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ltimat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Business Performance

In China, major shareholders of private listed enterprise could control it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by virtue of few resources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ultimat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to expropriate minority shareholders＇ rights and interests.In this paper, we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ltimat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ultimat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nd made relevant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Tracing Ultimate Shareholders＇ Double Control Chain in Listed Companies- Using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Routine Evolution

Based on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organizational routine evolu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n how ultimate shareholders control listed companies by means of equity control chain in a pyramid structure and social capital control chain hidden in social networks. Firs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ultimate shareholders＇ double control chain and designs an iterative model for dynamic evolution intent proceeding from ultimate shareholders ＇degree of intent for social capital control. Finally, with the case study of Inner Mongolia Caoyuan Xingfa Co., Ltd.,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ultimate shareholders＇ creation of double control chain.

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评新《公司法》的相应修改

新《公司法》关于受信义务的规定体现了创新精神:一是突出了关联交易、公司机会和竞业限制的重要性,完善了程序规则,重组了公司管理者的禁止性行为;对注意义务的界定突破了该条无法进入司法裁判的困境;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了受信义务体系,并将股东代表诉讼扩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二是增加了董事、高管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三是增加了董事责任保险。但新《公司法》依然与现实需求存在差距:一是关联交易的规定依然缺乏实质公平的裁判标准;公司机会缺乏界定,将导致司法审判困难;竞业限制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管理报酬未被纳入忠实义务,司法审判无据可循。二是注意义务规定不周延,未能对管理者的经营义务与监管义务区别对待。三是审计委员会取代监事机构的情形,股东代表诉讼之先诉请求不明确。新《公司法》关于受信义务的上述修改和问题有必要进行系统性分析与评估,从中也能间接省察今后的完善方向。

新《公司法》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回应

新《公司法》增加“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立法目的表明了公司法需要更好地发挥鼓励投资创业、保护企业家权益以及推进创新精神的重要制度功能。在公司法语境下,企业家最接近于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公司法语境下的“企业家精神”可以从个体、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来理解和把握。新《公司法》在立法目的、准入制度、治理机制以及问责机制等方面体现出“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创新。公司法对于控制权的妥当规制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制度,新《公司法》构建了控制权识别规则、控制权行使规则和控制权责任规则。下一步需要提升控制权识别规则的可操作性,完善控制权取得方式和权利内容的规定,并以合规制度和容错机制为企业家铸造“安全港”。

公司控制权的规制变革与平衡进路

现代公司法高度重视股权保护,但股权保护之立法目的需要通过规制控制权的规则设计来达成。公司控制关系的普遍存在表明“控制性利益”可以构成一种隐性激励,控制关系对公司治理具有双面影响。传统立法对“控制性利益”谋取行为采取“强制禁止+事后追责”的规制策略是低效的,特别是欠缺积极的引导性规则,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失衡。新《公司法》展现出对公司控制进行平衡规制的取向,以立法目的之扩展调适公司法的制度功能,以股权配置多元化满足控制人的控制需求,以灵活的组织机构提升公司治理的实效性,以周延的问责机制保障控制行为的妥当性。未来应当进一步将控制从事实转变为权利,完善其识别规则与权能体系,明晰司法介入商业的限度以实现审慎科责,并注重运用程序性引导的规制策略。

高管纵向关联与企业价值——“隧道效应”还是“监督效应”

高管纵向关联是加剧了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还是增强了对管理层的监督,是公司治理方向的一个重要问题。以2004—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整理了关联高管的详细信息。研究发现,高管纵向关联与企业价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高管纵向关联通过加剧大股东掏空发挥了“隧道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高管纵向关联与企业价值的负相关性在非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程度低的企业以及所处地区法律环境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并且,存在高管直接纵向关联以及董事长纵向关联的公司往往表现出更低的企业价值。文章丰富了纵向关联高管的研究成果,对于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

以2012—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抑制企业创新,并且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的企业和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企业金融化动机增强,而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表现出更强的投机套利动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存在金融化和融资约束两条渠道抑制企业创新,一方面通过促进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加剧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创新。

