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生态环境治理体制的演进理路——基于“权责-激励-信息”三维框架的历史比较

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相契合,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制的演进过程整体上呈现出与之相匹配的阶段性特征。在“权责-激励-信息”的三维分析框架下,基于对相关指标测量结果的整体判断及其关键历史事件的比较分析,我国环境治理体制的变迁过程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时期:一是激励兼容性与信息对称性双缺失的放任治理时期;二是环保激励边缘化而信息对称性较强的放权治理时期;三是环保正向激励强度增强而其信息对称性被严重弱化的分权治理时期;四是环保激励结构渐趋合理且其信息对称性逐渐强化的均权治理时期。基于此,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深化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改革应将不断强化央地间环境治理的权责适配性、激励兼容性与信息对称性作为主要着力点。

论强化政府环境责任

中国环境法律施行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应当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这一现状的改变结合起来,在《环境保护法》中强化政府环境责任。界定了政府环境责任的涵义,分析了加强政府环境责任的必要性,并介绍了美国、日本和俄罗斯联邦的环境基本法有关政府环境责任的规定,提出了修改《环境保护法》的立法建议。从国情出发,《环境保护法》应当规定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重点构建了积极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体系:提供环境公共产品(服务),在各项决策过程中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信息。

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基于“三河三湖”环境审计的经验证据

基于审计署开展的“三河三湖”环境审计,实证检验了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探讨了法制环境、外部监督机制和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拓展了环境审计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的经济后果研究。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环境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促进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责任的履行;在法治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环境审计对提高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作用更大,而在法治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环境审计对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更大;在分析师关注越高和媒体关注度越高的企业中,政府环境审计对提高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更显著;在内部治理机制较弱的企业中,政府环境审计对提高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更显著;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有助于降低企业未来股价崩盘风险。

政府环境责任与《环境保护法》的修改

我国环境法律施行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应当将《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这一现状的改变结合起来,在《环境保护法》中强化政府环境责任。笔者分析了为什么要强调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介绍了美、日、俄的环境基本法在政府环境责任方面值得借鉴的规定。鉴于我国的国情,《环境保护法》应当规定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重点构建积极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体系:提供环境公共产品(服务),执行各项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信息公开。

环境责任、组织变迁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一个基于合法性理论的规范研究框架

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合法性理论有助于揭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动机,企业组织变迁、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政府管制之间具有相应的逻辑关系。初步确立基于合法性理论的规范研究框架,以研究企业不同组织变迁阶段环境责任、环境战略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不同情形及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瓶颈制约与法制纾困方案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面临着“污染产品”合法化、污染行为“有量无质”、污染追责“有果无因”、生态产品“有市无价”等因素的制约。由农用化学品管理、农产品管理和县域政府管理构成的“三点支撑”方案可以打破这些制约因素。具体的法律措施包括加强农用化学品管理,将其生产者、销售者纳入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责任者的范围,为其分配具体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制定行政法规、切实调整农产品管理思路,以环境友好型农产品品级认定的正激励效应抵消污染防治义务的负激励效应;有关立法从落实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责任出发优化县域政府管理,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生产整合为一项政务,使地方政府在充分掌握化肥、农药等潜在污染物信息的基础上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培育高品级农产品采取管理行动。

企业环境责任评价模式与效应研究

近年来伴随经济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环保部、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加强对企业环境责任的监管和处罚力度。文章基于近十年的文献,就我国理论研究者对环境责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发现现有理论研究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环境绩效、环境责任等不同角度展开研究,但存在一定的概念不清和混用问题,阻碍了企业环境责任研究的深入发展。文章采用文献调查法,认为按照《环保法》公开环境信息是企业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目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呈现出一定的"碎片化"和"随意性",不利于强化对上市公司这一微观主体的环境监管。文章认为,未来在肃清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应着重进行企业环境责任和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和机理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引入新理论、新技术、细化研究范围,以期强化上市公司环境治理和政府环境规制。

我国A股上市公司环境投资现状研究——基于2009—2015年社会责任报告和财务报告的数据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年至2015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和财务报告数据,对上市公司环境投资现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环境投资的行业差异体现在重污染行业与非重污染行业之间,地区差异体现在东部地区与非东部地区之间;当前我国环境投资领域仍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上市公司在环境投资方面缺乏科学统一的引导,投资金额存在随意性与盲目性;上市公司的环境投资额在省份之间、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仅有11个省份、12个行业的上市公司环境投资的平均增幅高于政府投资平均增幅。

组织控制视角下纵向府际环境治理责任均配及其履行路径初探

在组织控制视阈下,纵向府际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关涉三大核心要素:责任配置重构、激励结构调整与信息渠道畅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纵向府际环境治理责任配置呈现出从责任同构迈向责任均配的内在变迁规律。而在责任均配下,纵向府际环境治理责任履行的路径集中地体现在激励结构调整与信息渠道通畅等方面。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坚持激励原则、转变激励方式、增强激励强度等纵向府际环境治理激励结构的优化路径,强化地方政府“履责”的动机;二是通过畅通纵向府际环境治理的信息渠道,以维持其“履责”的意愿,即一方面通过环境监测监察机构的垂直化改革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制度化运作,剥夺其环境治理剩余信息生产权与激励权,另一方面则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对环境治理的赋能效应,建构全流程、互通型的信息披露与流动机制。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正确理解纵向府际环境治理责任均配的内涵及其实现方式,以防出现认知和行动偏误。

环境风险感知触发社会风险的逻辑机理与治理之道

近年来,国内环境信访事件和环境群体性事件易发多发。这些缘起于环境领域的风险缘何会演化成社会风险?本文聚焦两项关键要素:环境风险感知与抗争意愿,试图以此来解释公众环境风险感知触发社会风险的逻辑机理与治理之道。基于数据分析结果,研究发现,环境风险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公众抗争意愿,政府信任在二者间发挥中介作用,政府回应、信息公开削弱并调节环境风险感知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环境治理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说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降低了政府受信任水平,继而激发并放大了抗争意愿,由此助长了社会风险的萌生。而政府回应与信息公开水平的提升能够弱化环境风险感知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继而间接降低公众抗争意愿,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阻断环境风险向社会风险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