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对文学新人的培养

“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开启社会主义文学新人培养工程,培养新中国文学的新生力量。办学模式方面,侧重“小而精”的培训,招生计划、教学安排、师资队伍配备等体现了培养工农文学新人的诸多努力与创新。办学理念方面,既自由活泼,鼓励讨论争鸣;又严肃紧张,突出政治规训。办学质量评价方面,尽管人们常常诟病中央文学研究所培养的大作家和创作的名作品少,但综合考量其办学目标定位、生源质量与培养成效,大体实现了办学初衷,且对20世纪50—70年代乃至新时期初始作家队伍建设和文学生态建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七年”时期河南电影放映员的职业困境与身份认同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是河南电影放映员队伍建立和成熟的时期,其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随着种种问题的出现和解决一步步完善起来的。放映员在工作中既面临上级规定的任务,又面对地方实践的难题,在工作中他们产生过身份认同的迷茫。他们的身份认同是在国家意志与自身职业诉求的张力中共同塑造的,体现了基层文化工作者对国家意志的应对与调适。探究这一时期放映员群体在工作实践中的职业困境与身份认同,可以展现出“小人物”在国家意识形态延伸过程中的复杂历程。

论“十七年”时期电影明星生成机制与身体政治——以上官云珠入选“22大明星”为中心

“十七年”时期,“22大明星”在政治实践、明星表演、观众参与等多重机制的作用下诞生,这些机制复杂而多面,暗合着不同程度的悖论。上官云珠通过对自己银幕内外的身体规训,完成了对这些悖论的意识形态缝合,最终得以成为代表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形象的“22大明星”中的一员。以上官云珠入选“22大明星”为中心,可一窥“十七年”时期电影文化的特殊面貌。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意识形态构建与类型性的隐性承续及开拓

"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新中国电影史上颇为"边缘另类"但又无法忽视的独特存在。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一方面,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效地发挥了教化宣传的意识形态功能,完成了新生政权的合法性营造、民族政策的宣传普及、中华民族亲如一家的想象性建构;另一方面,"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以其独特绚丽的视听风格、多样杂糅的类型融合、直白热烈的情感表达为新中国电影原本单调的主流版图增添了诸多艳丽的色调。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中,家国观念的意识形态构建与类型化的隐性承续及开拓也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谋与和谐。相较于汉族主流电影类型性的不够丰富多元,类型性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有难能可贵的继承和发展,因而也成为我们今天很有价值的电影艺术与文化的遗产。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

“路”作为母题:“十七年”时期西部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现代化叙事

在"十七年"时期关于西部民族地区题材的美术创作中,"路"成为一个重要的母题。美术家围绕着路进行巧思妙作并精心设计作品的标题,以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部民族地区的崭新气象。将众多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关于路的图像排列在一起,可以展现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历史。美术家以此进行国家现代化的叙事。

17年间(1949—1966)王尔德戏剧在中国译界的“缺席”研究

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一生中著有多部杰出剧作,并在20世纪头30年和80年代以后在中国分别掀起了两次译介高潮,但在1949—1966这17年间却没有任何一部剧作被译入中国。本文从这17年间的社会背景和翻译指导方针出发,深入剖析了王尔德剧作在此期间"缺席"的具体原因。

关于“童心论”与“教育工具论”的再反思

"童心论"和"教育工具论"作为"十七年"儿童文学的重要理论话语,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新时期遭遇的命运各有不同。理论界对此展开的批判与反思,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童心论"和"教育工具论"分别指向的儿童立场问题以及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触及儿童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内核,仍有重新探讨的空间。它们在政治立场和儿童视角之间、教育性和趣味性之间产生的缝隙里,蕴含着从传统指向未来的历史反思价值。

神圣·阈限·展演——十七年小说中的仪式化过程解读

在文学人类学领域,运用仪式理论解读文本,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十七年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仪式化过程的书写,这些仪式化过程包括神圣的民族寓言的建构,"成长叙事"中的阈限以及残忍和暴力的展演。仪式成为文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一条纽带,十七年小说中的仪式化过程,展示了特定的历史语境以及置身于其中的人们灵魂的挣扎。

论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城市书写

十七年农村小说既描写农村风貌,叙述农民的悲欢;又书写城市,城市工业化建设、城市面貌、城市商业活动以及农民的城市梦想等内容或多或少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十七年农村小说城市书写透视出城市生活的许多重要侧面和城市发展痕迹,一方面拓展了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内容和视野,为农村小说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另一方面在城市书写中流露出作家内心的真切体验,表达出作家微妙的意向,凸显出作家的主体精神,潜藏着作家的现代意识。

