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运用融媒体治理网络谣言的对策研究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爆发以及融媒体的崛起对公安机关网络谣言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分析特定时段网络谣言具有的负面影响和积极因素,巩固网络谣言治理基础。公安机关运用融媒体治理网络谣言的现实困境包括融媒体应对的联动效能差、信息沟通不畅、平台建设良莠不齐、网络谣言治理中监测、引导、管理缺位等,针对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公安机关运用融媒体治理网络谣言预警体系、控制体系及防范体系建设对策,以期对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遏制网络谣言滋生蔓延起到积极作用。

公安机关战时党建工作创新研究

探索公安机关战时党建工作,对于强化公安机关战时战斗力、向心力,确保战时使命任务的完成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对战时党建模式的构筑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在战时认知、职责权限、工作实效、战时保障、品牌宣传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为破除上述困境,弥补短板,在新形势下对公安机关战时党建工作开展细化研究,并从认知重塑、权责明晰、保障齐备、组织优化、党建宣传五个角度给予现实回应。

公安机关侦办串通投标犯罪案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引入了招投标制度,这种交易方式对合理、高效配置市场资源,促进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不法分子在利益驱动下,利用相关规范不完善、法律相对滞后等制度漏洞,实施串通投标的行为愈演愈烈。近年来,由于受疫情影响,招投标方式发生了变化,串通投标犯罪手段随之变得更加隐蔽,团伙化、职业化特征明显,涉案人员趋向多元化,给公安机关线索获取、案件定性、调查取证、数据分析等打击治理工作带来诸多挑战。对此,应及时变革侦查思维及模式,积极打通数据通道,多元化获取案件线索,利用数据化实战手段突破壁垒,形成多警种、多部门融合侦查的全新办案模式,为全面打击串通投标犯罪赋能增效。

基于多普勒效应和九零法则的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预防思路与策略研究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与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出行需求的快速增长,各类交通安全隐患日渐突出,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地区交通事故的预防工作已成为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多普勒效应频率的变化划分出不同的交通事故危险程度,为公安交通管理者提供系统科学的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技术和方法,以九零法则为关键策略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和客运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能够有效减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和伤亡人数,确保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态势持续稳定向好。

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公安机关的认识、不足与改进方向

认识和把握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概念、内容与差异,并厘清市域社会治理与城乡基层治理的区别和联系,进一步认识社会治理要求下公安机关的职能任务和面临的挑战。然而,部分公安机关自身还存在一些不足:观念转变不到位,角色定位不准确,管理制度不匹配,学习投入不够等,未能完全适应推进社会治理的需要。提出公安机关的改进方向:转变传统观念,治理方式与时俱进;明确职能定位,提升群众工作能力;推进制度改革,充实基层治理力量;保障学习投入,不断提升综合素养。

证券民事赔偿的公法激励:行政执法和解与恢复性刑事司法的应用

公权处置前置和集体行动困境不是阻碍我国证券民事赔偿责任实现的主因。实践案例显示,公权处置前置带来的“罚先赔后”“赔偿不足”是导致投资者消极行权的重要因素。对此,可以发掘公法的激励机制,促进、保障受害投资者民事利益优先实现。证券行政执法和解的和解金优先赔偿投资者、嗣后盈余上缴国库,能够保障投资者损失优先受偿。我国目前适用该制度的案件数量偏少,立法对和解金的性质和地位界定不清。对此,应在公私法融合的背景下建立对和解金的独立认识,在和解金谈判中尽可能实现对受害投资者的足额补偿。将被害人利益置于核心地位的恢复性司法也具有保障受害投资者民事利益实现的效能。刑事责任减让能够激励犯罪人在个人财产之外筹措资金,缓解可供执行财产不足的问题。刑事责任的减让须与犯罪人的赔偿能力关联起来,同时考察市场秩序法益的恢复程度,保持惩罚、预防功能的总量守恒。

基于协同视域的公安机关警务合成作战机制建设研究

大力推进公安机关警务合成作战机制建设,是全面整合警务资源,实现警务作战效能大幅提升的重要措施。从协同视角审视警务合成作战机制建设现状,以问题为导向剖析合成指挥、合成资源、合成力量三个维度,把准警务合成作战机制建设困境之“脉”。通过细化警务合成要素,建设好以信息共享、指挥决策、指挥调度、力量建设、全面保障、战果复盘为目标的警务合成作战机制,不断增强警务合成作战协同效能和优化警务合成作战机制。

