"群体的发展壮大,这一群体未来的去向问题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

北京市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状况研究

当前,市内人户分离现象已经成为北京及各大城市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做好城市管理工作,本文根据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对北京市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变动趋势、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以及人户分离原因等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解决市内人户分离问题的对策。

户籍制度改革与“人的城镇化”问题检视

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户籍制度具有严格的社会管理功能,它控制了农业人口流动,并赋予城乡居民差别化公共服务权益。改革开放后,随着乡镇企业、小城镇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国家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冀望它能促进农业人口流动和转移。然而,户籍制度改革不尽如人意,实际成效总是低于改革预期。"人的城镇化"不同于"物的城镇化",要求户籍制度改革必须破解诸如农业流动人口落户城镇、转变身份,以及消解城乡二元结构、留住"乡愁"等棘手问题,进而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开辟新路径。

农村“老漂族”的异地养老困境及应对策略探析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进入城市发展并在城市安家落户,他们的父母为了与子女团聚或照顾孙辈,从农村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生活,这样一群以代际支持为主要目的的老年人被称为“老漂族”。“老漂族”进入城市之后,在养老方面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经济供养水平低、生活照料资源少、精神慰藉遭忽视、医疗保障不健全。这些困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老年人自我身心衰退、家庭重心下移、社会接纳不足、国家福利限制。因此,农村“老漂族”异地养老困境的解决,有赖于从个人自我调节、家庭代际互融、社会帮扶接纳和国家政策完善四个方面综合发力。

新农保养老金政策效果评估——基于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政策,新农保养老金的效果到底如何,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评估结论。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断点回归设计的方法,利用老年人幸福感指标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本文从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和自信心两个维度来衡量幸福感,发现领取养老金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尚不显著,但提升了其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和中高收入地位的老年人在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后生活幸福感提升较为显著,但现实中挤出效应的影响更大。最后,作为社会支持的新农保与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唐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以“逃户”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人口掌控历来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推手,而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逃户"问题直接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走向。唐初,统治者继承三代以来的乡官制,将其构建的"均田——租庸调——户籍"制度体系全面植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元权力支配下的治理模式。随着均田制不断地被蚕噬,"逃户"问题开始凸显,在"逃"与"括"的反复博弈进程中,政府掌控能力渐趋弱化。安史之乱后,"逃户"问题持续恶化,"以官治民"为核心的科层治理结构完全崩溃,为了摆脱严峻的乡治困境,唐政府顺势应变,废止乡官制,将以富户轮差为基础的职役制推向前台,乡村治理模式由此转型。

大城市户籍人口人户分离的特点与成因--基于广州市越秀区X街道、天河区Y街道的调查和分析

由市内人口"人户分离"而造成的对实有人口管理的影响给我国大城市人口管理带来相当不便。通过对广州市市内人口"人户分离"的实际调查和分析,探讨了解决我国大城市市内人口"人户分离"问题的对策。

“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土地流转与人口流动互动关系探析——基于户籍、土地制度的联动改革

通过相关文献的回顾,分析了"三权分置"下土地流转对人口流动的激励功用以及户籍制度深化改革下的人口流动对土地流转的推动效力,并对维持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互动关系可持续的因素进行了探讨。

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对高学历人才生活预期的影响——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

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一个获得本地户口的渠道。基于对27个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的访谈,利用扎根理论方法研究北京市实施积分落户政策对他们生活预期的影响机制,建立“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高学历人才生活预期”理论模型。以未来的居住地为主线来演绎生活预期这个概念,生活预期从低到高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先在北京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将迁移到另一个地方生活;第二层是目前先在北京生活,以后再决定在哪个地方生活;第三层是未来将留在北京生活。研究发现,积分落户政策仅对感知涉己程度较高且感知积分落户成功可能性较大的高学历人才的生活预期产生影响。具体影响机制是:由于没有其他落户途径,这些高学历人才积极地申报积分落户以增大获得北京户口的可能性。若成功获得了北京户口,个体能获取更多的优质资源,其目标生活效用达成度更高,从而提高他/她的生活预期层次。获得户口可能性对目标生活效用达成度的正向作用受感知户口重要性的调节。只有感知户口重要性高时,这个作用才明显。感知户口重要性的大小又受资源感知质量的正向影响,而个体具体对北京的哪些资源有紧迫的需求则取决于他/她所在的生命历程阶段。同时,从资源的横向比较来看,北京的普通义务教育资源的地位在高学历人才心目中最为突出,而其与北京户口的黏合程度最深。文章针对完善积分落户以及人才服务保障政策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两个为主”政策:实施障碍与实现条件

"两个为主"政策的难以实施,与现行的户籍制度、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流出地政府责任淡化等因素密切相关。流入地政府具备充足的政策资源,流入地利益相关群体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是实现"两个为主"政策的前提条件。在目前这两大条件还不充分具备的情况下,需要相关配套措施,才能更好地解决非户籍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

成都市老年人居住模式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运用判别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的方法,对影响成都市老年人居住模式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愿意跟子女一起居住、帮子女带小孩、与子女工作地的距离近、习惯了合居生活、子女是独生子女、亲戚朋友都在附近、喜欢大家庭的热闹这些因素对代际合居(与成年子女一起居住)具有正向影响;自己或配偶承担所有生活费用、年龄比较高、与子女生活习惯差别大和觉得养老机构可以减轻子女负担的老年人会考虑养老机构居住;配偶健在、自己或配偶拥有房屋产权、自己或配偶承担所有生活费用、文化程度比较高、喜欢私人空间、亲戚朋友都在附近这些因素对代际分居(仅与配偶居住)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山西省A村的调查研究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解决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问题的必然要求。基于山西省A村的调查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面临着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情况不理想、居住状况较差、社保参保率低、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子女的公平受教育权受限以及维权途径狭窄等困境。因此,应当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以就业、住房、社保、政治参与、子女教育和权利维护六方面为抓手,逐步走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

新户籍制度视域下人口城镇化的现实路径探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镇化。文章从新刻籍制度视角出发探讨我国人口城镇化现实路径问题,认为降低农民工的"市民待遇"门槛、破除农民工流动性就业的难题、促进城市人口与外来人口相互认同、建设包容型性城市文化并形成合力,以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将有效化解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实现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促进社会和谐。

人的城市化:基于功效系数法和赋值法的研究视角

人的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崭新阶段,相比过往物质和技术层面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理性回归和必然选择。国内有关人的城市化的指标体系构建及其测算方法的研究仍较为欠缺,不利于深入理解其内涵和有效提出政策建议。坚持效益优先原则,从社会效益、政治效益和精神文化效益三大维度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功效系数法和赋值法来测算人的城市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