控制权争夺动因和社会资本参与影响研究——以奥马电器的控制权争夺为例

控制权是公司治理机制及利益相关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核心因素,因此,控制权争夺成为各利益相关者博弈的主题。在控制权争夺的过程中,公司大股东和公司创始团队的社会资本运作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基于控制权争夺动因和社会资本影响的视角,通过对奥马电器控制权争夺的案例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构建理论框架,探究奥马电器被控股的成因,分析奥马电器控制权争夺的历程和公司价值的发展趋势,重点剖析社会资本在奥马电器的控制权争夺过程中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具有促进利益共享、降低交易成本、高度集中控制权等益处,是企业获得控制权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同时对于控制权争夺过程中企业价值如何更好发展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和启示。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多元化经营:抑制还是促进?

该文基于2007—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检验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发挥治理效应约束企业多元化扩张,主要作用机制是减少管理层在职消费和抑制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公司管理层持股、存在实际控制人、信息环境质量高及处于竞争性行业时,退出威胁对多元化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拓展性检验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降低了企业非相关和相关多元化程度,且对非相关多元化的减少更显著,并提升了多元化经营价值。

债务融资对终极股东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门限效应和调节效应

集中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中,终极股东对其他中小股东有一定的利益侵害动机,债务融资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研究其对终极股东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以我国523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2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考虑内部控制质量的门限效应与调节效应,实证检验了债务融资对终极股东掏空行为的促进或抑制效应。研究发现:(1)银行债务、商业信用和长期债务对终极股东掏空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当内部控制质量分别大于门限值860.160、873.700、873.700时,此类效应减弱;(2)短期债务对终极股东掏空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当内部控制质量大于门限值873.700时,此效应得到加强;(3)商业信用、长期债务、银行债务对于国有企业中终极股东掏空行为的促进效应,受到内部控制质量的反向调节。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制定健全的内部治理环境策略以及为债权人制定合理的借贷策略从而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双向混改”情境下非控股股东治理机制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在区分“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两类混改情境的基础上,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从股权治理、高层治理、网络治理三个维度构建非控股股东治理参与度模型,考察了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在“双向”混改情境下,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能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提高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主要体现在制衡效应而非资源效应,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提高民营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主要体现在资源效应而非制衡效应;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能够通过缓解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来提高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本文有利于从“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引导非控股股东更好发挥治理作用。

股权质押、市场时机选择与企业风险承担——以信息技术行业为例

以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及其时机选择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并探究不同质押率下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对质押率较高的公司更为显著;市场时机选择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股权质押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作用随着市场时机的增大逐渐减弱,并在达到某一临界值后转变为负向作用。研究结果对于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价值等具有启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年报前瞻性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随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数量越来越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和市值盈余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基于此,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13—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所发布的年度财务报告为样本,利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数据,从文本信息的内容和态度偏好程度进行挖掘。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更多的积极信息和有利股价的预测信息,而控股股东为了控制风险,具有强烈粉饰年度报告的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粉饰年度报告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增加乐观信息的陈述,上市公司面临外界质疑时将会披露更多的乐观文本信息。

控股股东财务资助与企业价值创造——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企业价值创造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而融资方式是影响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凭借其融资成本低、内部风险可控等优势,成为民营企业融资新渠道。以2007—2021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财务资助通过降低税收负担激发企业价值创造。异质性分析表明,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促进作用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而增强,且对小规模企业的影响更加明显。研究既丰富了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经济后果及企业价值创造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又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制度提供参考以及民营上市公司有效融资提供了理论依据。

共同机构所有权能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吗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数据,考察共同机构所有权在企业第二类代理问题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显著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该结论经Heckman两阶段、PSM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说明共同机构投资者扮演监督者,而非合谋者角色。机制分析显示,共同机构投资者对控股股东具有更低的监督成本,可以通过退出威胁与委派董事的方式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对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来说,上述抑制效应程度更大。共同机构所有权能提升企业价值,且共同机构所有权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乘项越大,企业价值越高,意味着共同机构投资者通过监督控股股东提升企业价值,呼应主旨结论。因此,建议监管部门积极引导和规范共同机构所有权,以缓解中国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同时企业也应当充分利用共同机构所有权的信息优势,大力促进企业间协作,不断提升企业价值。

