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诉讼异步审理的解构与程序再设计

在线诉讼是对线下诉讼空间限制的突破,异步审理模式则是对在线诉讼时间限制的解构。异步审理以错时、书面的形式展开,在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提升纠纷解决效率的同时,也对传统民事诉讼法理、诉讼文化产生了极大冲击。特别是异步审理模式与直接言词原则的非契合性,导致书面证言泛化适用、情态证据缺失,增加了发现案件真实的难度,反而与异步审理模式的初衷相违背。故现阶段应当警惕强行适用异步审理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在不能通过法解释学论证异步审理模式正当性的情形下,应当对此种不可调和的冲突做出折衷与让步。在明确异步审理模式将效率作为优先价值考量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异步庭前会议的规则设计,在庭审阶段实行同步审理与异步审理并行,构建逾期失权制度、程序交互转换方案以及完善软硬件技术等程序保障措施,从而推动异步审理模式的纵深发展。

刑拘直诉机制的批判性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刑拘直诉机制作为推动速裁程序提质增效的制度设计之一,是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出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该机制在促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理念、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价值。但自其实践之日起,其在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便存在如法律依据不充分、监督机制不完善、人权保障不足等诸多争议。立足当前司法体制,应深入贯彻“以非羁押措施为主,羁押措施为辅”的基本原则,在明晰刑拘直诉机制效用与流弊的基础上,对刑拘直诉机制予以废除,并借助大数据、云地图等手段,推动我国非羁押诉讼模式的塑造完善。

在线诉讼视域下的民事异步审理:性质定位、问题反思与规则建构

民事异步审理作为一种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独立的案件审理方式,客观上并不具有诉讼或非讼特征。2021年新民诉法正式在法律层面确定了在线诉讼效力的等效性。然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事异步审理的正当性问题。目前,民事异步审理存在着规则设计不统一、与直接原则和集中审理原则冲突、违背法定庭审顺序以及难以实现庭审公开等多重实践困境和理论冲突。对此,应当从解释论和立法论双重视角下统一整合各民事异步审理规范中的审理规则,分类调和或消解异步审理与传统庭审原则之间的冲突,纠正民事异步审理中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首次陈述之顺序并构建以事后公开为主的多样化民事异步庭审公开机制。

刑事案件在线诉讼的理性检视与规则修缮

在刑事司法领域,在线诉讼的出现完美契合司法实用主义的价值理念。在线诉讼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顺应了智慧司法的时代潮流,但其相较于传统线下庭审仍面临理论上的正当性拷问。囿于当前在线诉讼规则抽象化的局限性,刑事案件在线诉讼的程序运行中存在着诸如在线诉讼适用范围有限、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保障机制不健全以及线上线下程序转化机制缺失等问题。从在线诉讼规则的立法完善角度考量,立法机关须科学厘定在线诉讼适用范围,健全在线诉讼当事人程序选择保障机制,充分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完善刑事案件在线诉讼法庭规则与优化线上线下程序衔接机制,实现审判公正与审判效率的平衡。

民法典代位权制度的功能转变与规范配置

《民法典》第537条确立的“直接受偿规则”表明代位权的制度功能已由债的保全转变为债的直接实现。在债的直接实现功能下,代位权应被视为一种请求权。债的实现的功能重定位契合功能主义规制要求,也符合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取向。代位权请求权理论规范配置完备。实体规范上,《民法典》第537条为代位权请求权提供了请求权基础,现有规范也可提炼出代位权请求权的发生、阻却、抗辩等要件。程序规范上,代位权诉讼给付之诉的诉讼定位符合既有程序法理念与司法实践,同时,代位权诉讼得以同代位执行程序有效区别,程序制度设计得到优化。整体而言,代位权债的实现功能的重定位,促进了实体‐程序一体化的立法目标的实现。

海牙直接管辖权项目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作为国际民商事诉讼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正努力通过直接管辖权项目协调各国在管辖权问题上的矛盾。考虑到现阶段针对直接管辖权的所有内容制定约束性文书存在困难,各方仅就制定平行诉讼约束性文书达成了初步共识。至于平行诉讼约束性文书的具体框架与内容,仍待进一步讨论。我国作为世界大国,必将深度参与平行诉讼约束性文书的制定过程。为确保我国参与国际谈判时享有充分的法律基础,有必要尽快完善与涉外平行诉讼有关的现有规范,限制立法放任平行诉讼的立场,优化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规则,建立有限度的禁诉令及配套制度。

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文章分析了该制度的价值 ,主张我国亦应设立该制度。并从原告股东资格、股东代表诉讼的对象范围、前置程序、原告股东的诉讼费用补偿请求权、胜诉原告股东的比例性赔偿请求权五个方面对不同国家的规定进行了比较研究 ,提出了我国的制度设想。同时指出该制度的设立需要现行民事诉讼法面临的变革。

论我国公司股东权的司法保护

:股东权的司法保护 ,是国家对股东的程序性权利的保护和实现 ,即股东的诉讼提起权。我国公司法对此有粗疏之不足。对于股东权的保护 ,除股东可以提起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外 ,也可以由监事会代表公司提起诉讼。这既是我国公司法制与国际接轨的要求 。

