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坛经》成“经”与禅宗经典观念的创新

《坛经》的形成是不断增补的过程,其编辑体例存在模仿翻译佛经的现象。但是,称为“坛经”之初,慧能的本意或许是借鉴唐代佛教、道教的仪轨文本称呼。授无相戒与说法是两种不同的宗教行事,前者具有内部传承的特征,后者则是公开的。因此,《坛经》才会有《施法坛经》和《六祖法宝记》两种不同的称呼。《坛经》成“经”后,慧能、神会等用《坛经》统摄教法传播、正法亲证、师资相传。神会门人采取“秘本”式登记管理维持《坛经》的内部传承,遭到佛教界批判。可以说,《坛经》成为“经”是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中国佛教之南方转向和唐宋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朱子门人黄榦与辅广并称考——兼谈崇德的勉斋书院与传贻书院

朱子门人黄榦与辅广为何并称“黄辅”,本是关系朱子门人后学与朱子学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事实上,黄、辅二人之间曾有过交游与论学,特别集中于性的善恶之辨。此外他们都曾在浙江崇德(今桐乡)任官或讲学,后人为了纪念又分别建有书院。黄榦在崇德石门酒库曾有近三年的任职经历,除了专心酒务外,还关心灾荒等事,亦留下许多诗文,故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创设勉斋书院。辅广安家于崇德县城,晚年担任县学主学并创办传贻堂,传贻堂后来成为绵延七百多年的传贻书院,为浙北历史最为悠久的书院且影响深远。

陈献章散佚弟子拾遗

明初以陈献章为宗师的白沙学派崛起于粤中而倾动全国,四方拜入门下者众多。对于白沙学派弟子门人的来源、分布以及数量等情况,前人先后作过几种辑录,但仍有遗漏。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和地方志、文集、传记、墓志等多种文献史料,考得散佚陈献章弟子15人,其中广东省内5人,省外10人。白沙学派弟子门人特别是广东省外弟子门人的补缺,对揭示白沙心学的地域流布及社会影响状况,展演白沙学派的规模与传承轨迹不无助益。

GUEST ED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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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中子路形象的重塑分析及作家创作思想探源

以子路为主人公的小说《弟子》是日本作家中岛敦依据中国典籍改写的一部短篇小说。在子路的形象塑造方面,中岛敦在遵循经典的基础上又赋予其“忠于本性”的新形象。这一形象的重塑实则是中岛敦“人不具有自由意志,命运将以本性牵引的方式掌控人”的思想体现。该思想不仅根源于中岛敦的个人经历和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还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命运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解读这一创作脉络有助于把握中岛敦的作家整体形象,并对重新阅读和审视中华传统经典具有启示意义。

书信交往与苏门的发展历程——以苏轼与四学士为中心

由苏轼主盟的“苏门”在哲宗元祐年间大放异彩,是两宋影响最大的文学群体之一。在长达四十三年的时间里,书信是苏轼与“四学士”等人最主要的交往媒介。这些书信在苏门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苏门文人在书信中求教讨论、品题称扬、交流信息、劝勉慰藉、宣泄情感、传承斯文,在此过程中建构起集体认同,培养了深厚情谊,写下了传世佳作。苏轼和四学士的来往书信,在平易自然的表达中见出作者们真实的情感和隐秘的心迹,在温暖的人际关系中见出人性的真善美,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探讨苏门书信交往的细节和意义,有助于深化对宋代文学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认识。

“连行诗”命名的合理性研究——以陈东东的《七十二名》(组诗)为中心

不论是中国的古诗词还是自外国传入的现代诗,分行作为显性的外部特征,一直都是构成诗歌的重要条件与标准。陈东东提出“连行诗”的这一概念冲击了大众对于诗歌秩序的认知,将诗歌文体的定义重新聚焦于内容本身。在表现方式上,“连行诗”纠正了诗歌鉴赏对于形式的过分依赖,打破了旧有的分行标准,给予诗歌新的表达自由;在审美层面,“连行诗”纠正了过分私我化的表达趋势,强调日常的主体思索与精神表达,推动了检视原则的变更;在文体本身的定义中,“连行诗”的命名引出了诗歌的独特性与情感内核,缓和了变更引发的焦虑。在各个层面的质疑之下,“连行诗”作为形式本身已具备了诗性的意义。

