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化繁为简”到“繁简相生”: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的过程机制研究——以深圳市B区义警为例

“乌卡时代”,厘清政民合作治理过程机制对于实现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至关重要。既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政民合作治理的前因条件与合作绩效,却忽视了对中国情境下政民合作治理过程的分析。鉴于此,以合作治理理论为基础,立足政民双主体视角,构建了基于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合作动机一行为过程一价值共创”的过程机制解释模型。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是政民双方基于各自的合作动机,通过利益互融、资源互补、协调互动、信任互惠、成效助推,最终实现价值共创的循环选代过程。

居民价值共创行为对游客公民行为的影响——游客感恩的中介效应与特质犬儒主义的调节效应

旅游中的游客公民行为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大多从认知视角探讨游客公民行为的发生过程,忽略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情绪驱动机制。本文在情感事件理论的基础上,以491份游客样本为基础,深入考察游客感恩在居民价值共创行为与游客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特质犬儒主义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居民价值共创行为能诱发游客感恩;游客感恩在居民价值共创行为与游客公民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特质犬儒主义不仅会抑制居民价值共创行为与游客感恩之间的正向关系,还会削弱游客感恩在居民价值共创行为与游客公民行为关系间的传递效应。该研究对旅游目的地倡导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主客关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美德等方面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基于行为类型化的市民环境公约模式重塑

市民环境公约是规范市民环境行为的社会规范。在全面推进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进程中,市民环境公约能够对市民环境行为起到约束和引导作用,是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外部约束与内在动力之间关系的典型样本,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实践中市民环境公约存在内容泛化、实施困难、外部缺乏衔接的现实问题,严重削弱了市民环境公约的实效。运用行为类型化研究方法可以得出,市民环境行为主要分为消费行为、治理行为和监督行为三种类型,分别有着约束、激励和保障的治理需求。为满足这些治理需求,市民环境公约在内容上,应以公民绿色低碳消费义务为核心;在实施上,应强调政府、社区和市民的合作共治;在外部关系上,应与相关法律规范之间建立明确的衔接和转进关系,形成效力协同和保障。

民宿顾客心理契约、顾客满意与顾客公民行为关系——基于平潭民宿的实证研究

选取福建省平潭国际旅游岛为案例地,运用问卷调查、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等方法,构建关于顾客心理契约、顾客满意与顾客公民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民宿顾客心理契约、顾客满意以及顾客公民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民宿顾客心理契约对顾客满意和顾客公民行为均能够产生正向影响。②民宿顾客满意正向影响顾客公民行为。③在交易心理契约对顾客推荐行为与顾客反馈行为中加入民宿顾客满意作为中介变量,会产生部分中介作用,并且在关系心理契约对顾客助人行为和顾客反馈行为中也能产生部分中介作用。

政民接触对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的影响机制——公务员对公民信任的中介模型

公务员和公民的接触(政民接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公务员的合作生产态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议题。论文基于接触假说和政治信任理论,构建了政民接触与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之间的关系模型。利用406名市直机关公务员的调研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政民接触正向影响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而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同时,研究认为,公务员和公民之间的接触越频繁,越有助于增进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这一研究结果有别于“接触性不信任”假设。聚焦公务员群体的研究既丰富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研究视角,也拓展了接触理论的应用领域,为未来培育积极的合作生产态度、促进政民互动、深化政民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向指导。

“懒”还是“难”?公民健身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研究——基于新浪微博网友评论分析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发布后新浪微博网友评论所表达的公民健身期许对深层次挖掘公民健身行为的影响因素有着重要的价值。通过抓取新浪微博网友的1696条一级评论,借助程序化扎根理论编码技术发掘出“公民健身社会情境”“公民健身支持系统”“公民健身主观意识”和“公民健身客观条件”4个范畴以及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由此建构公民健身行为的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模型。研究发现:公民健身社会情境和公民健身支持系统共同构成影响公民健身行为的外部环境因素。公民健身主观意识是公民健身行为的内在驱动因素,公民健身客观条件是保障公民健身行为的外在条件因素。公民健身外部环境因素可以通过激发公民健身主观意识驱动公民健身行为(公民健身的认知型路径),也可以通过保障公民健身客观条件驱动公民健身行为(公民健身的工具型路径)。

农村居民公领域公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层级结构研究

基于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农村居民的调研数据,运用回归分析与解释结构模型(ISM),对农村居民公领域公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层级结构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的公领域公民环境行为主要受新媒体环保接触、数字素养、自我效能感、沟通扩散型政策和政治面貌的影响。农村居民公领域公民环境行为的发生有三条路径:一是数字素养→新媒体环保接触→自我效能感→农村居民公领域公民环境行为。二是沟通扩散型政策→自我效能感→农村居民公领域公民环境行为。三是政治面貌→农村居民公领域公民环境行为。

基于PLS-SEM的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老年人公交车出行行为分析

为分析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老年人的公交车出行行为,以2022年大连市老年人公交车出行为例,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与出行习惯为理论框架,构建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PLS-SEM),分析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出行习惯、出行意愿与出行行为间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老年人的知觉行为控制对出行行为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且在所有因素中影响作用最大,总效应为0.552;其余依次为出行意愿、出行习惯、态度和主观规范,主观规范对出行行为的影响作用最小,总效应为0.082;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仍是出行习惯的前因。基于PLS-SEM的老年人公交车出行行为分析,反映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各因素影响老年人公交车出行选择行为的内在作用机理。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

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标准应当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协调。在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方面,应站在体系化的角度全面进行分析,可参考《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公民个人信息“二分法”的分类方式,并运用“概括+列举”式的规定,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敏感个人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在限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方面,应对“国家有关规定”作限缩解释,仅包括法律和行政法规。在认定行为方式内容方面,应及时调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方式内容,将更具社会危害性的合法获取个人信息后非法使用的行为,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方式内容之中。

