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集体所有制对农村体育的历史审视及学术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形成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既是组织农业生产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也是治理农村社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还是改善农民生活的一项基本民生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来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形成、改革与完善,必然左右着农村体育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决定着农村体育发展的组织与机制,制约着农村体育发展的规模与形式。该研究采用历史阐释和社会批判的方法,分析集体所有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农村体育发展以何种原因和何种方式产生影响。结果显示: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广大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合作道路,加速了农民对体育的社会主义认知;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公社体制,奠定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基础,为推动农村体育开展提供了基本的组织方式;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塑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为农村体育提供了内在的需求与动力;新时代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推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形成,为农村体育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和走向。

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法典表达述评及其体系化解释

我国《民法典》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基本规范,需要结合“三权分置”改革的政策目标进行体系化解释。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应采纳“二元说”。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或者再流转未向农地所属集体经济组织备案的,不影响土地经营权流转或者再流转的效力。但土地经营权的再流转未经承包方书面同意的,该流转行为无效。土地经营权向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的,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行政许可,该流转行为亦无效。是否登记取得权属证书,应不影响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物权性土地经营权可以进行抵押,债权性土地经营权可以进行质押。其他方式承包产生的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可以部分参照适用家庭承包语境中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规则。

“三权分置”下土地流转瓶颈及对策——基于四川富顺县的案例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三权分置”作为新发展阶段中国土地制度的重大创新,通过鼓励土地流转可以实现规模农业、提高农民收入及实现乡村振兴等多重目标。本研究以四川富顺县为例,在“三权分置”背景下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瓶颈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当前仍存在土地流转实施中农民合法权益易受损、土地流转过程中耕地地力易遭到破坏、土地流转政策执行中的政府和市场失灵、传统观念固化下土地流转集中连片难等问题。基于此,应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搭建土地流转信息交流平台、突出政府职能加强监督力度、培育现代农民提升综合素质等,以更好地推动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和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务实周密的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直至今日,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就从未停止过。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主要经历了土地个人所有、产权单一,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单一,土地集体所有、权利多元三个时期。而以农民为中心、理论探索与时俱进,以问题为导向、改革创新务实周密,以土地权利为核心、制度构建稳步推进则是我们党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同时启示我们,应充分尊重农村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农民的主体地位,继续坚持公平与效率相兼顾的发展策略,使我们党所领导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更大成就,成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乡村振兴视域下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进路研究——以广东南海为样本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系及乡村振兴大局。我国宅基地制度历经三个发展阶段:“二权合一”“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目前,宅基地制度改革在理论上存在“三权”构造分歧,主要包括“用益物权说”“成员权说”以及“债权说”;在实践中面临所有权主体虚置弱化、资格权立法缺失、使用权流转受限的现实困境。以广东南海为样本,在乡村振兴视域下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进路,其突破点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明确宅基地管理主体、完整集体权能,落实集体所有权;界定资格权为农户申请宅基地的基本权益,实现保障权能;适度活化宅基地使用权,显化财产价值。

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立法得失及其法理思考

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是继土地承包改革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的第二次重大变革契机。但从法律的规范分析角度看,以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为标志的制度改革成果乏善可陈,此次修法未能全面达成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所设定的目标。其核心问题是土地经营权可转让、可抵押的始定目标未能实现。而此制度效果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造成农地“三权分置”立法困局的原因主要包括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核心目标出现变化且多目标之间具有紧张关系、农地“三权分置”政策与法律的范式转换障碍及现行农地制度的功能超载问题。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本身具有合价值性和合规律性,应继续保持对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研究,并通过创造性改造实现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初心。

