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China's Protection of Citizens' Right to Be Informed and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ublicity System

I. The Unfolding Situ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o Be Informed in China and Early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ublicity System The origin of the thought,known as China＇s protection of right to be inform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ublicity system

Action Plan to Promote All-Round Progress in China's Human Rights Cause——An Interview with Wang Chen,director of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EDITOR＇S NOTE：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of China （2009-2010） has won favorable comments in China and abroad since its publication by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April 13, 2009. Here is a transcript of an interview given to our reporters by Wang Chen,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n the Action Plan, which we hope will help our readers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human rights cause and its development.

Enforcement of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Continual Development of a Group of Basic Human Rights

Introduction 2013 saw the sixth anniversary of the formulation of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egulations） and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ir being put into effect. As the Regulations were stipulated and put into force,

股东会电子化中股东平等原则的规范构造

出席股东会是股东行使自身权利、治理公司事务的基本路径。委托代理人出席或书面表决等方式系原《公司法》认可的股东现场出席股东会的合法替代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均存在不足。鉴于实践效果上电子化表决在提升参与度和确保表决真实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新《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可以通过电子通信方式召开电子股东会,进一步提高了股东参与度并克服了传统的两类替代方式的弊端。该规定是对实践中已广泛采用的股东会组织方式合法性的确认。然而,新《公司法》等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充分考虑到电子股东会制度可能引发的股东知情权行权差异和潜在的股东不平等问题,也并未对上述问题以及电子股东会可能发生的程序瑕疵、系统障碍作出针对性的预防和救济规制。实施电子股东会的公司应当保障不同参与方式的股东均可以充分行使权利,制定电子股东会决策程序瑕疵、出现系统故障时的预防和救济措施,以全面有效发挥股东会应有的功能。

中小投资者知情权保护与资产误定价

本文以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上市公司差异性互动测度中小投资者知情权保护水平,探究其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差异性互动显著提升了资产误定价程度,且主要表现为股价高估,信息不对称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是作用机制,这表明缺乏中小投资者知情权保护会增加资产误定价。进一步研究发现,意见交流能力、关注度和互动规模等中小投资者特征显著影响投资者差异性互动与资产误定价的关系。投资者差异性互动引发的资产误定价会损害正常融资活动与市场经营效率。研究结论对规范互动式信息披露和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Foss v. Harbottle规则与中国股东代表诉讼

英国公司法中的Foss v. Harbottle规则及其例外是英国公司法保护少数派股东权利的一种独特的救济方式。它不仅影响了英美法系国家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而且影响着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尽管中国新公司法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股东代表制度,但英国在代表诉讼制度上的保守态度和经验,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社会责任报告审计能否提升CSR信息披露质量?--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外部审计作为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社会责任报告审计能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进行监督约束、风险评估与咨询规划,进而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以2010—2013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社会责任报告审计显著改善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大股东监督力度越强,社会责任报告审计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此外,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中大股东监督在更大的程度上增强了社会责任报告审计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促进作用。

基于B/S结构的农产品信息发布系统

阐述了基于B/S结构的农产品信息发布系统的总体设计、系统功能及系统角色+权限设计。运行证明,此系统无需用户操作手册或专业的培训,适合农民用户使用。

促进我国纳税人信息权与涉税信息管理权间平衡协调的法理思考

近年来,随着纳税人权利保护与个人信息及企业数据保护等观念兴起,对纳税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日渐受到重视,但往往易失之偏颇,引发其与涉税信息管理权间的摩擦,故需要对其妥加调适,使之趋于平衡协调。由此有必要对我国纳税人信息权与涉税信息管理权间平衡协调的促进问题从法理层面加以思考。促进我国纳税人信息权与涉税信息管理权间平衡协调不但具有必要性的支撑,而且具有现实基础的保障。在促进我国纳税人信息权与涉税信息管理权间平衡协调时,应遵循平衡协调、以纳税人为中心、税收法定、比例原则、公平信息实践诸原则及正当程序等原则理念,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类型化界分和场景化治理的整体思路,进而基于涉税信息管理与保护场景中三个不同的观察向度,提出具体的优化路径。

法社会学视域下农地经营权抵押的现实困境与制度构建

当前,现行法律允许农地经营权抵押,但在现实中,非正式规范因素的制约使得农地经营权抵押难以开展。受“半熟人社会”人际关系制约,个体农户不愿以农地经营权进行抵押贷款;出于营利性考量,金融机构不愿发放以农地经营权作抵押的贷款,致使农地经营权抵押行为仍少有发生。有鉴于此,应当引导社会资本下乡与农民专业合作,建立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的农地经营权股份化流转机制,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代替个体农户进行农地经营,参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只有这样,才能化解个体农户不贷观念与农业金融服务机构拒贷观念,在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的同时,促进农地经营权抵押制度落到实处。