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对其环保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了了解城市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因素,采用问卷调查法分析了不同群体环境态度和环保行为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市居民环境态度对环保行为的内在影响机理。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发现,环境认知、环保责任和环保意愿都是个人环保行为的显著性影响因素。不同年龄、学历和籍贯的公民在环保态度和环保行为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政府及社会应该注重培养公民形成良好的环保态度,并采用制度设置促进居民环境态度与环保行为的一致性。特别要加强对县、乡、农村地区和低学历人群的环保宣传教育。

群体公民行为研究述评

群体公民行为是工作群体作为整体所表现出来的,有利于促进整个组织总体目标实现的一种角色外行为。培养组织中的群体公民行为,非常有助于企业组织,尤其是实行团队模式管理的企业,提升组织绩效和改善员工的行为与态度。本文对以往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对未来研究方向做出了预测,并在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开发策略。

行为公共管理学探新:内容、方法与趋势

作为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的新兴学科,行为公共管理学采用科学方法对公共管理现象与心理过程的共有部分进行研究。其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政民互动情境下的"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一方面是政府公共服务与决策行为过程及其输出;另一方面是公民认知与情绪体验过程及其反馈。研究方法主要是实验法,包括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和现场实验。研究趋势表现在研究主题的与时俱进,方法与技术的兼收并蓄以及"学"以致用、构建和谐政民关系。

城市居民锻炼行为阶段与心理因素的探讨

通过对武汉市城市居民进行"阶段变化问卷"的测量,以检验TTM各问卷在研究城市居民锻炼行为上的适用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方差分析,以了解城市居民锻炼行为阶段并分析相关的心理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阶段变化问卷的结构效度、内部一致性信度都达到了较理想的水平;被试分布在锻炼行为改变的5个阶段上,而且各个阶段上的人数分布不一致,大多数被试处于不锻炼阶段。不同锻炼阶段者在自我效能、均衡决策和改变过程等心理因素上存在差异。

虚拟社会中大规模民众群体行为建模研究

战争会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大规模社会民众的群体行为也影响着战争的进程。虚拟战争空间社会子系统中,建立社会民众的大规模群体行为仿真模型对进行战争实验研究有重要意义。分析和总结了虚拟战争空间社会子系统中群体行为仿真模型的特点和建模实践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提出了智能环境模型、给出了战争危机条件下的群体决策规则,并提出了一个通过建立四维行为库进行行为存储和搜索的行为管理思想,为虚拟社会大规模群体行为的建模与仿真研究提供了思路,对不同类型的群体行为建模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民体育锻炼意识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探析——计划行为理论视角

基于2018年中国公民体育意识与行为调查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为依据,运用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公民体育意识与实际行为悖离"的原因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公民有体育意识的前提条件下,"体育意识与实际行为悖离"的发生率为45.7%。这种"悖离"现象主要受行为态度变量中的体育情感和体育意愿,知觉行为控制变量中的体育技能和体育意志,以及行为意向变量的影响;行为态度变量中的体育认知,行为主观规范变量中的"责任担当""从众心理"和接受"周围人劝说或建议",知觉行为控制变量中的"锻炼条件",以及所有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其影响不大。在实证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安徽省城乡居民体育用品消费行为研究

运用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对影响安徽省城乡居民体育用品消费行为的主客观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安徽省不同区域的城乡居民体育用品的消费支出有显著不同且水平较低;城乡居民体育用品消费的需求层次存在差异;质量和价格是影响城乡居民体育用品消费的主要因素.

顾客粗暴行为与酒店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研究:基于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

文章通过对广州5家酒店的231位员工及其直接主管的问卷调查,考察了顾客粗暴行为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及组织支持感对该关系的中介作用和内外控倾向、工作自主权对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顾客粗暴行为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负向相关;组织支持感部分中介了顾客粗暴行为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负向关系;员工内外控倾向、工作自主权调节了顾客粗暴行为对组织支持感的影响,即内控倾向越高、工作自主权越高,顾客粗暴行为与组织支持感的负向关系越弱;进一步看,内外控倾向、工作自主权调节了组织支持感对顾客粗暴行为—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作用,即外控倾向越高、工作自主权越低,顾客粗暴行为通过组织支持感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所起的作用就越强;反之越弱。

雇佣保障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员工对企业信任的中介作用

文章通过针对我国生产制造型企业员工的问卷调查采集相关数据,利用相关分析和层级回归分析,研究雇佣保障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尤其是研究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雇佣保障与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显著正相关,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在雇佣保障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论公民信息权

公民信息权是信息社会形态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文章探讨了信息社会公民信息权的定义与性质,认为"公民信息权"的概念是伴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与信息社会化而产生的新概念,具有高级形态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性质。信息权的内容主要有信息自由权、个人数据权及信息财产权,分别构成公民在信息社会中的生存权、发展权、安全权及财产权。公民信息权利指向的客体是特定的信息资源,而非所有的信息资源。同时指出,公民信息权的行使与权利救济方式,提出公民在获得信息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新市民信息行为模型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在我国城镇化不断推进的环境下,掌握新市民信息行为规律并构建其信息行为模型,有利于提升新市民信息活动效率,促进新市民城市融入,从而提升城镇化质量。本文在对广东省多个城市调研和对新市民自身因素、环境因素及信息因素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以威尔逊信息行为一般性模型为主线并结合技术接受模型和科亨信息需求理论,构建出新市民信息行为模型,再以广东省新市民的信息行为为实证,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对模型中各影响因素进行验证,最后根据验证结果修正模型并提出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模型中的变量对新市民信息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作用,它可为深入分析新市民信息行为和开展有效的信息服务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