环境司法专门化在中国的机制障碍与路向转换

当前中国环境司法的专门化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表现为环保法庭纷纷设立并呈现"过度"量化表征。与环境司法专门化配套的保障机制建设却相对滞后,环境司法专门化运行开始偏离制度初衷,面临突出矛盾和重重难题,导致其价值与功能未能实际发挥。针对环保需求和纠纷数量日益增长的客观现实,必须正视和反思当前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所面临的机制性障碍,以保护环境资源与维护环境权益为逻辑基点,从宏观理念、中观程序以及微观职责等方面进行制度突破和完善,促进专门化环境司法的纵深发展。

论行政诉讼中的代位诉讼

代位诉讼,指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不去起诉,具有间接利害关系的人代替其位去起诉。代位诉讼有别于诉讼代理人制度、诉讼代表人制度、法定代表人替代财产管理人承当原告的情形,也有别于原告资格的继承。代位诉讼产生的前提是权利顺位原则,即具有实体优先权利的当事人具有优先诉权;代位诉讼制度是为克服这一原则的漏洞而创设的例外规则。行政诉讼中的代位诉讼包括使用权人代位诉讼、股东代位诉讼、债权人代位诉讼、生产商和经销商的代位诉讼、近亲属的代位诉讼等。代位诉讼的后果一般归属于被代位人,法院判决对代位诉讼人具有既判力;为实质性解决纠纷,法院也可以判决被告向代位诉讼人直接给付相应的金额。

法官阐明制度理论基础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规定了法官阐明的内容,目前审判实务中大多数的法官对阐明制度还很陌生,并对之存有各种疑惑。笔者从当事人和法官的关系出发探讨法官阐明的理论基础,联系我国实际,具体就阐明和诉讼指挥权,阐明和处分原则、辩论原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希冀能对我国司法实践部门的法律适用有所帮助。

论我国电子诉讼的实效化

电子诉讼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产物,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亟需进行法理调适、规则健全和技术跟进。从法理调适的角度对直接言词原则和审判公开原则在电子诉讼中的运用进行了调适性解释;遵从规则健全的思路提出了明确适用范围、健全电子送达规则、保障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以及发挥律师程序促进作用的建议;从技术跟进的角度提出了核实诉讼主体真实性、实现电子证据证明力、保证诉讼过程安全性的实施建议。

中国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依据论辩——以《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的解释论为中心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本身并非关于诉讼的直接规定,该款规定的内容也不符合民事公益诉讼的内涵特征,将该款解释为关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不利于我国立法内部的横向协调。我国司法实践总体上也不认可《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规定的内容属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应是关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特别规定,不是我国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相应的法律依据应是《环境保护法》第58条、《民事诉讼法》第55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

贯彻庭审中心主义之困境与解决

庭审中心主义是保障法庭审判实质性和法院裁判中立性的关键原则,在此种审判模式下各诉讼主体才能够真正富有意义地参加到法庭审判中来。近年来,庭审中心主义在学界备受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也都提及对于庭审中心主义的贯彻和保障。但我们也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在现阶段贯彻和实施庭审中心主义仍面临很多问题,其中诉讼资源不足和法官综合素质不到位是最突出的,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以完善诉讼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提高法官诉讼能力为前提。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权利问题的新考量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大范围流动给农民权利的实现带来时空障碍,农民集体治理结构的缺失增加了农民权利实现的难度,公权力的过度扩张限制了农民权利的行使。农民的自益权与农民在农民集体中的个人利益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共益权与农民在农民集体中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围绕农民集体民主管理和集体收益分配展开的权利。为保障农民的自益权和共益权,赋予农民直接诉权和派生诉权就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公安刑事司法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公安机关侦查办案的理念、能力、模式和内部管理制度等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公安机关必须顺应法治潮流,着力实现执法理念上由实体正义向实体程序正义并重、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查明事实向证明事实的三个转变,完善证据收集、保管、审查三项工作机制,构建新型的侦查起诉和侦查辩护两种关系,健全以审判为导向的未决羁押、表彰奖励和宣传报道三类执法管理制度,着力提升执法质量和公信力。

董事对股东的义务及股东直接诉讼问题探析

股东针对违法董事提起直接诉讼的制度,虽突破传统法律理论,却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董事对股东义务范围的确定与股东直接诉讼有着密切关联,对该义务范围的确定应采取基本原则与行为列举相结合的方式。而股东对董事提起的直接诉讼应主要限于董事对股东自益权侵害的情形。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缩小了董事的义务范围,出于理论周延和公司治理的需求,应对该义务范围作扩大解释。

论股东直接诉讼制度

股东直接诉讼是股东权保护的重要手段,我国现阶段关于股东直接诉讼的规定尚不合理。在比较各国立法例的基础上,提出从扩大诉讼范围,取消不必要的诉权限制,确定诉讼时效和增加诉讼方式等方面完善我国的股东直接诉讼制度。

直诉与涉法涉诉信访之比较

通过诉事形式、对象、程序、功能等方面的比较可知,中国古代的直诉与当代涉法涉诉信访之间既有外部的差异,也有内在的相似性,相似之根源即古今相类的权力结构。就此而言,直诉即中国古代的涉法涉诉信访。基于此,学界可在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视阈下从制度合理性、程序与实体、权力制衡等进路展开对直诉制度的研究。

辩诉交易与诉讼效率——基于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

法律经济分析方法的引进,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突出了诉讼效率在现代司法中的重要性。在辩诉交易制度的引进过程中,同样存在着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同时其成本与收益具有自己的特点。通过对辩诉交易的成本—收益分析,达到定量分析的效果,从而对这一制度在我国的现实应用产生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