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ss v. Harbottle规则与中国股东代表诉讼

英国公司法中的Foss v. Harbottle规则及其例外是英国公司法保护少数派股东权利的一种独特的救济方式。它不仅影响了英美法系国家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而且影响着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尽管中国新公司法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股东代表制度,但英国在代表诉讼制度上的保守态度和经验,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股东查阅权辅助人制度之立法完善——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条款设计之得失

《公司法(修订草案)》从立法层面规定查阅权辅助人制度,有助于股东查阅权的真正实现。在法解释学上,查阅权辅助人可归类于受托人范畴,因此适用委托规则调整相应的法律关系。关于查阅权辅助人的资格判定,与公司无利害关系和专业化的知识技能是两个核心要求。《公司法(修订草案)》将《公司法解释四》第10条、第11条有关中介机构辅助查阅的规则进行了整合,明确赋权股东委托第三方机构作为独立的查阅权辅助人,完善了查阅程序前提、辅助查阅的环境要求及法定保密义务的规定,在立法表述、制度内容构造上都更加规范,对股东查阅权的实现具有正向作用,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论有限公司股东查阅权之“不正当目的”认定标准的完善

“不正当目的”作为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限制,其设置意在实现维护股东知情权和保护公司合法利益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司法解释虽明确了“不正当目的”认定的四种类型,但不可避免地因为规定仍过于抽象、操作性不强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偏差;股东举证责任偏轻及兜底条款弹性较大等问题,易使立法追求的价值和效果得不到充分彰显。有必要以利益平衡原则和比例原则为指导,明确“实质竞争关系”的考量因素,细化“可能损害公司合法权益”的情形,以股东担保或承诺的方式来强化“曾经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股东责任,从而完善我国“不正当目的”的认定,实现股东与公司在信任基础上的互利共赢。

论股东账簿查阅权行使之正当目的

股东行使账簿查阅权时必须具备正当目的是诚信原则在公司法领域的体现,也是股权与公司管理者的自主经营权相互制衡的结果,符合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人合性特征。判断股东是否具备正当目的存在积极标准与消极标准。因账簿查阅权而产生的诉讼宜采取简易程序或特别程序处理。

股东知情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分析《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是保护股东合法利益和公司利益的重要方式,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进行了基本的规定,2017年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进一步强调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仍存在着查阅权涉及的内容范围较小、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认定不明确、司法救济程序不完善等问题。为此结合列举式和概括式的方法将股东查阅权的范围囊括会计原始凭证以及能够真实准确反映公司经营的特定材料,进一步明确行使知情权的股东的界限,设立检查人制度,以建立更加完善、操作性更强的保护股东知情权的法律制度,保障股东和公司的合法权益。

论英国公司股东知情权制度

英国公司立法系统整合消极性股东知情权和积极性股东知情权,建立了一个以股东为中心的制度模式,其重要的立法经验包括:信息披露制度作为公司法律框架的一部分规定在公司法而非证券法上,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公司以确保其适用对象的周延性;依据公司的规模大小、公众性程度作分类基础,为不同类型的公司安排不同的股东知情权规则,构建一个强制性程度不等的梯度立法模式;股东知情权的制度框架和内容设计注重体现强制信息披露与公司调查这两个组成部分的协调发展。从比较立法的角度,我国公司法与证券法立法可以有选择地借鉴英国公司立法的经验以完善关于股东知情权的规则体系。

股东账簿查阅权范围法律界定的分析

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的账簿查阅权(第34条、第98条),但规定过于简单,这会给公司实践和法律适用带来许多不便,需要对一些地方加以完善。主要包括:在账簿查阅权的对象范围上,应采取概括加列举的方式。在行使账簿查阅权的主观要件问题上,应当对股东具有"不正当目的"的情形进行明确列举,设立外部检查人制度,设立关联公司账簿查阅权。关于账簿查阅权的行使方式,既允许股东阅览账簿文件,又允许誊写或复制有关的账簿文件。在法律救济上,股东在合理正当的要求范围内行使查阅权遭到拒绝的,可以请求法院赋予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相应的会计账薄查阅权和复制权。

股东查阅权行使机制的司法政策选择

股东查阅权作为一种工具性、救济性权利,其行使规则蕴含股东和公司之间某种恰当尺度的利益平衡,但立法过于原则化使得这一尺度趋于模糊。意在增强查阅权行使的可操作性、可救济性而制订的司法解释,关于诸环节的具体规范不全然是技术性的,而是包含了若干价值判断和对于当前司法救济现实需求的判断。为此,须在肯定我国现行公司法所确立的价值选择和基本法理框架的范围内作出正确的司法政策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有关股东查阅权行使与救济的诸具体规范。

股东知情权边界的利益衡量

股东知情权的制度设计与行权边界勘定,主要面临着对公司信息利益之间的异质利益衡量。从一般原则来说应当以股东知情为核心利益,在首位保护股东知情权的前提下,再考虑保护公司信息利益的必要性,界定前者的权利边界。欲协调与权衡这两种利益间的冲突,在立法层面要处理好股东能否查阅会计凭证、原股东能否行使查阅权、股东知情权被公司意思限制的合理边界等三个焦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妥当适用恰当的利益衡量方法。这就要求裁判者在司法权衡过程中要处理好三个关键节点,一是对行权股东课以查阅具体目的的说明义务,对公司课以股东“不正当目的”的证明责任;二是前股东“提出初步证据”的证明标准达到引起一般人怀疑即可;三是对于股东获悉信息的保密义务,要设置有效的事前预防措施。

