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法治化治理研究

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高发、多发,具有犯罪主体特征明显、上游犯罪查证困难、行为以提供“两卡”为主、违法所得与涉案数额差异巨大、处罚结果呈“轻刑中的重刑化”等突出特点。有效推进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治化治理,应当从司法打击、司法认定和司法治理三个层面探究:司法打击层面存在当严未严、该宽未宽的偏差,应突出打击重点、坚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司法认定层面存在对“明知”、“为其犯罪提供帮助”、“支付结算帮助”的扩张倾向,应严格罪刑法定原则,统一司法适用标准,准确认定犯罪构成要件;司法治理层面存在个人法律意识淡薄、办案机关工作延伸不够到位、相关职能部门欠缺联动思维的堵点,应推动溯源治理,从强化多元普法、加强源头监管、加强协同联动方面,着力构建综合治理大格局。

严打利弊之议

严打政策是在社会转型犯罪剧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的 ,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但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和运动式运作方式 ,确实存在消极的一面。在更加强调法治的今天 ,我们应当将严打纳入法治的轨道 ,对严打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

“法治”视野下“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兼采经济学的方法

对"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应是多方面的,而效应与教训则是其极其重要的内容。"严打"政策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严打"政策的正面效应是短暂的社会稳定,并可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是长远的,它不仅在观念上一度侵蚀着我们的法治信仰,动摇我们的公平正义感,而且在客观上酿成了新的对抗和秩序紊乱。"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同样能够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中,我们所能得到的是"严打"政策的教训,并且其教训可得到经济学和犯罪学的共同说明。"严打"政策的教训将使得我们在应对犯罪、谋求稳定和实现"法治化"的道路上方向更加明确,步伐更加坚定,并将使得"宽严相济"政策在社会转型和风险多元的特殊历史时期得到更加稳妥有效的推行,从而助益于"法治国"的发展。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如何有效回应现代刑法立法的扩张?——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观察

犯罪化与重刑化并行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现代立法的显著特征,但我国的重刑结构使重刑化问题尤为突出。在现代刑法立法的回应中,古典刑法观尤其是以法兰克福学人为代表的原则性否定立法的批判进路,几乎无法实际影响立法。对立法持亲近态度的积极刑法立法观,可形象描述立法现实,但缺乏立法批判的意愿和能力,无力回应我国重刑结构基础上的重刑化问题。务实的选择是转换视角,从新制定法律中寻求立法的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具体条文的优化设计尽可能地影响刑事政策。《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立法实践表明,通过批判性合作可在不同程度上有效影响立法扩张的范围与程度,是值得提倡的回应立法扩张之道。

论新时期的“严打”方针

新时期'严打'方针的基本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更好地把握和应用,必须正确认识'严打'与'依法'的关系,正确把握'严打'要求的'从重'与刑法量刑中的'从重处罚'、'从快'与遵守法定诉讼程序的关系,同时,还应正确理解'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两个基本>的真正内涵,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充分贯彻'严打'方针.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初论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是我国在经济建设初期为了应对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快速有效地使社会秩序恢复稳定而酝酿与确立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刑事政策在政策含义、对象范围以及内涵特征、效力特征等方面显著地区别于"严打"政策。这也表明随着时代的进步,需要赋予刑事政策新的科学、丰富的内涵,使之更好地服务和适应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和刑事立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