初唐薛元超门人群体的文学活动及功绩

薛元超在唐高宗上元、仪凤中担任宰相的几年间,主持门下省弘文馆工作,将十多位文士引入馆中,频繁开展文馆活动,促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文人群体的形成,不仅创造了文学实绩,提升了创作水平,还促进了高宗朝尚雅的文学风尚的形成,并为武后、中宗朝培养了文学人才。由于群体主要为宫廷诗人,作诗重视形式和技巧的探索,所以他们的创作和理论研究为律体诗在武后、中宗朝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泉水文化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以苦苣泉品牌设计为例

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日益提高,山泉水成为日常饮用水的重要选择,其包装设计也逐渐受到关注。本文旨在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瓶装饮用水市场现状、消费者需求、品牌定位以及设计美学等方面,以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的苦苣泉山泉水为例,分析其品牌设计背后的文化意蕴和包装设计策略,将泉水文化元素融入“苦苣泉”包装设计中,以打造独特且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牌形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风景园林学科建设回眸与展望

回首新中国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轨迹历程,我们看到,我国的风景园林学科随政策、经济起伏,有成败得失、有经验也有教训。总体而言,新中国风景园林学为丰富社会主义人居环境作出重要贡献,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该文从历史、当代及中国传统等多个角度对风景园林学科进行深层次、多维度的解读,通过对70年(1949—2019年)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各个典型历史时期进行梳理,勾勒出历史沿革的崭新风貌,剖析学科新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力求探索出未来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新方向。

A Disciple of Horgyasai

ＡＤｉｓｃｉｐｌｅｏｆＨｏｒｇｙａｓａｉ￥ＢＡＬＳＡＮＧＮＯＲＢＵＭａｓｔｅｒＴｏｉｎｂａＸｉｎｒａｂ，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Ｂｏ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ｗａｓｔｉｋａａｓ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ｓｙｍｂｏｌ．Ｓｗａｓｔｉｋａ，...

CONTRAST ANALYSIS ON ECG,CT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PATIENTS OVER SEVENTY YEARS OLD WITH STROKE

目的:探讨70岁以上老年人脑卒中患者的心电图、CT和临床表现的特点及其预防和治疗方法。方法:100例患者的心电图、CT和临床表现被分析了。结果:这些患者的心电图和CT改变以及临床表现是各不相同的。结论:70岁以上老年人的脑卒中患者是具有一定特点的。

孔子死后弟子们的“心思”——从《论语·子张》看

从《论语·子张》可以看出,在孔子死后,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都主要从内圣的维度继承和弘扬孔子思想,这是他们共同的“心思”,其中,子张、子夏、子游、子贡主要是通过阐释孔子思想的路径继承、弘扬孔子思想,而曾子主要是通过引用孔子之语的方式继承、宣扬孔子思想。在弘扬孔子思想的过程中,子张、子游与子夏有明显的不同,但是,都批评子夏,显示了孔子死后儒门最初的思想分化,以及同门中人在学术层面的“争执”;在对同门中人的评价上,子游、曾子都从道德维度对子张作出负面评价,显示了孔子死后同门中人在人际关系层面的“紧张”以及彼此关系的决裂。这种“紧张”,显示了批评者以正统自居的心理。由此也可知,儒门的分化有着客观与主观、学术与人为的因素。至于子贡,展示了其极力维护孔子形象、守护儒门的责任感。

晚明吴麟征“蕺山门人”身份的历史建构与现实表达

对理学流派门人的考索,是深入了解学派思想传承与发展的重要环节,但常出现误录、滥收等问题。除技术性因素外,不少则出于有目的的主观建构。就师徒关系而言,吴麟征难称刘宗周弟子。而黄宗羲在清初尊朱辟王的思潮下,基于重塑蕺山学的正面形象,将吴氏纳入蕺山门人。全祖望甚至将吴麟征升格为蕺山门人之首,这与全氏表彰浙东蕺山一系,以及强调道德品行的学术史观息息相关。受权威观点的主导,吴麟征“蕺山门人”这一身份逐渐被成功建构。在门人的界定与统计中,只有依据文献作出合理判断,才能真正把握某一理学流派的影响和地位。

