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Syntactic Characteristics of Jinwen Shangshu

Jinwen Shangshu consists of the earliest documents handed down in China, and it is the classic of political history compiled no less than 2600 or 2500 years ago. The article makes a thorough analysis on object-preposed sentences, passive sentences,judgment sentences, and double-object sentences in Jinwen Shangshu ( 《今文尚书》） . By comparing various sentence patterns and investigating them systematically 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es of the documentation language, it sums up some syntactic characteristics of Jinwen Shangshu as well as the the evolution law of syntactic forms in the documentation language, and it is of reference value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r.

从尚书台到丞相府--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

刘备称汉中王后,其左将军府改称大司马府,并建立了尚书台。他称帝后取消了大司马府,由尚书台统领全国要务,削夺了外朝官员主要是诸葛亮的职权。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立丞相府,总揽全国军政事务并兼领益州牧,将后主与辅政的李严排除在决策领域之外。他领兵北伐的7年中丞相府常设在汉中,遥控朝政,带子息在身边,不再回朝面君,并于成都设立留守相府,对后主严密监视限制,其丞相府的性质可视为权臣控制皇帝和朝廷的统治机构“霸府”。

今本《古文尚书·汤诰》非伪书新证

今本《古文尚书》的《汤诰》从南宋以来被学术界怀疑为所谓“伪古文尚书”之一。本文列举了十八条证据证明今本《汤诰》一定是商代的古本文献,不可能是魏晋人所能伪造的。本文将西汉以前引述《汤诰》的古文献和今本《汤诰》逐一予以精密的比对,论证了只能是春秋战国的文献引述今本《汤诰》,不可能是今本《汤诰》在那些文献的基础上创作而成。尤其是本文发现了今本《汤诰》的“惟皇上帝”一语可与西周金文精准对应,也与清华简精准对应,这是证明今本《汤诰》不伪的坚强证据。今本《汤诰》和《史记》所引《汤诰》是古本《汤诰》的上下篇,都是先秦的真实文献。先秦墨家所传的《尚书》文本和对《尚书》的阐释,与儒家的传本和阐释有所不同。儒家的《尚书》传本和阐释比墨家更可信。

浙西江山新元古代上墅组火山碎屑岩锆石U-Pb年龄及其地质意义

为进一步确定浙西江山上墅组火山碎屑岩年龄及沉积物来源,采用LA-ICP-MS技术对该碎屑岩中的锆石开展U-Pb同位素测年并与邻区锆石年龄对比。结果表明,上墅组火山碎屑岩中锆石U-Pb年龄为717~902 Ma,主要集中分布于902~883 Ma、875~812 Ma、794~775 Ma三个区间,峰值分别为(892±7) Ma、(846±7) Ma、(784±9) Ma,记录了华南新元古代裂谷盆地扩张、构造-岩浆-热事件,其中(846±7) Ma峰值可能反映了超级地幔柱的上涌,(784±9) Ma峰值指示了裂谷盆地的扩展。上墅组火山碎屑岩物质主要可能来自浙江中部地区。本研究成果可为江山地区沉积物来源分析、构造演化研究和陆块亲缘关系判别提供依据。

蔓薯并长期遮荫对商薯19淀粉加工品质及营养品质的影响

本试验以商薯19为材料,设置蔓薯并长期30%遮光度遮荫40 d后复光(复光)、蔓薯并长期-收获期持续30%遮光度遮荫(全遮)、全生育期不遮荫(CK)3种处理,研究不同处理对甘薯块根干物质量和总淀粉、可溶性蛋白、可溶性糖、还原糖、花青素含量以及淀粉组成、膨胀势、溶解度、老化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与CK相比,全遮处理降低商薯19块根干物质量和总淀粉含量,增加块根支链淀粉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及淀粉膨胀势和溶解度,且可溶性蛋白含量随遮荫时间延长而增加;全遮处理还降低块根淀粉老化值及还原糖、可溶性糖和花青素含量。而短期遮荫后复光有利于商薯19块根还原糖和可溶性糖含量增加。该结论可为寡光照地区的甘薯栽培提供数据支持。

不同地膜覆盖对甘薯产量和杂草防除效果的影响

为防治草害,挖掘甘薯的增产潜力,以商薯19为试验材料,以无覆膜处理为对照,设置5种地膜覆盖处理,研究不同地膜覆盖对甘薯薯苗移栽死亡率和鲜薯产量的影响,并研究了不同地膜覆盖的杂草防除效果.结果发现,覆盖地膜可以极显著地降低商薯19的薯苗移栽死亡率,降低杂草量,提高鲜薯产量(P<0.01).其中,覆盖黑色地膜和三黑二白地膜提高薯苗移栽成活率的效果最佳,薯苗移栽死亡率分别低至3.14%和3.92%;覆盖银黑色地膜和黑色地膜除草效果最佳,杂草防除效果高达73.76%和73.52%;覆盖三黑二白地膜和银黑色地膜增产效果最佳,分别增产26.79%和24.39%.本研究可为新垦荒地和多草田块甘薯的高产栽培提供方法参考.

