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博弈中的双层股权结构探析——以破解股权融资与稀释的困境为视角

双层股权治理结构使初创企业在获得外部融资的同时,保住了创始人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提升了公司治理的效率。但这种治理模式可能导致对公众投资者利益的侵害以及公司内部人控制等问题。总体而言,轻资产类的互联网科技企业采用双层股权结构利大于弊。鉴于目前我国互联网科技企业迅猛发展的态势,我国有必要借鉴美国双层股权结构的立法经验,考虑在未来引入双层股权的相关制度来破解互联网科技企业普遍存在的股权融资与稀释的难题与困境。

农民对不同林权改革方式的满意度存在差异吗?——广东农户对“均股均利制”和“均山制”林改政策的评价及比较

不同的林改方式会对农民间可行能力差异产生不同的影响,可行能力差异越大,农民的相对剥夺感越强,从而对改革政策的满意度评价越低。基于"可行能力—相对剥夺—满意度"的逻辑思路,采用广东省的农户调查数据,检验不同林改方式下农民对林改政策的满意度是否存在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总体评价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对以"分"为主的"均山制"改革的满意度高于以"不分"为主的"均股均利制"改革,"均山制"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农民可行能力的塑造;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以"明晰产权"为主要内容)是农民行使可行能力的基础,配套改革(包括林权抵押、林权流转等)是农民提升可行能力的关键,两者都显著地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的整体评价,且主体改革的影响更为显著。应完善"均股均利制"的利益分配方式,并通过赋能措施降低赋权不公的负面影响,积极推进配套制度改革,提升农民的可行能力。

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测度与评价——基于省级层面数据

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本文构建了一套评价各省市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指标体系,对1990~2012年中国30个省市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水平进行了测度和简单评价。结果表明：自1990年以来,虽然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总体上日趋包容,但包容性水平较低,发展缓慢;各省市之间的包容性水平相差迥异,呈现出东高西低的趋势;弱势群体面临着各种经济权利的缺失和社会排斥,无法公平地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进程之中,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人占有,没有实现全民共享。因此,应通过构建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追求经济增长的包容性。

论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是指当公司股东大会基于多数表决,就有关公司合并、分立、重大资产出售、换股计划、公司章程修改等公司重大事项作出决议时,持异议的少数股东拥有要求公司对其所持股份的价值进行评估,并由公司以公平价格予以购买的权利。从基础理论、具体内容方面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进行研究,通过对我国目前回购请求权立法现状的分析及对存在弊端的检讨,在分析我国构建回购请求权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具体设想。

知识权利与图书馆制度——制度图书馆学研究

图书馆不仅是一种机构,而且还是一种制度。图书馆制度是民主社会为了保障公民的知识权利而选择的一种制度安排。图书馆制度所能保障的公民的知识权利主要有知识自由的权利、知识平等的权利、知识共享的权利和知识休闲的权利。机构范式和制度范式是图书馆学的两大研究范式。以制度范式为核心的图书馆学研究就是制度图书馆学研究。

运用股份分割减持国有股的实证分析

同股不同资是造成我国股票市场股权不平等的根源 ,也是导致国有股和法人股变现难以解决的症结所在。要实现股权平等就必须同股同资 ,其补救措施是将公众股拆细 ,使之与国有股、法人股在同一起点上并轨流通 。

公司法基本原则探析

公司法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运行规律的反映 ,其效力贯穿于公司法的始终 ,是贯彻公司运行始终、调整公司内外部关系的根本准则。其具体种类包括 :利益均衡原则、分权制衡原则、自治原则、股东股权平等原则。

权利平等、机会均等与分担公正——教育公平的三个维度及其内在逻辑

教育公平是衡量教育治理绩效的一项核心准则。对教育公平的理解应当包括三个维度,一是教育权利平等,二是教育机会均等,三是成本分担公正。其中教育权利平等是教育公平的基本要义,但它却无法自我实现;平等教育权利的实现有赖于权利主体具备行使权利的可行能力,包括可行的教育机会和可承受的成本分担,前者要求教育机会均等,后者要求成本分担公正。教育机会均等既包括起点上的入学机会均等,过程上的资源分享机会均等和对待机会均等,也包括学业成就和日后成功机会的相对均等。成本分担公正包括基本成本和额外成本分担的公正性,其中额外成本主要是指选择性教育成本和附加性教育成本。权利主体的可行能力是教育公平三个维度的连接纽带。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与国有股减持

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来看 ,国有股减持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方向的不明确性和管理者市场定位的偏差 ,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管理者与社会公众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协商讨论。

社会价值观共享的实质——基于对“正确的平等”探析与界定

社会价值观建设中，有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其中准确地把握其共享的实质是核心之处。本文通过对有关社会学理论的梳理及其关系的把握，分析了其中对共享实质“正确的平等”的内容及关系，从而整合各个理论有关“正确的平等”所阐述的要义，对“正确的平等”作了明确的界定，为今后社会价值观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思路和基础。

股权性质之争:误区释疑与价值重述

有关股权性质的传统争论之所以略显空泛且未体现其价值,主要缘于对所有权(财产权)、社员权等术语的理解存在语言及法系上的误区。以此为基础的争论往往局限于厘定股权与其他外部权利的边界,却忽视了股权内部结构的本质特征。基于股东角色分化的影响,股东的需求已难以"同质化",更不能被理解为仅局限于财产利益之维度。充分剖析股权的利益结构能更大程度地体现研究股权性质的价值。为了改变股权利益原本合为一体且由股东单独享有的模式,特定主体可通过一定方式重新安排同一股权当中不同利益的归属。这是股权作为独立权利的关键所在,由此,中国公司法也可在理念与原则层面因应革新。