《税收征管法》修订视角下网络平台涉税信息报送义务的完善

网络平台涉税信息报送义务本质上为税法上的税收协助义务,具有补充性特点,不宜承担主动发现税收违法风险并上报的义务。从履行主体、履行客体和纳税人信息权保护三个方面对网络平台涉税信息报送义务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其主要存在履行主体过于笼统、涉税信息重复报送、报送范围不够明确、缺少程序性约束、纳税人知情权和修改权未予以保障等问题。在履行主体方面,应建立涉税信息报送的豁免机制,实行差异性管理。在履行客体方面,应符合比例性要求,采取正面清单模式,通过建立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报送。在纳税人信息权保护方面,应建立涉税信息报送审核程序,扩充纳税人的知情权、明确纳税人的修改权并确立对涉税信息流动的全流程保护原则。

Internet Information: Freedom or Security? A Big Question

In the modern democratic society, all people should have freedom of access to, holding, and imparting various formats of information. However, many human fences have limited the freedom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the free flow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This paper extracts passages from selected international accords and U. S. statutes relating to the peoples fights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It also highlights many U.S. government activities relating to its national security after the September - 11 terrorist attacks and peoples reactions with regard to their consequences on the freedom of access to Internet information.

地方政府考核：双重委托人失效及其政策含义

用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重新解释地方政府考核失效,基本结论是公共选择制度失效使地方公众丧失了地方政府委托人的身份和考核地方政府的发言权,中央政府不得不成为地方政府的整体委托人,高昂的信息成本却阻碍中央政府成为有效率的、甚至胜任的委托人,这是地方政府考核失效的根源。地方政府控制权过度膨胀和不断扩张导致地方政府本位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的机会主义难以被有效遏制,产权约束对地方政府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失效状态,以中央政府为委托人的地方政府考核失效被进一步放大。地方政府考核失效集中反映出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基本面上的深层次问题,地方政府考核是否改进,也是下一步体制改革在关键领域能否有所突破的试金石。

股东知情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分析《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是保护股东合法利益和公司利益的重要方式,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进行了基本的规定,2017年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进一步强调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仍存在着查阅权涉及的内容范围较小、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认定不明确、司法救济程序不完善等问题。为此结合列举式和概括式的方法将股东查阅权的范围囊括会计原始凭证以及能够真实准确反映公司经营的特定材料,进一步明确行使知情权的股东的界限,设立检查人制度,以建立更加完善、操作性更强的保护股东知情权的法律制度,保障股东和公司的合法权益。

论公司信息报告制度

公司信息是公司的最重要财产。公司信息报告与保密制度是弥合信息保密与公开关系、维持公司健康发展的公司法基础制度。在实证层面上,公司信息传递呈现了从经理—董事—股东—债权人的结构,应当按照有限公开、平等公开、分类公开原则,构造完善的公司信息报告制度,以全面保护公司股东、债权人以及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公司信息报告,既是约束公司管理行为的重要法律制度,也是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勤勉义务的重要表现形式。

“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而回购的法律规制

新《公司法》第142条重构了我国的股份回购制度,以立法明确上市公司可以"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而回购股份,对公司、相关利益主体和金融市场均具有重要影响,但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隐患。两大证交所迅速颁布的股份回购监管新规回应了市场对法律规制的需求,但受制于鼓励公司回购等因素影响,尚存在诸多待完善之处。应从反市场操纵、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回购后处理等角度完善相应的实体法规制,从决议规则与备案程序、信息披露与违法责任、推进回购监管规则和股东诉权的衔接等角度完善相应的程序法规制。

股东代表讼诉制度中诉权的滥用及其预防

为使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有必要解决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诉权滥用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探讨诉权滥用的含义及其主客观要件,并结合日本及美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实践提出预防措施。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公司控制权转移视角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资本市场中常见的融资手段,其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控制权转移视角,本文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模型,并引入真实盈余管理作为调节变量,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真实盈余管理在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在控制权不发生转移的情况下,上述两种关系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治理结构影响本文的研究机制,当控股股东的直接持股比例小于50%或该上市公司不存在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时,股权质押、真实盈余管理与股价崩盘风险三者的影响路径更为显著。

读者权的成本问题思考:以信息费用为视角

在现实社会中,读者权利屡屡遭受侵害而得不到救济。造成此种原因有很多。本文从权利成本的角度出发,分析读者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救济的原因是权利的收益与权利的成本相比不相称造成的。文章最后指出只有降低读者权利成本,读者才能较好的行使读者权。

股东知情权边界的利益衡量

股东知情权的制度设计与行权边界勘定,主要面临着对公司信息利益之间的异质利益衡量。从一般原则来说应当以股东知情为核心利益,在首位保护股东知情权的前提下,再考虑保护公司信息利益的必要性,界定前者的权利边界。欲协调与权衡这两种利益间的冲突,在立法层面要处理好股东能否查阅会计凭证、原股东能否行使查阅权、股东知情权被公司意思限制的合理边界等三个焦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妥当适用恰当的利益衡量方法。这就要求裁判者在司法权衡过程中要处理好三个关键节点,一是对行权股东课以查阅具体目的的说明义务,对公司课以股东“不正当目的”的证明责任;二是前股东“提出初步证据”的证明标准达到引起一般人怀疑即可;三是对于股东获悉信息的保密义务,要设置有效的事前预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