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ss v. Harbottle规则与中国股东代表诉讼

英国公司法中的Foss v. Harbottle规则及其例外是英国公司法保护少数派股东权利的一种独特的救济方式。它不仅影响了英美法系国家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而且影响着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尽管中国新公司法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股东代表制度,但英国在代表诉讼制度上的保守态度和经验,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Updates in th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of Parkinson's disease: Emerging role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IM: To explore the approaches exerted by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to improve Parkinson’s disease (PD) pathophysiology.METHODS: MSCs were harvested from bone marrow of femoral bones of male rats, grown and propagated in culture. Twenty four ovariectomized animals were classified into 3 groups: Group (1) was control, Groups (2) and (3) were subcutaneously administered with rotenone for 14 d after one month of ovariectomy for induction of PD. Then, Group (2) was left untreated, while Group (3) was treated with single intravenous dose of bone marrow derived MSCs (BM-MSCs). SRY gene was assessed by PCR in brain tissue of the female rats. Serum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1 (TGF-β1),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 (MCP-1) and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levels were assayed by ELISA. Brain dopamine DA level was assayed fluorometrically, while brain tyrosine hydroxylase (TH) and nestin gene expression were detected by semi-quantitative real time PCR. Brain survivin expression was deter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procedure. Histopath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brain tissues was also done.RESULTS: BM-MSCs were able to home at the injured brains and elicited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serum TGF-β1 (489.7 ± 13.0 vs 691.2 ± 8.0, P < 0.05) and MCP-1 (89.6 ± 2.0 vs 112.1 ± 1.9, P < 0.05) level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serum BDNF (3663 ± 17.8 vs 2905 ± 72.9, P < 0.05) and brain DA (874 ± 15.0 vs 599 ± 9.8, P < 0.05) levels as well as brain TH (1.18 ± 0.004 vs 0.54 ± 0.009, P < 0.05) and nestin (1.29 ± 0.005 vs 0.67 ± 0.006, P < 0.05) genes expression levels. In addition to, producing in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ositive cells for survivin (293.2 ± 15.9 vs 271.5 ± 15.9, P > 0.05) expression. Finally, the brain sections showed intact hist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striatum as a result of treatment with BM-MSCs.CONCLUSION: The current study sheds light on the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BM-MSCs against PD pathophysiology via multi-mechanistic actions.

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建立的法理基础和基本思路

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基础是共益权,股东代表诉讼的当事人适格必须结合股东代表诉讼判决的对世效力一并予以考虑。在当事人适格方面,决定原告资格的惟一条件是股东的公正性和代表性;被告的适格问题必须与公司的诉讼地位一并考虑,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处于共同诉讼的参加人。由于股东代表诉讼涉及到公司的利益,且代表公司行使诉权的管理人员可能与公司有利益上的冲突,因此,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应当适当地限制当事人主义的适用。

论股东派生诉讼调解的公司法规制

原告股东的派生诉权尽管也具有启动诉讼、维持诉讼进行的功能,但其毕竟派生于公司的诉权,因此原告股东在诉讼中的处分权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于股东派生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有限责任公司和非公众股份有限公司应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应由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股东派生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派生诉讼调解的复杂性,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难以满足制度供给的特殊需求,因此需要公司法对此做出特别规制。

德国监事民事责任制度在实践中的障碍

对于德国股份公司的监事来说,尽管公司法、证券法等实体法为他们设定了很多的义务和责任,期望以此来促使监事尽职履行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职责,但是,理想不等于现实,由于德国按照部门法划分传统实体法的制定和程序法相分离,以致于在程序法中的相关制度和市场因素的影响下,实践中,德国股份公司监事在违反他们的义务而导致公司、股东利益受到损害时,最终实际承担责任被程序法中的制度和其他社会因素大大减轻。由此启示我们:在制定法律规则时应当进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统一考量,并对于现实社会中其他影响法律运作效果的因素和机制一并予以考量。

简析德国股份公司法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最新改革

德国于2005年11月对其股份公司法进行了改革,其中包括对股东代表诉讼的全新规定。本文对新旧德国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总结德国法关于股东代表诉讼改革的特征,进行评论,并进而探讨其对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启示。

论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公司抗辩权

在我国目前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股东是诉讼的决定者,公司作为原本的请求权主体的诉讼决定权和抗辩权却被忽视了。在未来的《公司法》修订中,可以考虑增加股东派生诉讼的庭前司法审查程序,将原告股东资格、前置程序要件、公司利益受损的事实和违反公司利益的重大事由均列为审查事项。在该程序中,公司得以诉讼违反公司最佳利益为由行使抗辩权,以阻止诉讼的进行。法院对上述事项进行审查,特别是对公司抗辩事由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后决定是否进入股东派生诉讼的庭审程序,以此实现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并降低司法成本。