论先秦墨家军事团体

墨家学派是学术、军事一体化的组织,墨家军声势浩大,却为人们所忽视。墨子领导的墨家军是有和平主张的正义之师,也是有士气、有规模、有武器、有战斗力的威武之师。墨家军的弟子兵属于敢死队,在巨子统帅下组成由弟子、信徒和从众构成的军队,配备有先进的防御工具强弩(连弩车等)、技机(转射机等)、奇器(藉车、木鸢、云梯等),践行墨家非攻主张,成为中国战国时期与众不同的民间组织。此文通过大量数据和表格,再现墨家军的情况,并且对其不被认可和消失的原因进行了一些探索。

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及其原因

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推崇具有多个维度和复杂原因,这一点从他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中直观体现出来。康有为彰显董仲舒与孟子、荀子的关系,尤为强调董仲舒的思想源于荀子,并在这个前提下声称董仲舒的思想超越了孟子和荀子,成为孔子之后一人。与此同时,康有为拉近董仲舒与孔子亲授弟子之间的关系,断言董仲舒的思想源于孔子亲授弟子。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目的是提升董仲舒在孔子后学中的地位,借助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自己的孔学观。

从钱玄同日记看章门弟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从钱玄同日记来看,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海归”何燮侯和胡仁源主政的北京大学就有意引进留日的章太炎弟子,来挤压桐城派“老朽”。钱玄同与“假章门弟子”沈尹默成为《新青年》同仁,是主编陈独秀主动联络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不少激进的主张,其思想资源来自鲁迅、周作人等章门弟子,甚至还可以远溯到留日时期所阅读到的巴黎《新世纪》杂志。

言志传统与孔门言志文献的生成

“诗言志”开创了“言志”传统,“赋诗言志”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合颇为盛行,人们往往借助诗篇来委婉表达心中的情意。赋诗言志在春秋晚期开始衰歇,一种新的言志样式开始出现。孔子及其弟子一方面将“赋诗”变成“言诗”,一方面改造“赋诗言志”,将“言志”从“赋诗”中解构出来。孔门言志虽然沿承“赋诗言志”传统,但它改变了赋诗来言志的做法,而是直接陈述心中的志向。孔门言志文献在形态上主要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实录型,文本较简短;二是编纂型,其文本较复杂。大抵而论,前者多为实录,后者则经过加工,是出于有意的编纂。通过这些文献,不仅可以了解“赋诗言志”传统的裂变与转向,而且这些文献本身也揭示了孔门的个体修养目标与社会理想,是理解儒家思想的重要依据。此外,孔门言志文献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论语》文本生成的若干信息。

论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的策略与方法(二):目标、内容与方法

针对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的困局与问题,就目标、内容与方法进行讨论。首先讨论如何理解体育立德树人的核心功能,构建更加科学的目标等有关问题,提出要解决体育立德树人目标设定中“追全”“求大”“浮表”和“轻行”等问题。随后讨论如何建构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的内容体系和教材问题,以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德育团队编写的《体育弟子规》内容和《体育品行课课养》教材为例,对建构体育德育教材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讨论。进而对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的方法论如体育立德树人的机理、创设情景、教程步骤等进行了讨论,还以北京师范大学公共体育游泳课的教学为例,对培养学生意志的教学过程、教材准备以及实践效果进行介绍。最后,提出对大、中、小学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的8点建议,即厘清学生思想品行突出问题、勾画学生身心健康“理想像”、摈弃极端以学生为中心思想、构建体育课程思政内容体系、探索体育思政有效途径方法、加强体育树人的家校社共育、创编《体育课程思政教材教法》、研究体育师德内容与评价标准等。

《孔子家语》中的孔子及孔门儒学主张

《孔子家语》是战国后期孔子弟子记录整理的一部孔子言行录。它为人们在《论语》之外完整理解孔子及孔门儒学主张提供了重要补充。今本《孔子家语》十卷、四十四篇,在保留孔子家世、生平、业绩及“七十二弟子”名录方面提供了一手资料,揭示了孔子的“存亡祸福,皆己而已”的神人感应观,从“仁”“礼”“德”“法”四方面论析了孔子心中的“明王之道”,从“士人”“君子”“贤人”“圣人”诸方面阐述了孔子眼中的修身之道,并补充论析孔子关于“人道”之依据(人性)的思考,包括人的“性命”“人情”的涵义以及因人情而治人的“人义”规范。宋代以来,《孔子家语》一直被视为王肃假托的伪书。20世纪70年代两次汉墓出土文献证明此书不伪,应当纳入先秦儒学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