高空抛物、坠物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的提前介入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高空抛物、坠物的民事责任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和分配,特别是创设了国家公安机关对于高空抛物、坠物侵权的调查权,明确了公安机关对于高空抛物、坠物在不存在行政或者刑事违法的情况下仍需参与和介入,突破了过去高空抛物、坠物依靠私力救济的局限性。从高空抛物这一概念出发,探究民法典对于高空抛物、坠物民事责任的划分,深入探索该类案件中的公安机关提前介入机制。

突发舆情中公安机关的话语回应研究——以“某烧烤店打人事件”为例

公安机关话语回应是发挥公安机关职能、提高公安机关公信力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手段。公安机关应对突发舆情的话语回应质量,直接影响公安机关形象及舆情发展趋势。从话语文本、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三个维度的分析来看,公安机关应对突发舆情的话语回应特点,包括权威发布的表达模式、严谨平实的话语风格及协商承诺的话语结构。提升突发舆情中公安机关话语回应的质量,应当遵循话语时效原则、质和量的准则、一致性原则,同时直面公众关注,依据舆情发展周期,抓住“真相空窗期”,统一宣传口径,增强话语互动性,创造严谨亲和语言风格,分层分段回应舆情。

分歧与定性:监警协助行为性质研究

在监察体制改革中,公安机关协助监察机关是一个重要课题。准确把握监警协助行为的性质,有助于构建科学的监警协助机制。当前,关于监警协助行为的性质存在监察行为说、行政协助行为说、刑事司法协助行为说等多种观点。监警协助行为性质纷争的原因主要包括监警双方权力构成多元、协助事项范围模糊等。通过分析监警协助行为性质的不同观点和监警行为的模式,可以发现监警协助行为是一种特殊行为,是为保证办案效率和公正的动态行为,它在特定条件下既可表现为监察行为、行政协助行为,也可表现为监察与行政兼具等行为。

规范与实践:公安机关基层治安调解的价值、迷思及其化解

公安机关基层治安调解活动的内涵兼具规范与实践的双重特质。从规范价值层面分析,公安机关基层治安调解以法律规则为核心,致力于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整体性控制。而在实践价值层面,其以理性自觉为旨归,力求实现对个体心灵秩序的形塑。目前公安机关基层治安调解在调解目标、调解策略、调解效果上存在着诸多迷思与挑战。对此,需要从三个维度出发,以内在结构要素的优化实现对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的重塑、以情感治理与依法治理的贯通实现调解策略的恰当运用以及以当事人主体需求的厘清实现基层矛盾纠纷的源头解决。

公安机关鉴定二元监管体制的构建路径

自2017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以来,便有学者呼吁合并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鉴定监管双轨并行体制,以达成统一管理。事实上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并非要求鉴定管理主体的唯一性,而旨在健全统一的鉴定规范、标准与要求,促进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双方鉴定监管模式在各自体制内的合理性、稳定性以及相对一致性。面对现阶段公安机关鉴定技术监管难题,单一式的纵向行政管理模式显然难以应对,如不通过改革补足其技术监督机制的缺位可能影响公安机关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有效运行。因此,应当构建行政管理与行业自律管理相结合的二元监管模式,以完善公安机关鉴定监管体制,使其符合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下公安机关鉴定的合理定位。

公安机关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困境与对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迅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不断打破,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各种矛盾愈发突出,且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等特点。面对新时期社会矛盾的新情况、新特点,公安机关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任务日益繁重,但由于基层配备警力不足、民警依法行政及为民服务的能力不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运行机制落实不到位等现实困境的存在,导致公安机关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过程中疲于应对,排查化解工作效率较低,引发群众诸多不满,严重影响公安机关的威信。为此,公安机关应当注重事前管控,强化摸排预警,从源头上“治未病”;与相关职能部门厘清职责范围,做到各司其职;建立联动联调机制,提高调处最大效能;加强宣传教育,培树群众法治意识,增强公安机关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实效,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公安机关规范性文件豁免公开法律问题分析

