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科技考古鉴定与分析

通过人及动物骨骼的碳十四年代测定,陕西清涧后刘家塔墓地4座墓葬的日历年代集中在商代晚期,M1年代略早于其他墓葬。墓地出土人骨6例,均为成年个体,男性多于女性。该人群骨骼创伤与病理现象多见,骨膜炎、“跪距面”高发,日常食物以粟、黍等C4类为主并摄入较多动物蛋白。M4所出2例马骨均为青壮年雄性个体,骨骼尺寸大多处于中国商周时期家马范围之内,健康状况整体较好,饮食结构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类干预。M1和M3棺木用材为冷杉属,M1所出车马器和M3所出铜斧内木材为榆属。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2022年9~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对后刘家塔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现4座商代贵族墓葬。墓葬虽均被盗扰,仍然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小件器物,其中以车马器最多,还发现了墓室内葬车遗存。大量随葬品与殷墟高等级贵族墓葬相同,显示出浓厚的殷墟高等级用器色彩,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该墓地是目前发掘的黄土高原地区规模最大的商代墓葬,是近年来商代考古的重要突破。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鱼塔梁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2023年4~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在清涧县寨沟遗址鱼塔梁地点发掘了34座小型商代墓葬,出土了一批极为难得的随葬品,部分随葬品陶、铜器共存。其年代相当于殷墟二期,文化面貌为李家崖文化。其中陶钵是李家崖文化最集中的一次发现,在以往遗址考古中较为少见,为李家崖文化陶器增加了新类型。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李家崖文化的埋葬制度、丧葬习俗、社会结构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郑州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重要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初步研究

依据郑州多年来的考古发现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工程”的最新发现,结合地理地貌、黄河中游大地湾、南佐和以河洛古国都邑—双槐树遗址为首的系列代表性遗址的文化内涵,对郑州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整体聚落规划、大河村文化的内涵以及郑州仰韶文化中晚期与黄帝(时代)的关联等重要学术问题,予以了初步研究。初步认为,郑州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规划严整,在统治空间防御必要性基础上,利用地理地貌形成了以双槐树都邑为中心的多重防御结构;同时,大河村文化早期有仰韶文化中期晚段特征,晚期逐步形成更加明确的自身特征,整体两端都有过渡特征。在时段方面,呼应大汶口文化中期和“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这一文化谱系的早中期,并有诸多文化联系。按照传统上古史文献以及陶寺至夏商考古发现与上古史呼应的现今主流认识,《帝系》中的黄帝距今不足5000年,若视为是氏族多代首领称谓的话,结合仰韶文化考古发现、古代炎黄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中原仰韶文化呼应的应该属于黄帝所在的族群。

郑州商城区域的汉代聚落再探

长期以来,郑州商城内城都是城市选址的中心区,经过数次补筑和改建,该地至今仍是郑州市区的中心。现今郑州旧城与其南部重叠,以往被认为是汉代营建的“管县”,这不符合文献记载。郑州商城内城的汉代遗存以普通生活居住区为主,没有因郑州旧城而形成明显的城乡差异。郑州旧城北城垣始建于唐代,这与其自此成为稳定的地方州县治所息息相关。郑州商城区域的汉代聚落是汉代县城之下的基层城邑,依托于战国时期对郑州商城内城垣的修补,文献将其称为“管叔邑(管邑)”,源自周初封管的历史记忆。该聚落为地区交通枢纽,是县下一处聚落中心,战国秦汉时期应在此置有“亭”。

甘肃灵台桥村遗址Ⅰ区发掘简报

桥村遗址位于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西屯镇北庄村桥村社。2018~202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性发掘,发现了方坑、灰坑、房址、墓葬和沟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龙山时代晚期陶瓦标本。这是继1978年桥村遗址首次试掘之后的又一次重要收获,对研究陇东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聚落形态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

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本来有非常良好的生态环境,雨水充沛,温暖湿润,植被丛生,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不过从考古发现和甲骨文反映的殷墟文化各期生态资料的数量变化,并结合文献记载的“象之南迁”、“洹水一日三绝”、“河竭而商亡”以及“雨土于亳”等材料来看,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曾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气候开始变冷变干,土壤变质,旱灾频仍,沙尘暴时起,植被减少,野生动物灭绝、迁徙等等。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界西北季风的转向,而人为的破坏作用也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过程。

湖北省巴东县龙王庙遗址发掘简报

巴东县龙王庙是巫峡口的一处临江台地遗址,发掘共分三个点.其中两个点发现遗迹遗物,一个点在江边沙地,T1312中出土400余件商周时期石器;另一点在台地上,第7层有少量春秋遗物,可辨器形有盆、罐、釜、豆、鼎、鬲、甗等,4～6层揭示了清代中后期龙王庙址的多种遗迹现象,有房基、暗沟、柱洞、石板路等.