老年群体数字弱势地位的宪法调适

数字化与老龄化交叠并存是现代社会治理新课题,技术革新并不能自动而全面地普惠每个社会成员。数字技术全场景应用引致老年人这一传统弱势群体权利受到多维度侵蚀,陷入数字生活困境,与追求平等价值的宪法精神相悖。纾困数字鸿沟,实现老年人可预期生存过程中享受符合人性尊严的生活,是国家应承担的义务。而作为衡量标准的宪法价值与作为具体指引的宪法权利规范,可共同支撑起宪法调适的内在逻辑。宪法作为基本权利保障法,对治理数字资源不均具有不同于部门法的功能。应从归纳老年人数字困境入手,围绕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等要点,在代际交融基础上型塑符合发展现实的适老化多元数字服务体系。

同股同权规则的再释义与我国公司股权结构改革

在我国《公司法》文本中,同股同权规则不仅是一股一权规则的上位规则,同时也是我国股份权利配置的原则性规定。以"同股同权"为核心内涵的股权比例性配置模式较"一股一权"式的等比例配置样态更具弹性。同股同权规则不仅涵盖了"一股一权"式的普通股,同时也包容了其他股份权利非等比例性配置的样态。当前,一股一权规则已不宜作为股份权利配置的强制性规则。一股一权规则的修正将使得同股同权规则所蕴含的非普通股发行的可能转换为现实。通过释放同股同权规则下丰富的股权配置样态以改变单一普通股制度现状亦不失为一条基于《公司法》文本的股权结构改革路径。

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问题

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必要性进行了详细阐述,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的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律、规章制度,提出完善股东大会召集权制度和异议股东股份价值评估权制度等建议,进而加强和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健全我国公司的管理结构,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石墨质探测器在VD钢包精炼炉中的成功应用

石墨质探测器是在VD钢包精炼炉真空处理钢液过程中,用来监测钢渣在真空状态下翻腾程度及上升高度的一种检测工具,太原重工铸锻分公司炼钢厂经过一系列研究、试验后,确定了该探测器的材质及简捷的安装使用方法,使用后发现,该石墨质探测器完全能满足生产需求,具有使用寿命高等优点。

共同价值与传统文化在同性婚姻辩论中的碰撞

在同性婚姻的争论中,以平权和婚姻自由的共同价值为由支持同性婚姻的观点占领了主流媒体意见,左右了西方政治以及学术界的讨论。而至今为止的科学研究不能确证同性恋倾向具有天生、不可逆/不可更改性,同性婚姻对社会产生复杂的影响,并挑战人类的信念:人性的后天可塑性和共同人类目标——传承繁衍。同性婚姻属于道德哲学的议题,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影响,对无后不孝的顾虑,使得建立在现代平等权利和自由选择原则之上的同性婚姻的伦理基础构建得不到支持,因此,在华人地区全面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还言之过早。

国企“混改”中的问题与法治追问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先增量性改革,后存量国企改革,但应防止片面强调增量改革避重就轻;混合所有仅是近期目标而非终极目标,防止"为改而改",配套改革必不可少;应转变传统的"控股"思维,以金股制、优先股、加权股等股权制度创新体现国有资本的主导性,同时满足民间投资者追求股东平等的合理诉求;坚持员工持股与外部投资者平等原则,维护改革公开公正;坚持内资与外资平等原则,不设"负面清单"。国企的改革应规则先行,依法推进。

图书馆与制度公正——制度图书馆学研究

从制度视角研究图书馆现象,认为图书馆是民主社会的制度公正的产物,图书馆制度体现了社会制度的公正性,图书馆制度是民主社会为了保障公民的知识权利而选择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了知识自由、知识平等和知识共享的公正理念。最后,提出“制度图书馆学”这一新概念。

当代中国人权的内生性发展

当代中国人权基于自身文化主体性而内生性发展,属于转型人权而非理念定型人权,是我国宪法规范的“民生性—民权型”人权形态,与西方的“政治性—分权型”属性相分殊。在使命型政党政治引领下,诸人权发展机制结构耦合、系统运作,具备极强的稳定秩序、转危为机和创新发展能力。当代中国宪法建基于“以人权联结国家与个人”“以人权成就人”的价值之上,成功将人权整饬为社会团结、行动有序和发展向善的建设性因素。中国“国家治理主义”文化传统与执政党的使命性、国家定位的积极职责性、宪法的行动纲领性相统一,催生出积极促进人权与司法救济人权并行的宪法模式;其以人民性为人权制度根基,以平等共享为人权原则,与严重单极化和深度内卷化的西方人权形成反思参照。

相对贫困治理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治逻辑与权利构建

我国已经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增强相对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缩小城乡区域群体差距,缓解相对贫困,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推进均等化是我国迈向社会法治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平等发展权的内在要求。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法治阙如的困境,可探索构建公民共享权,并以服务型政府的给付义务为支撑。在宪法社会主义原则和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国需制定专门的均等化法律,对相关社会性法律进行系统性调整,形成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相对贫困治理的法治格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