公安机关由于其本身性质的特殊性,具有行政和司法双重属性,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公安执法的重要依据。公安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公开既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原则性要求,亦是公安机关警务公开的实践要求。但是,实务中诸多公安机关规范性文件以不公开的形式出现,降低了民众行为的可预见性,影响了公安机关执法的公信力,也引发了相应纠纷。根据公安机关规范性文件豁免公开的现状,分析其理论根源,划分不同的豁免情形,设立不同的审查方式,确保公开的必要性和不公开的合法性。

论新时代公安机关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重大风险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事关党和国家安危,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战略思考,高瞻远瞩、把握大势,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深厚的实践基础,为新时代谋篇布局。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公安机关作为打好政治风险保卫战和阻击战的重要力量,担负着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神圣职责和使命。为回应时代形势要求,全力应对政治安全领域的各种风险挑战,公安机关应统筹建立政治安全重大风险预警机制,全力防范化解政权、制度安全面临的重大风险,聚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重大风险,推动公安机关实现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重大风险能力的优化升级。在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上聚焦发力,夯实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公安机关招录人民警察心理素质测评研究

公安机关招录人民警察心理素质测评是运用心理学测量方法评估考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职业心理素质,是公安队伍建设和人民警察培养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梳理公安机关招录人民警察心理素质测评的现状发现,由于测评理念未得到广泛认可、评价机制不健全、专业力量薄弱引发测评的专业量表缺乏、测评内容单一、各地测评实施情况差异明显,测评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提升招录人民警察心理素质测评工作质量,要做好测评的“战备性”建设、丰富测评的工具和技术手段、优化测评的实施步骤,才能助力公安队伍高质量发展。

基于社会燃烧理论的涉警网络舆情演化分析

网络舆情因其影响广、扩散快、破坏强的特点,逐渐成为社会舆情治理中的重要一环。由于主体的特殊性、牵涉利益的普遍性,涉警网络舆情更容易引起网民非理性的讨论,从而对警察形象、政府威望、社会秩序等造成负面影响。社会燃烧理论作为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通常用来描述无序、混乱、失衡的社会现象,从本质上与涉警网络舆情高度吻合,因此以社会燃烧理论为基础对涉警网络舆情进行类比研究,从可燃物、助燃物、点火温度三个角度分析涉警网络舆情的演化逻辑,便于公安机关理解其产生、发展的规律,从而“对症下药”。

公安机关警察权的力度、法度和温度

公安机关警察权是国家公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底层逻辑上,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具有一定力度,需结合场景理论灵活适度把握警察权的“强”与“弱”。警察权作为合法暴力性权力,为有效防止警察权行使的肆意,应建立警察权“负面清单制度”,优化警察权监督机制,保证警察权在合法、正当范围内行使,即警察权应具备法度。同时,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格局下,公安机关警察权行使应有明确价值定位,遵循警察权力度、法度前提下,尤其面向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有关等特定场景,警察权行使应体现一定的温度,体现警察权的“人民性”和“权利观”。综合言之,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持续优化,不断提升警察权综合效能,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智慧公安背景下大数据创新应用能力研究

公安工作亟需提升大数据创新应用能力以推进公安智能化建设,其核心任务在于构建涵盖技术支撑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与人员应用能力的大数据创新应用能力体系。在技术支撑能力层面,软硬件设备更新、平台智能化程度、数据连接环节难以满足公安工作智能分析与决策需求;在组织管理能力层面,计划、协调、管理、实战能力及战略匹配与公安大数据建设发展不协调;在人员应用能力层面,存在信息化水平有限、人才知识更新缺乏合力、岗位培训实效有待提升等问题。培育数据应用能力、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加强落地核查应用、重视战略匹配作用等举措可以逐步提升大数据创新应用赋能公安工作的能力,推动形成公安新质战斗力。

基层公安机关执法能力提升的逻辑缘起、制约因素与创新路径——基于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基层公安机关执法能力提升推动社区治理进程,有效契合了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研究认为,基层社区、基层公安机关及公安机关治理能力锚定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的基础治理空间、重要治理主体及关键影响要素。基层公安机关在社会治理中主要存在执法理念规范性不高、执法人才储备不足、执法范围边界模糊、执法手段相对滞后等问题。在今后实践推进中,可以从基层公安社会治理主体协同性、理念科学性、内容精细化、手段多元化、队伍专业性等方面予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