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文本性质与墨家贤人观的扩充机制

清华简《程寤》《说命》《尹至》《尹诰》等“书”类文献蕴含着墨家“顺天志”“明鬼神”“尚贤”等思想观念,通过传“书”、改“书”、造“书”,墨家突出了上帝神鬼的现实政治功用,展现了独特的历史书写意识,这都能说明清华简“书”类文献系墨家传本。墨家通过改作史实,把伊尹、傅说打造成出身卑微但功绩卓绝的贤人,借此将冲决贵族血缘关系合法性主张置于墨家化的历史故事之中。清华简《治邦之道》《治政之道》则反映出战国中后期墨家通过批判现实、选贤任能体制化及吸收其他诸子立论等方式,从理论建构层面进一步扩充了贤人观。

吐鲁番所出《唐尚书省牒为怀岌等西讨大军给果毅傔人事》性质新解

吐鲁番所出《唐尚书省牒为怀岌等西讨大军给果毅傔人事》是一件尚书省下西州都督府的符文,今残存两部分:文书第1~13行的原初性质可能是怀岌上皇太子的启文,第14~21行的原初性质可能是兵部司呈尚书都省的商量状,后者是对前者的处分意见。通过分析这件文书的性质,有助于重新思考唐代刺文及相关制度。

垄上间作不同密度朝天椒对甘薯产量影响和效益分析

为充分利用甘薯田块的光热资源,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效益,摸索朝天椒“优美红山”与甘薯“商薯19”间作的最优栽培密度组合,以“商薯19”为主栽作物,设置5个“优美红山”间作密度处理(CK:0株/667 m^(2),T1:1038株/667 m^(2),T2:1557株/667 m^(2),T3:2076株/667 m^(2),T4:3114株/667 m^(2),其中T1、T2单穴单株,T3、T4单穴双株)。结果显示随着“优美红山”密度增加,甘薯总产量和单株产量、朝天椒青椒单株产量持续减少;朝天椒红椒单株产量先减少后增加;朝天椒红椒、青椒总产量和综合净收益呈现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的趋势。T1甘薯总产量、甘薯和朝天椒单株产量在T1~T4中为最高,T4朝天椒产量和净收入最高。与CK相比,T4增收887.99元/667 m^(2),T1增收510.19元/667 m^(2)。T1充分挖掘了“商薯19”和“优美红山”的产量潜力,说明“优美红山”在与甘薯间作时更适合单穴单株栽培,这可能与“优美红山”较强的分支结实特性有关。而从效益角度考虑,T4为最优间作组合。

《说文》段注与《尚书》训诂

清乾嘉时期,训诂研究的鼎盛,为经学家们疏通典籍提供了保障。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尚书》的训诂正诠释了小学与经学之间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并体现了乾嘉学派“复古”“求真”的学术追求,藉此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段氏《尚书》学训诂的独特内涵。

汉章帝《蠲除禁锢诏》引《书》考

汉章帝于元和元年(84年)十二月所下的《蠲除禁锢诏》是章帝改变东汉初年“严切”治理手段的重要举措,也是展现章帝宽厚帝王形象的经典文献。该诏引用《尚书》中“罪不相及”的典故系首次在帝王诏书中出现,但其并非《尚书》原意,而是战国时经过了内涵转换的产物,此意在后世广为流传,并逐渐进入常识语言系统。该诏将蠲除禁锢落脚在“弃咎之路”上,“弃咎”一词也典出《尚书》,展现了章帝对处理当时复杂政治局势的考择和对理想社会的期许。该诏是窥探汉章帝君主形象、明章之际政治风格转型和儒学树立正统地位后对社会影响情况的良好孔道。

垄沟间作甜玉米密度对甘薯产量的影响及效益分析

为缓解陕西商洛地区甘薯、玉米争地问题,充分利用甘薯田间的光、热、水、肥资源,进一步提高单位耕地面积的产量和效益,以甘薯商薯19和甜玉米苏克甜1506为试验材料,商薯19采用大垄双行水平对栽法栽培,在垄沟内间作苏克甜1506,研究苏克甜1506的4种不同密度处理对商薯19产量的影响规律,筛选综合效益最佳的密度处理。结果表明:随着苏克甜1506种植密度的增大,第1商品果穗数也相应增加(P<0.01);第2商品果穗数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P<0.01);而商薯19产量持续减少(P<0.01)。对于收获的甜玉米商品果穗数,苏克甜1506的密度不宜高于889株/667 m^(2);对于综合净收益,当苏克甜1506的密度为667株/667 m^(2)时,甘薯产量为2 801.4 kg/667 m^(2),甜玉米果穗商品数为1 284穗/667 m^(2),每667 m^(2)净收入为5 903.88元,收益最高,较甘薯单作收益增长770.86元/667 m^(2)。