“三权分置”下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构造和制度重构

为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央对宅基地改革采取“三权分置”部署。然而,不同学者对宅基地“三权”的法律构造存在分歧,确立宅基地使用权应确立“所有权+成员权+用益物权”的权利构造,其中新设资格权定性为成员权,“三权分置”改革后的第三权属于用益物权范畴,同时赋予其处分权能完善宅基地权能。“三权分置”改革,应以所有权为基础,依靠特有的身份属性保障成员权,通过宅基地资格权这一特殊身份属性实现宅基地在一定范围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的排他使用。宅基地改革需从法律层面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法律架构,具体应围绕“三权”法律构造和制度重构两条路径进一步探索,采取法律和政策途径盘活农村宅基地,促进乡村经济长足发展。

三权分置改革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研究

在三权分置改革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兼顾效率和公平,兼有金融性和普惠性,是金融支农惠农和农村金融扶贫的新方式,是当前农村金融和普惠金融的有力补充。不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在抵押物价值评估和确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再流转和变现、地方政府支持等方面存在不足,抑制了其充分发挥金融性和普惠性功能。只有合理界定和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以精准识别和分类施策的方式评估和确认抵押物价值,构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再流转体系,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立农民、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金融机构风险转移机制等,才能充分释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金融性和普惠性潜能,促进农村经济和金融快速普惠发展。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私法逻辑

"三权分置"土地改革的理论动因来自于经济学界,而非法学界。对"三权"法律关系的厘清不能僭越现有大陆法系私法的概念和逻辑体系。应当将对绝对所有权概念的坚持作为基础,拒绝借用普通法系的地产权和保有概念。"双重物的用益"和"物的用益—权利的用益"体系框架存在法律逻辑上的矛盾,不宜采纳。"物的用益—用益权的行使"和"成员权—物的用益"框架各具利弊。"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本质是通过债权实现物权和资本的结合。放宽物权性流转限制是当前改革的主要方向。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是土地权利私法化改革的基础。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离与重构

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意蕴是,最大限度地剥离土地承包经营权超载的、原本属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公法层面的生活保障功能和农村治理功能,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回复完全的物权属性。由于现行法律将土地承包权的内容附着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进行一体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功能内容迁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将土地承包权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是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回复物权属性并达到改革目的的根本方法,其中土地承包权是成员权的具体权能,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这与三权分置下的土地承包权不是一个概念。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土地承包权而形成的这个新权利将具备包括抵押在内的完全的处分权能,其应当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名称,并应当采取登记生效主义模式设立。

农地“三权分置”视域下的农民用水户协会功能优化

农民用水户协会是具有法人地位的非营利组织,其功能主要集中在参与水权交易、分配已有水权、促进水权流转等灌溉管理方面。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带来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给农民用水户协会的运行带来了挑战,其组建基础、功能定位、专业化水平等方面都面临新的考验。从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来看,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民用水户协会需要从服务对象、功能转变、能力提升等方面进行优化,将非农民用水户纳入服务对象,明确以水权交易为主分配为辅的功能定位,并借助系统培训、专业人员等提升综合能力,以适应新的农业发展需要。

“集体”的概念嬗变与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地以集体所有制作为制度实施的基石。本文立足于“政府—集体—成员”视角提出了我国农村集体、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分析框架,强调历史上存在自然式集体、行政化集体、市场型集体三类“集体”概念。我国不同时期农地集体所有制中的“集体”内涵在发生嬗变。人民公社时期,我国农村出现了从自然式集体向行政化集体的转变,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是人民公社拥有土地所有权并行使土地使用权。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的行政化集体逐步转向行政主导、兼顾自然和市场性质的复合集体,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是集体拥有所有权、农户拥有承包经营权。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新时期我国农村的集体概念再次发生嬗变,即逐渐转向市场主导、兼顾自然和行政性质的复合集体,市场型集体将在农村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变动推动了农地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的持续创新。本文强调应动态理解农村的“集体”概念以及农地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这为深刻认识我国农村经济运行和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宅基地“三权分置”:一个引入配给权的分析框架