“十七年”时期的笔名发表与当代文学批评生态

文学史上使用笔名发表作品,一般有这样几种心理机制:一是害怕发表文学作品影响自己真名的名声;二是为了适应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三是与自己特殊的生活经历有关;四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寄托理念与思想情操;五是担心政治迫害;六是担心作品不成熟。中国"十七年"时期使用笔名发表的现象比较突出,显在的心理机制是担心作品不成熟,担心自己没有名声而使用笔名。事实上这里面却有着隐在的深层心理机制:一是"表态笔名";二是"读者笔名";三是"棍子笔名";四是"非主流话语笔名";五是"身份笔名"。这里面既有"被动笔名",也有"主动笔名",这些是特殊政治形势、意识形态与批评家个体人格多重要素共同组成的一个发表机制。这几种深层的笔名心理机制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生态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苏式美学话语的膨胀及美学研究的偏狭——“十七年”时期美学学科建设研究之一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国内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使苏式美学话语拥有了全国性的话语生产机制,成为"美学在中国"的主导性内容,导致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中国获得话语霸权。"十七年"时期的美学研究,一定意义上是苏式美学话语体系及其研究范式挤压遮蔽西方美学话语体系及其研究范式的过程,因研究视野狭隘和方法陈旧,原本丰富的美学研究被窄化为哲学认识论基础上的反映论美学,简单化为"主观-客观""唯物-唯心"的贴标签过程,终因学理性缺失造成"中国的美学"研究的偏狭。

“民间生活世界”与“十七年”戏曲文本改编的阐释

"十七年"戏曲改编呈现了"民间生活世界"的审美传统。在《秦香莲》和《四郎探母》等戏曲文本的改编过程中,民间文化在"阐释"的视野或"改编"的框架中支撑或生发出新的意识形态意义,同时依然拥有并遵循自身的价值内容和情感逻辑,实现了在"改戏"背景下突破意识形态的遮蔽并使自身具有审美表现力。

十七年时期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特点及得失

作为十七年时期(1949—1966)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其意识形态化倾向较之社会史论战时代愈加强烈。政治批判使古史分期讨论一度偏离学术轨道,造成一种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同时,史料派学人的加入,使古史分期讨论呈现新的格局,大大增强了古史分期讨论的学术性,理论与史料之间的平衡成为研究者的一种共同追求。十七年时期古史分期研究至少留下了两点学术贡献:第一,开启了进行大规模中西比较的研究门径;第二,挖掘了大量史料,澄清了众多史实,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上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进行了细致勘探。只要学术讨论实现充分的自治,克服“理论的自负”,十七年时期古史分期研究的成果就有望转化为日后中国史学发展中一种积极有效的资源而不是一种学术包袱。

为时代而译:《译文》《世界文学》与“十七年”文学译介

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译文》(1953—1958)与《世界文学》(1959—1964、1966)是唯一一份进行外国文学译介的官方期刊。在国内外政治局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下,以1959年更名为界线,该刊前、后期外国文学译介的选取和译介方法不尽相同:《译文》体现出中苏友好"一边倒"、团结一致对抗"资本主义阵营"的时代特点;《世界文学》则体现出亚非拉各民主国家众志成城、反抗"美帝苏修"的时代特征。《译文》与《世界文学》的译介活动坚持"政治标准"为第一要义,是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学行为。

“十七年”时期的“光之风景”——论刘白羽、杨朔游记散文中的现代空间书写主题

阳光照耀下的白昼风景、由灯光构成的夜晚景象,是刘白羽、杨朔等“十七年”时期中国游记散文作家笔下具有独特意义的空间书写主题。在“十七年”时期的游记文学作品中,有关此类景象的叙述不但承载着呈现现实的功能,而且形成了向现代迈进的新中国社会文化风貌的独特隐喻。两位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不但塑造了富有时代性和象征性的视觉景观,还在其游记文学中创造出新的主体形象和新的观者目光,并以白昼和夜晚的空间书写拓展了游记散文与意识形态融合的可能性,铺陈出属于“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现代性景观。

“伪神话”结构及其意义——重读“十七年”的几部长篇小说

"十七年"期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存在一种以正反面人物截然两分的模式为基础的叙事结构,它具有与中外文学、文化经典中的"神话"叙事结构形式相似而意义迥异的特点。在形似的叙事结构中,前者的正、反面人物和中间人物替代了后者的神、魔和被诱惑的神造物,相应地,前者的人性局限也被置换为超验的神性和魔性。这种形似而质异的关系,显示了"十七年"长篇小说叙事结构深远的传统渊源背景和普遍的社会现实心理基础。

沟通、交流与审美失衡——“十七年”时期《人民日报》文艺副刊“读者来信”考察

"十七年"时期《人民日报》文艺副刊"读者来信"对作品进行批评、建言或表扬,推动作品的艺术再加工,达到沟通与交流的效果。但同时,在倾斜的文学场中",读者来信"遮蔽了作品内在的丰富性、差异性以及作品、读者与编者之间的矛盾,在泛政治化的场域中,也就无法全面客观地评价作品的美学价值,从而走向审美失衡。

特殊语境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个人变异——论十七年时期巴金的主体精神

巴金在十七年时期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是其解放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延伸和变异,对那个狂热时代的欢呼和对领袖的赞颂也符合其情感表达逻辑,这种选择更多地包含着作家主体的主动性,而不完全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学规范压抑下的被动接受,表现出巴金一贯真诚率直的人格。

主体规训与媒介选择:十七年时期电影与农民关系辩证

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的映照,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电影是当时许多社会问题的集中纠结点之一。这一特殊时段中电影与农民的关系呈现出其多义性与丰富性。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与农民的关系层面,希望深入到该时期电影与农民的微观关系层以探讨其历史结盟的必然性,从而对那时电影与农民的关系形成较为全面与公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