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行诗”命名的合理性研究——以陈东东的《七十二名》(组诗)为中心

不论是中国的古诗词还是自外国传入的现代诗,分行作为显性的外部特征,一直都是构成诗歌的重要条件与标准。陈东东提出“连行诗”的这一概念冲击了大众对于诗歌秩序的认知,将诗歌文体的定义重新聚焦于内容本身。在表现方式上,“连行诗”纠正了诗歌鉴赏对于形式的过分依赖,打破了旧有的分行标准,给予诗歌新的表达自由;在审美层面,“连行诗”纠正了过分私我化的表达趋势,强调日常的主体思索与精神表达,推动了检视原则的变更;在文体本身的定义中,“连行诗”的命名引出了诗歌的独特性与情感内核,缓和了变更引发的焦虑。在各个层面的质疑之下,“连行诗”作为形式本身已具备了诗性的意义。

盛唐五绝修辞的成就和创新

五绝创作在盛唐迎来高峰期,王维、李白双峰对峙,孟浩然、杜甫、崔颢、崔国辅等人因对修辞的重用而成为五绝发展的重要贡献者。盛唐五绝主要为乐府体,言语风格或倾向于平淡含蓄,或倾向于绚烂明快,在中唐得以延续。杜甫五绝以徒诗体为主,言语风格总体倾向于谨严典雅,对晚唐有所影响。

论岑参七言诗歌在清代的高度接受——以选本和诗话为中心

与明代以前一般把岑参作为边塞诗人不同,清人从体裁角度进一步明确岑参七言诗歌创作在诗坛的地位,认为岑参七言歌行可为“唐人第一”,七律温雅为唐之“正声”,七绝可与王维并举,成就仅次于李杜等大家。岑参边塞诗人形象与“最善七言”风格在文学史生成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显示出文学史生成过程中对其突出成就的筛选与强化。清代诗话更为繁荣且诗歌理论趋于系统化,对边塞诗的深入阐述与大力创作使清代成为文学史中甄选岑参诗歌特质的重要一环。

论李白各体山水诗的艺术渊源及其对传统的发展

相对王维、孟浩然山水诗的成就主要在五言,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七言写山水也很少,李白在安史之乱前就已广泛采用五古、五律、五绝、七绝、七言歌行等体裁来表现山水主题,并且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从体裁入手考察其山水诗,可以说李白是盛唐诗人中在山水诗创作方面用力最勤、开掘最广、变创最多的诗人。李白各体山水诗都有其独特的渊源与风格特点,在承与变、承与创之间有不同的表现。而总的特点有二:一是充分地表现个性,二是从各自的体裁特点出发,共同体现对音乐性的追求。二者构成李白山水诗不同于盛唐诸家的独特个性,而且对后世山水诗艺术影响深远。

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不少七言诗。这些诗歌,不仅宋代以后的考古学著作时加收录,而且,明人已经将其编入汉代文集中。考察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可以发现,不少诗歌句句押韵,其结构形式已相对固定,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东汉以前七言诗已基本形成。

集句诗的发展及其特点

集句诗的起源很早,但直到北宋才发展、成熟起来。仁宗朝的石延年、胡归仁,神宗朝的王安石,徽宗朝的葛次仲和林震,是集句诗的发展过程中几个非常关键的诗人。集句诗在艺术上有从“贵拙速”到“意贯而对偶”的变化。南宋以后,集句诗创作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在题材上走向了专门化;集杜诗成了一个突出的品种;创作规模越来越大;“以文为戏”的特点再次被强化;甚至成了小说和戏曲的组成部分。

三千年文学史,百年人生情怀咏叹史!——关于文学生命本质的新思考

唐诗为什么能为我们抒情?三千年文学史为什么是百年人生情怀咏叹史?一言以蔽之,文学是人学。从生命哲学的角度看,作为文学对象的"人"和"人性"有双重性:从质的方面说,指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普遍人性;从量的方面说,指有限的个体生命的百年情怀。前者是指文学对象的生命特质,后者是指文学对象的生命范围。因此说"文学是人学",不如说文学是人心学,是审美人性学。三千年文学史,就其精神母题而言,实质是百年人生情怀的咏叹史。由此出发,对唐诗为我们抒情、经典为我们咏怀、以及文学的永恒主题、经典的永恒价值、古典的现代意义等问题,可以获得更合理的解释和更深刻的认识。

英诗中的视觉效果

通过列举英诗行、词和标点符号的例子,昭示了它们的视觉效果。同时指出了它们独特的替代甚至超越正常诗歌行文中语法、词法和标点符号的作用,说明它们是与其他艺术形式与时俱进的产物,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表现力。

论五言诗的韵律与体式的意义

在中国的旧体诗中,在《诗经》《楚辞》之后,首先发展起来的是汉魏六朝时代的五言诗,唐代人称此为古诗,以别于唐代人按严格体式和韵律写的属于"近体诗"范畴的五言绝句、五言律诗、五言长律。由于五绝、五律诗每句中的5个字是前两字一顿、后三字一顿的句法结构,正是与七绝、七律诗句的后5字构词顿数相同,以至与许多词的五字句顿式一致,所以五言律句的构制,就成了诗词写作合于韵律的必须具备的实践准备条件。在五言诗的写作上,五言绝句的难度更大,因为每首诗只有20个字,且要独立成章,因此必须立意集中,不枝不蔓;文字精妙,难于增减;借端托寓,蓄意深微;意到辞工,不假雕饰。由于五言绝句的体式精微,施展的天地极小,所以历来虽有名篇,却少有独擅此体的名家。