早商晚段至殷墟时期商人与东夷的文化融合

商人与东夷间的文化融合是随着早商晚段以降,商夷联盟被双方间的战争打破,进而导致商人势力的东渐而实现的。商夷文化融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夷人商化。同时,这种文化的融合还只是呈点状分布。在据点之外的海岱广大地区,东夷文化势力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论三峡地区先秦聚落的分期与命名

聚落是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研究中的一个"焦点"。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作20余年来,取得了多项成果,其中就包括先秦考古学文化体系的建立,它不仅填补了本区域历史文化发展的空白,同时还为古代聚落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渠道和空间。然而,目前三峡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命名还比较混乱,这对早期聚落分析造成了一定的困惑和阻碍。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峡库区先秦聚落研究分期、命名标准。

戈亳册父丁簋与复合氏名

河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戈亳册父丁簋,应是著录于《商周金文录遗》中的第131器。戈亳册为复合氏名,戈为族氏名号,亳为地名,册为官职名称,此复合氏名是族名+地名+官名的形式。戈亳册父丁簋的发现对商代晚期青铜器与族氏铭文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聚落考古初步研究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峡江地区早期人类聚居地表现出面积较小、延续使用时间较短、受洪水破坏严重等特点,在此开展聚落考古研究的难度较大。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展,考古发现材料不断丰富,笔者拟对该区域夏商周时期的聚落考古研究作一初步尝试。主要选取官庄坪、何光嘴、庙坪、中坝和双堰塘等几处典型遗址进行个案分析,通过研究单个遗址的平面布局和历史演变,来管窥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聚落发展和演变情况。

论周初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变迁

西周王朝建立后,建立起分封制、宗法制和同姓不婚等一系列崭新制度,殷周之际思想观念和礼的精神随之发生一系列明显深刻的变化。商人天帝崇拜观念逐渐淡去,重人轻天思想日臻突显,"亲亲"、"尊尊"的原则渗透周礼的方方面面。殷周文化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以往学者所论殷周文化"一脉相承"说、"大同小异"说与"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的深刻"剧变"说,多疏于对殷、周之际制度建设与文化变迁作系统缜密考察,各执一端,顾此失彼,证据偏颇,结论武断。

4.2～3.5 ka B.P.嵩山南麓的史前社会对逆向环境的适应

聚落和生业是史前社会对逆向环境适应研究的重要内容。嵩山南麓地区在龙山晚期聚落众多、邦国林立,是开展史前聚落研究的理想区域。基于考古文献和Arc GIS工具,文章分析了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时期聚落的时空变迁、生业结构和史前社会的地缘格局,认为:(1)新砦期(约3. 9～3. 8 ka B. P.)气候趋于冷干且洪水灾害频繁,加之部族冲突致使本区聚落的重心在二里头时期(约3. 8～3. 5 ka B. P.)从颍河上游地区转移到双洎河中游一带;(2)颍河上游在龙山文化晚期的作物组合是粟、黍、大豆、稻谷,驯养动物组合是猪、狗、黄牛;二里头时期的生业经济结构则得到优化:种植业引进了小麦、养殖业引进了绵羊,生产工具出现了耒、耜,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3)龙山晚期的颍河上游地区的城邑聚落众多,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酋邦内部推行"能人治理"机制,而且不同集团间的文化融合亦促进了史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早期国家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和政治架构。

榆林地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先民的作物选择初探

已有的考古研究显示,榆林地区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址数量激增,聚落等级差异显著,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但其文明化过程中,不同等级聚落的先民对作物的选择情况如何,作物选择与社会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如何仍不明确。本文公布了榆林新机场火石梁遗址的植物浮选结果,搜集该地区已有的大植物遗存资料,根据古人农作物计量的习惯,优化分析植物遗存所代表的作物产量信息,揭示不同聚落规模下先民对作物的选择利用情况。研究结果揭示,榆林地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小型聚落居民延续以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但大型聚落—石峁遗址的先民则有了更多的选择,如强化对粟的开发,其作物选择的多样化可能与资源调动能力相关。

从殷墟甲骨文谈商王的政治伙伴诸妇

原始时代的女性,在母系氏族社会里主要负责组织生产,是一种"生产的象征";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女性的生产功能已经渐渐消失,转而被强调生育的功能。显然,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在社会上的作用、地位不如母系氏族社会,已经处于从属的地位。不过从殷墟甲骨文记载看,商王的诸妇生前曾参与商王朝的征伐战争、代商王主持祭祀活动、采集甲骨,甚至拥有封地,向王室纳贡,死后也成为统治阶级的祭祀对象。有关诸妇的上述记载表明,商代时期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是很低,而且对商王室起了一定的作用,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尽管在殷墟甲骨文中看到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现象,但是商王在政治活动中某种程度上也依附于诸妇,商代诸妇本质上可以说是商王的重要政治伙伴。

襄樊邓城黄家村遗址2005年东区周代遗存发掘简报

2005年12月,襄樊邓城城址东侧的黄家村遗址东区发掘9个10×10米探方,清理出周代灰坑10座,水井1口,出土较多的陶器,器类主要有鬲、甗、盆、盂、豆、罐等,其时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属邓国文化遗存。

从隰尊铭文看晚商仪式用乐

隰尊是帝乙、帝辛时期的青铜器,铭文记录了晚商时期王(很可能是帝辛)亲自参加、由"妇"(很可能是妲己)操办的一次肜祭,器主隰是"妇"的媵臣,在仪式中担任万舞的领舞并受到王赏赐,仪式中用编庸演奏新的祭祀舞曲。此铭与同时期的万(豕匕)方彝铭文以及一些传世文献中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提示出商代晚期仪式用乐发生了体系性的新变化,这与商王朝统治中心的人事变动和政治形势变化密切相关。

郑州商城周边聚落变迁与环境因素影响浅析

郑州商城是一座大型中心聚落,在其周边分布着数量众多的中小型次级聚落。次级聚落的发展和演变受制于环境因素的影响,逐水居、栖高台,并伴随着中心聚落的发展、衰退而逐渐式微。多水环境气候的影响成为郑州地区商文化消退的一个重要因素。

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2010年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2010年11月,为配合西安至商洛段高速公路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老牛坡遗址路段发现的夏商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本次共发掘商代墓葬22座,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整体保存情况较差,随葬器物主要有鬲、豆、罐、缸等。随葬陶器具有较浓的地方文化因素,为研究陕西商代考古学文化及与周边同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