控股股东董事会改革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的证据

中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长期高于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降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内容,需要强化控股股东这一关键少数的治理。本文以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为准自然实验,尝试打开控股股东治理结构的黑箱,通过构建多时点DID模型研究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能够显著抑制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负债水平。机制检验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降低了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硬化了预算约束、提升了内部控制水平和内源融资能力,进而降低了上市公司过度负债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对上市公司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会受到规范董事会外部董事比重、央企集团所有者缺位程度以及央企集团对上市公司管控力度的影响。本文基于控股股东董事会的视角回答了控股股东治理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上市公司治理效果的问题,对国有企业改革、董事会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亦有所贡献。

国有非控股股东对民营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

根据创造共享价值理论中企业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内涵,将国有非控股股东增强民营企业终极控制人的经济价值创造效用、社会价值创造努力以及资源掏空成本,引入终极控制人最优效用函数,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理论假设,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更加有效发挥国有股权积极作用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理论推导与实证结果表明:国有股东委派能够增强终极控制人对目标公司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提升作用,不能起到协同抑制目标公司资源掏空的作用,而国有持股仅对终极控制人提升公司社会价值的努力具有促进作用;国有股东委派能够直接提升目标公司的经济价值,并减少目标公司资源被掏空,但国有持股不能产生直接影响,且国有股东在提升企业社会价值方面还需加强。

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数字化转型与公司治理

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是维护投资者利益以及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方面。基于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非控股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投票数据,研究发现:(1)非控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率越高,对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效应越显著。公司数字化转型强化了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的公司治理效应。(2)非国有企业和法治环境水平高的公司会强化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的公司治理效应。(3)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通过发挥治理效应抑制控股股东“掏空”和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进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具体表现为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公司关联交易的显著下降和高管薪酬粘性的降低。研究结果拓展了非控股股东的公司治理效应相关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供了有益参考。

非控股股东积极参与决策提升了资产定价效率吗?--基于股价信息含量的考察视角

股价信息含量对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具有重要的评价作用。股价的信息含量较低,意味着股价中的公司特质性信息的融入程度较低,严重损害了股票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效率。本文以2006年至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价信息含量视角出发,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投票数据,探究非控股股东积极参与决策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效应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非控股股东积极参与企业决策可以显著提高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股权集中度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低、非“四大”审计的企业中,非控股股东参与企业决策积极性高则更有利于提高股价信息含量。研究证明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能够通过发挥“监督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而影响股价信息含量。影响渠道的分析结果表明,抑制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和企业私有信息隐藏行为,是非控股股东积极参与决策提升股价信息含量的作用渠道。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法规制范式研究--我国《公司法》双控人规制范式的变革与完善

各国对双控人规制的范式主要有直接规制与间接规制。美国的直接规制以判例法的形式确认双控人在特定场景对公司、股东或债权人负有信义义务,违者追究其赔偿责任;以英国和韩国为代表的间接规制范式,对双控人亲自执行公司业务的行为或指示董事执行公司业务的行为,要求其与董事共同对公司或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公司属于股权高度集中型公司,决定了其治理模式必然是“双控人中心主义”,也决定了规制双控人的规范在公司法中至关重要。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增设第二十一条对双控人施加了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义务,开启了双控人直接规制的范式。2023年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了双控人指示公司事务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又引入了间接规制范式,从而形成了两种规制范式兼而有之的折中规制范式及规范体系。然而,该体系存在规范大多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不强、所有规范皆为消极规范的弊端。后续双控人规范体系的改进和完善应细化禁止双控人滥用控制权的规范,提高可适用性和规制功效;增加双控人的积极规范,承认双控人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控制公司的权力,规范和引导其依法行使权力,优化公司治理,从而奠定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