《福乐智慧》的用韵方式初探

历史长诗《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民族古代文学艺术集大成的著作 ,也是维吾尔族最可宝贵的语言修辞的宝藏 ,它在诗歌韵律的运用、艺术手法的创新上 ,都显得极富特色 ,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借鉴。

续佳句而成篇: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写作方式

续佳句而成篇是中国古典诗歌一种特殊的写作方式。与通常从题目出发开始写作不同,它是以佳句为基点推衍开来完成全篇。其中所依据的佳句,有诗人醒时偶得、梦中所得、他人所作三种情况。续佳句而成篇反映了文人对于佳句的珍视及"句"在汉语古典诗学中的重要性,也与中国古代诗歌的文体特点及社会功能密切相关。分析这种现象,可以对古典诗歌创作中的辞意关系和历时性过程有更深入的认识。

曹丕《燕歌行》的断句问题与三句体诗歌——中国古代诗体研究之一

曹丕的七言诗《燕歌行》,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既继承了传统,又刚刚显露出创新意识的歌体的"遗响"。其近源来自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风歌》的三句体式,其创新来自曹丕对诗体规模的扩张,也就是叠加。三句体诗歌是一种基本的诗歌体式,魏文帝曹丕的两首《燕歌行》均属三句体诗歌。在以"永明体"为先声的近体诗出现之前,中国早期诗歌有着各种自由活泼的体式,三句体诗歌普遍存在于古中国各地,而且形式多样,分布广泛。

杜甫七律诗的结构方式论析

杜甫七律技法纯熟,足为后世垂范,其结篇之法尤为后人称道,古人对此已论之颇备。但出于写作需要,各结构形式在具体实现方式上必定有所变化,从而衍生出更多的次级结构类型,对此问题的探讨却仍付之阙如,实有详加梳理之必要。在此即以整理杜甫七律诗各结构形式的次级结构类型为切入点,细致分析各类型的具体结篇方式及其特性,从而全面深入地解析杜甫七律的结构方式和技巧。不仅如此,通过对杜甫七律结构方式的梳理,还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古人所谓起承转合、前后解等结构理论的合理性。

论钟嵘《诗品》对兴、比、赋的阐释

钟嵘《诗品》是第一个把兴、比、赋放在五言诗的写作中进行研究的 ,以为三者务必“酌而用之” ,不可偏废 ,为五言诗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时调与中国六句体诗的形式比较

时调是韩国古代代表性的母语短诗,过去学术界也曾经注意比较过时调与绝句的形式,但更注重比较时调与韩国本土母语诗歌的形式。不过事实证明,在形式上与时调最近的是中国古代六句体诗(三韵)。这种形式的相似性在理论上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时调的形成过程之中接受了六句体诗的形式因素。

杜审言七律《大酉甫》作年考——兼及杜审言任洛阳丞的时间

杜审言的七律《大酉甫》是一首早期的七言律诗,确定其作年,对准确地了解七言律诗的发展演变过程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确定杜审言任洛阳丞的确切时间。本文经过深入的考察、排比,考定杜审言的七律《大酉甫》应当作于万岁通天元年(696)三月;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年中,杜审言离开常州江阴,升任洛阳丞。

传陶公之闲情 追唐人之风致——李觏七绝诗诗风探析

在《李觏集》中,存有李觏的各体诗作三百三十多首。其中有七绝诗九十余首,占其诗的总数四分之一强。李觏的七绝诗风格多样,立意出人,寄慨遥深,创辟奇特,质朴自然,深得陶渊明和唐人作诗之真髓。通过六首七绝诗的赏读,进一步探析李诗的这一风貌,给后人以启迪。

清切哀伤、诗体古旧的蔡邕的《琴操》——谦论汉代琴曲歌辞与乐府诗、五言诗的关系

蔡邕所整理的《琴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琴曲定性,界定它的审美特征。琴曲歌辞主要是四言和骚体,采用的是古老的诗歌形式,因此,对乐府诗与诗体演变的关系必须全面审视,不能片面强调它对五言涛生成的推动作用。琴曲歌辞重在抒情,篇幅短小,这也是它和其它乐府诗的重要区别。蔡邕是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整理琴曲歌辞,流露出对旧诗体的依恋。

清静·平和:曾巩律诗、绝句的主导风格

曾巩后期诗歌以律诗、绝句为主。由于时代风潮、生活环境的影响,曾巩的心态更加趋于平和。在任职地方官期间,他脱离了书斋生涯和馆阁生活,有了更多时间接触大自然。在他所写的律诗和绝句中,体现出平实、清静、温和的风格。

吴梅村部分七言歌行作期考

作者依据近年来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考证了清初大诗人吴梅村部分七言歌行如《永和宫词》、《东莱行》等的作期,纠正了旧说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