大垄双行水平对栽不同密度“商薯19”对产量的影响

为进一步挖掘甘薯增产潜力,采用农机-农艺结合的大垄双行水平对栽法,以“商薯19”为试材,设置5个密度处理,考察不同密度对“商薯19”产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密度为56667株/hm^(2)时,“商薯19”产量最高,达到49986.11 kg/hm^(2)。此密度下大薯数量、产量最高,中薯数量、产量居第二位,但大、中薯率和平均大薯质量排序靠后。说明在大垄双行水平对栽模式下,密度对甘薯产量的影响主要通过增加大、中薯数量和产量来实现,而与大、中薯率关系不大。当密度超过56667株/hm^(2)时,薯块均匀化程度增加,且中薯数量和产量开始占优势。本研究为甘薯大垄双行水平对栽模式找到产量最佳的栽植密度,并为追求薯形适中和鲜食目的的甘薯生产提供了思路。

《素问·阴阳离合论》“厥阴根起于大敦,阴之绝阳”渊源考释

目的:探讨《内经》"大敦""阴之绝阳"与《周髀算经》"北极璇玑"的关系。方法:受大汶口文化遗址之"玉璇玑"覆于死者胸前启发,将《素问.阴阳离合论》"厥阴根起于大敦,阴之绝阳""罢极"与《尚书》《周髀算经》"北极""璇玑"概念相比较,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内经》"大敦""阴之绝阳"与5 000年前的玉璇玑有渊源关系。结论:从《尚书》《周髀算经》"北极""璇玑"这一天文和地理概念去理解《内经》有关条文则可加深对厥阴在人体中作用和地位的理解。

两种钾肥不同用量对商薯19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以甘薯品种"商薯19"为试验材料,研究了两种钾肥(硫酸钾、氯化钾)不同用量对甘薯生长和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甘薯施用两种钾肥均能提高单株块根鲜重,对甘薯干物率无明显影响。施用钾肥有利于提高甘薯商品薯率,显著提高商品薯及鲜薯产量。试验条件下,硫酸钾和氯化钾均在施钾(K_2O)135 kg/hm^2时,商品薯和鲜薯产量达到最高,最高商品薯产量分别为31 690.8和30 363.4 kg/hm^2;最高鲜薯产量分别为33 439.7和32 740.4 kg/hm^2。在施钾量(K_2O)为90~135 kg/hm^2范围内,钾肥品种对产量无明显影响。

《尚书》的风险治理观研究

《尚书》为治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风险提供了符合中国文化特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其中不仅包涵着不同类型的风险观,并且在质朴的以人为本的基石上构建了以"德""法""礼""乐"治理风险的风险治理观。在全球性风险风靡于世的时代背景下,它为我们科学应对当前的社会风险提供了诸多重要的启示。

“金曰从革”探赜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之一,首载了"金曰从革"一句,该句中的"革"一直存有争议,而"清华简"的出现,将传世的《尚书》一书各篇的真伪蒙上面纱。笔者通过查阅文献觉得"革"可以用"戈"来替代。

唐朝三省的权力格局及其地位变化

唐朝三省地位并不完全平等,前后期曾发生较大变化。从班序上看:唐初至大历二年(767年),尚书省第一,门书省第二,中书省第三;唐大历二年(767年)至唐末,门下省第一,中书省第二,尚书省第三。从实际权力方面来看:唐初至永淳二年(683年),尚书省第一,门下省第二,中书省第三;唐永淳二年(683年)至开元初年,尚书省第一,中书省第二,门下省第三;唐开元初年至至德二载(757年),中书省第一,门下省第二,尚书省第三;唐至德二载(757年)至唐顺宗朝,中书、门下二省并列第一,尚书省第二;唐宪宗朝至唐末,门下省第一,中书省第二,尚书省第三。三省地位的这种升降变化,主要是唐朝统治者维护封建皇权的需要,也与君权和相权之争密不可分。

五味与五行配属理论新解

目的:通过笔者对五味与五行配属关系的论证,使这一理论能更加准确地反映药物性味功效与治疗用药规律,提高这一理论对临床用药论方证面的指导意义,从而完善和创新中医理论。方法:通过对自然事物的观察以及对五行、五味特性的分析,按照取类比象的方法,并结合临床用药实际,提出五行与五味配属关系的新见解。结果:五行与五味的配属关系是辛属木、咸属火、甘属土、酸属金、苦属水。结论:经过重新论证得出的五味与五行的这种配属关系,不仅符合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本质特性,而且对临床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