宅基地"三权分置"是指将宅基地取得资格从使用权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配给权,形成宅基地所有权、配给权和使用权的"三权分置"。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夯实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并逐步实现宅基地财产收益功能的有效途径。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应以"夯实宅基地保障功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以"落实所有权、稳定配给权、放活使用权"为实施路径,逐步理顺权利边界和"三权"相互关系,充分发挥"三权"各自功能和整体效用:(1)落实所有权,增强所有权主体自治权利;(2)稳定配给权,夯实农户住房保障基础;(3)放活使用权,显化宅基地财产权收益。

“三权分置”权利关系下的农地流转方式研究

现阶段"三权分置"的农地权利制度已不再是单纯的政策理论构想和制度规划愿景,而成为我国深化农地权利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及确保实现国家农业现代化、集约化的既定政策。故对"三权分置"农地政策进行探讨时应转变学界以往过度关注其政策提出的意义和价值,或是纠葛于承包经营权分离后,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的政策设计合理性,而应从法律角度对农地"三权分置"做出回应,对涉及农地制度改革的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和调整,通过合理的法理逻辑解释与法律规范设计,为新一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最有效的保障和依据。在准确理解本轮中央农地改革精神,归纳辨析各领域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研究将承包权权属成员权、经营权权属用益物权,并以此为基点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渐次虚化以及土地经营权流转客体地位。进一步地,对农地流转领域法律体系进行矫正,构建以农地经营权出租、转让、抵押流转方式为主体,互换、入股、信托流转方式审慎推行的农地两级(初次流转与再流转同步保障)流转市场,以确保本轮农地改革制度优势得到有效发挥。

农村土地融资担保的法律制度完善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目的之一是最大限度发挥农村土地的融资担保功能。我国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民法典》物权编对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内容作了规定,但未明确该权利的性质。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关乎农村土地融资担保的具体方式、权利构造、实施机制的确定,亟须尽快厘清。为保障农村土地融资担保制度顺畅运行,可考虑在立法层面明确农村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的主客体范围,增设强制管理或强制缔约、诉讼等抵押权实现方式,同时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体系、农业风险基金、农业保险等配套机制。

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与重建土地个人所有制

农民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土地私有制是对地主不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土地私有制的否定,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制度安排为重建土地个人所有制提供了制度条件。重建土地个人所有制是对农民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土地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重建土地个人所有制存在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上的条件,需要通过深化制度变革的方式解决。重建土地个人所有制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实现农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以“三权分置”为背景

"三权分置"要求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稳定土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和抵押,具有深厚的法理依据。"三权分置"下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权能界限不清晰、交易关系无保障、法律规定不完善等法律风险。应明确确权登记的效力,强化合同的规范管理,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土地经营权的民法典表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肯定了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改革成果,吸纳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在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增设了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的权利属性依据经营主体、流转期限等不同,或为物权性权利或为债权性权利;相应地,前者的融资担保方式为抵押,后者则为权利质押。《民法典》肯定了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及其不动产登记能力,并将其登记效力规定为登记对抗主义。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应与时俱进

家庭联产承包后,农民对承包的土地基本拥有经营权和收益权,但没有终极的个人所有权,以致越来越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的办法,是在社区人均耕地的范围内给农民以个人终极所有权;由于土地流转等客观原因,农地户均失衡在所难免,为使每个农民永远拥有一份赖以生存的土地,必须每隔一较长的时间(例如30年)搞一次“微调”,将每户超过人均耕地的部分重新分配,因而还应有少量的集体所有权相辅助,形成一种“个人所有权为主,集体所有权为辅”的农地产权制度,或称“有限制的农地私有制”。

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流转政策实践与探索

中国农村改革是从土地制度改革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打破了大锅饭制度的束缚,拉开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序幕。四十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从“两权分离”向“三权分置”的演变,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本文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土地流转政策演变和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为脉络,分析研究农村土地流转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乃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通过归纳总结土地流转政策和制度的成功经验,以期寻找未来应坚持的改革方向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