股东代表讼诉制度中诉权的滥用及其预防

为使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有必要解决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诉权滥用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探讨诉权滥用的含义及其主客观要件,并结合日本及美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实践提出预防措施。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公司控制权转移视角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资本市场中常见的融资手段,其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控制权转移视角,本文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模型,并引入真实盈余管理作为调节变量,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真实盈余管理在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在控制权不发生转移的情况下,上述两种关系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治理结构影响本文的研究机制,当控股股东的直接持股比例小于50%或该上市公司不存在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时,股权质押、真实盈余管理与股价崩盘风险三者的影响路径更为显著。

股东查阅权行使规则的契约解释

股东查阅权行使规则包括主体资格规则、查阅对象范围规则和正当目的规则。文章以公司契约理论为理论工具,对股东查阅权行使规则进行了契约解释,揭示出股东查阅权行使规则的经济逻辑首先在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少监督成本、强化股东监督以减少代理成本,其次在于防止股东滥用权利行使机会主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我国股东查阅权立法应当正确地反映股东查阅权行使规则的经济逻辑。

转型期我国劳动监察的践行窘境及其出路

劳动监察在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承担着劳工权益"底线控制"的国家责任。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劳资矛盾日益凸现,但劳动监察却未能有效承担相应职责而陷入"权力虚置"状态。国家承担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障义务,这是西方劳动监察的发展主线,为我国劳动监察的完善提供了借鉴。为突破劳动监察的践行窘境,执法者必须正视"为谁执法,为什么执法"的问题,划清职责边界,并通过建立劳动监察的三方机制,完善参与式执法程序,以此规制监察主体的行为。

美国公司法股东查阅权制度演变初探

股东查阅权制度,是确保股东表决权和诉权的重要公司法律制度。我国公司法及其司法实践尚没有规定完善的股东查阅权制度。本文对美国公司法股东查阅权制度的演变过程,包括其理论基础、历史渊源(判例法渊源和制定法渊源)、特拉华州公司法股东查阅制度的发展、判例法股东查阅权和制定法股东查阅权的关系等作了初步探索。藉以此为我国当前正在修订的《公司法》提供借鉴。

限制股东权利章程条款效力之探析

公司实践中经常出现公司以章程条款限制股东权利的情形,对于该类条款效力的判断现行公司法无明确的规定,相关理论也研究不足。从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出发,应从是否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得到了股东的明示或者默示的同意、是否背离了股东的重大预期三个方面进行判断。

未经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不能对抗第三人吗?——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质疑

2005年《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涉及到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效力问题。但是,变更登记是不应当成为股权转让生效的必要条件的。因为股权在本质上并不是因登记而形成的,所以变更登记不具有作为股权转让必要条件的基础;股权的私权属性、公司经营秩序的稳定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求变更登记不应当成为股权转让的必要条件;股权转让的登记与否,对保护债权人(第三人)利益并无直接关联。另外,该条的规定还存在逻辑混乱的立法技术性问题。

论股东权的法律性质

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其出资或认购股份而在法律上对公司享有的对所持股份的所有权和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经营管理的权利。它可分为两个部分:股权、其他股东权(包括自益权、共益权)。对股东权法律性质的认识,应根据其内容进行具体地分析。股东权兼有所有权和社员权的性质,其中,股权具有所有权的性质;其他股东权具有社员权的性质。

试析股东身份的确认

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关系到投资人在以公司为联结点的法律关系体系运作过程中的权利配置与责任负担。对于股东身份判断的标准,必须要有一个一元的、最终的标准。决定股东身份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利。在公司成立的情况下,签署公司章程意味着投资人对公司承担了股东的责任,应当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认定的标准。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股东资格的确认只能由司法的权力加以解决。有必要在公司制度上设计专门的股东身份确认的程序。在程序设计上建议采用公司内部机制与司法确认机制两个层级。

评2005年《公司法》对股东直接诉讼制度的完善

股东直接诉讼是股东因自身权益遭受公司、董事及控制股东不法行为的侵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基于其公司出资人的身份而提起的诉讼。相对于派生诉讼而言,股东直接诉讼提起权对于股东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只有赋予股东诉权才能使股东权益切实得到保护,只有赋予股东诉权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新《公司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股东直接诉讼制度。通过增强股东权利和设定救济途径,保障投资安全,以达到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的目的。

一份股权纠纷判决引发的法理思考——隐名出资人是否有权查阅公司账簿

中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账簿查阅权,隐名出资人是否享有此权利关键在于其股东资格的认定。学界、司法界在这一问题上观点不一。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分析,"实质要件说"中的"参照股权转让规则说"应当得到适用。享有股东资格的隐名出资人欲自己实际行使包括账簿查阅权在内的股东权利,应将股权变动的情况通知公司。有效的通知到达公司后方可产生对抗公司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