信托受益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研究——基于双重派生诉讼展开

信托持股公司遭受不当行为侵害而无法以直接诉讼获得救济,持股信托的受托人也怠于或不行使救济权时,受益人作为实质股东可基于双重派生诉请(股东派生+信托派生)代表公司提起派生诉讼。该诉讼中各方的诉讼主体地位须结合信托法与股东派生诉讼理论、实体法与程序法理论来厘清。公司持股信托中受益人股东的法律地位受制于信托受益人股东派生诉讼的规范价值。信托受益人股东是该信托股份的实质所有权人,具有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资格;其提起股东派生诉讼须满足“先请求要件”并确定被诉的不当行为人和不当行为的基本事实以及对公司造成的损害。信托受益人股东派生诉讼的被告为对公司实施不当行为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控股股东、债务人、清算人、控制公司的股权信托受托人。公司是信托受益人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必要当事人,属于必要共同诉讼的共同原告。

股东派生诉讼研究的新视角——一种民事“司法审查”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将司法权力引入公司内部自治事务之中,其不仅是一种股东权利救济制度,也是一种针对董事、经理及控制股东权力行为的监督制度。从司法审查的角度认识股东派生诉讼,有利于全面发挥其公司治理作用,也有利于从理论上拓宽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相互关系的研究。在实务上,派生诉讼的司法审查要把握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相平衡的原则,并确定合理的审查范围。

派生诉讼何以可能:反思与超越——以日本派生诉讼的发展为出发点

传统理论认为,原告股东在决定是否提起派生诉讼时以理性经济人自居,基于成本与收益进行衡量。日本诉讼费用改革后派生诉讼案例急剧上升则是该传统理论强有力的佐证。然而,这一传统观点不仅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也不符合日本派生诉讼的实际情况,日本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很大程度上受到准理性和有限理性行为的影响。日本这一实践对我国派生诉讼的有效实施无疑可带来启发:即在反思派生诉讼利用率为何如此之少时,不应仅关注制度设计,还应超越制度本身,考量该制度得以实施与发挥效用的其它外在因素。

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

公司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 ,但股东的权益也可能因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侵害。在实践中 ,我国已允许股东因公司利益受到控制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当行为侵害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诉讼 ,在公司法律制度上称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试论派生诉讼制度及新修订《公司法》对其规制和完善

派生诉讼最初是来源于英美衡平法上的救济措施,后被大陆法系各国引起。派生诉讼是现代公司法提供给小股东用以纠正所有者缺位导致董事职权过大以及资本多数决原则下的大股东独权的救济手段。但若对派生诉讼不加约束,也会损害董事进行商业判断的自主性。因此,西方各国在规定一定派生诉讼的激励机制同时,也设置了一定的约束机制。我国新修订《公司法》第150条、第152条也对派生诉讼加以规定,但尚有若干不明确之处。

论我国新公司法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源于英国1964年东潘多铅矿公司诉麦瑞威泽案的判例。派生诉讼制度在现代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我国台湾公司法中均已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公司法在2005年10月第3次修订中第一次确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新公司法确立对健全公司治理机制、保障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我国新公司法有关股东派生诉讼规定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构建

通过对国外两种立法模式的比较,阐析了现代公司法承认并宽松适用股东派生诉讼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架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若干立法设想,即原告主体资格及其限制、被告范围及责任事由以及公司在诉讼中的地位。

也论股东派生之诉

股东派生之诉起源于英国,在美国得到充分发展。该诉讼的目的是便于少数股东督促公司董事或管理人士严格履行其职责并保护公司的利益。股东派生之诉被正式引入我国是在2005年大幅度修正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但是,第152条的规定存在许多概念性的问题。例如,股东派生之诉是否又可称"股东代表之诉"?股东是否可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等等。同时,许多有效的机制也没有设立,例如,股东诉讼担保条件和商业判断规则适用等。为此,本文试图澄清许多存在误区的地方,并提出一些完善第152条的建议。这样,就会使得第152条既方便少数股东采取行动威慑董事或管理人士的行为,又不至于使这种诉讼被滥用。

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研究

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立法目的之一是寻求公司纠纷的内部解决。股东启动前置程序的条件过于严苛,董事会作为被请求人缺乏正当性,公司与请求提起诉讼的股东交流沟通制度的缺失等立法缺陷导致前置程序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因此,有必要完善前置程序的立法规定以实现前置程序的立法目的。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新探

控股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损害公司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引入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能有效解决中小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对保护中小股东的平等权利的实现,有效弥补公司独立法人人格之下公司机关对控股股东的损害行为救济不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尽快在我国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实属必要。

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若干思考

公司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 ,但股东的权益也可能因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管理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侵害。在公司权益受到他人不法侵害时 ,由于股东是公司利益的终极所有者 ,其权益必然会间接受到侵害。在实践中我国已经允许 ,股东因公司利益受到控制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当行为侵害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形式的诉讼 ,在公司法律制度上称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本文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作初步探讨。

论股东派生诉讼中的要件事实与证明责任

股东派生诉讼具有不同的类型,被告赔偿责任也具有不同的构成要件。基于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是诉讼成败的关键,不合理的证明责任分配会阻碍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为了完善公司治理,恰当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应当采用多元化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法。法院也有必要对处于证明弱势地位的股东进行救济。

对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思考

新《公司法》增设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并且为了使该制度能发挥最大效应而对股东代表诉讼设置了前置程序。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有重要的制度价值,但是目前的法律规定还存在缺陷,需要在立法上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