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ss v. Harbottle规则与中国股东代表诉讼

英国公司法中的Foss v. Harbottle规则及其例外是英国公司法保护少数派股东权利的一种独特的救济方式。它不仅影响了英美法系国家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而且影响着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尽管中国新公司法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股东代表制度,但英国在代表诉讼制度上的保守态度和经验,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股东提案权行使条件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2023年公司法第115条通过强制性规定降低了股东提案权的行使门槛,但现实中该规定仍面临着市场实践复杂性和司法实践多样性带来的困境。这导致公司关于提案权主体、范围、持股期限等行使条件的规定面临效力性风险。其原因主要源于股东提案权规则在确定性和适应性上的不足。为有效应对该困境,一方面需要明确规范阐释趋向,一是利用章程自治应对规则不适应性并确保决策效率,二是通过程序正义克服规则不确定性并推动理性决策;另一方面应肯定公司对提案权规范进行自治性调适,允许公司章程对调整股东提案权主体资格、肯定股东提案权持股期限条款有效性和引入提案权行使的相关程序性限制。

股东提案权制度:美国的立法与启示

股东提案权制度使股东在一定条件下可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美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该制度的国家,经过近70年的发展,很多规定已经颇为完善:对提案股东自身要求明确;对提案本身的形式有清晰的可操作性的界定;在公司对提案处理及违规的规定方面也形成了有力的约束。相比之下,我国关于股东提案权制度在提案股东资格限定、提案形式、提案排除及救济等方面存在缺陷。根据美国在相应方面的经验与启示,对我国股东提案权制度提出了改进建议。

股东提案权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股东提案权制度对少数股东的权益保护具有积极意义。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提案权制度的规定仍然存在问题。文章从对提案股东的资格要求、对提案内容和数量的限制、董事会对提案的审核权以及侵害股东提案权的法律救济等四个方面,就《公司法》中相关规定的完善提出了构想。

董事提名权:理论基础、路径选择与制度建构

董事提名权制度的缺位是我国现行公司法的法律漏洞。研究发现,董事提名权的规制路径分为强制性规范与完全章程自治两类。前者典型如美国北达科他州公司法;后者典型如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以及特拉华州公司法。美国证监会曾尝试通过全国统一公司法的方式,强制推行董事提名权,但以被法院宣告无效告终。基于股权集中状况下的少数股东保护需要,中国应采取强制性规范和有限章程自治的折中模式。在制度上对股东提案权和董事提名权进行区分,在《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对董事提名权作体系化的特别规定;允许不同类型的公司通过公司章程在董事提名权特别法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程度的有限章程自治。

股东代表讼诉制度中诉权的滥用及其预防

为使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有必要解决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诉权滥用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探讨诉权滥用的含义及其主客观要件,并结合日本及美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实践提出预防措施。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公司控制权转移视角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资本市场中常见的融资手段,其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控制权转移视角,本文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模型,并引入真实盈余管理作为调节变量,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真实盈余管理在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在控制权不发生转移的情况下,上述两种关系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治理结构影响本文的研究机制,当控股股东的直接持股比例小于50%或该上市公司不存在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时,股权质押、真实盈余管理与股价崩盘风险三者的影响路径更为显著。

略论股东提案权制度

股东提案权是在原有的公司治理结构变化、权利重新分配的条件下提出的,是民主在公司中落实的具体体现和平衡股东之间、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利益的重要工具,也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制度。我国《公司法》虽规定了股东提案权,但确显粗糙。需要分析股东提案权的性质、价值、存在问题,完善我国提案权制度。

论股东提案权制度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制度中,股东大会往往成为控股股东压制中小股东的工具。完善的股东提案权制度是中小股东参与公司管理和维护利益的一种有效途径。股东提案权的缘起、股东提案权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股东提案权的具体内容以及我国股东提案权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限制股东权利章程条款效力之探析

公司实践中经常出现公司以章程条款限制股东权利的情形,对于该类条款效力的判断现行公司法无明确的规定,相关理论也研究不足。从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出发,应从是否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得到了股东的明示或者默示的同意、是否背离了股东的重大预期三个方面进行判断。

未经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不能对抗第三人吗?——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质疑

2005年《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涉及到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效力问题。但是,变更登记是不应当成为股权转让生效的必要条件的。因为股权在本质上并不是因登记而形成的,所以变更登记不具有作为股权转让必要条件的基础;股权的私权属性、公司经营秩序的稳定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求变更登记不应当成为股权转让的必要条件;股权转让的登记与否,对保护债权人(第三人)利益并无直接关联。另外,该条的规定还存在逻辑混乱的立法技术性问题。

论股东权的法律性质

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其出资或认购股份而在法律上对公司享有的对所持股份的所有权和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经营管理的权利。它可分为两个部分:股权、其他股东权(包括自益权、共益权)。对股东权法律性质的认识,应根据其内容进行具体地分析。股东权兼有所有权和社员权的性质,其中,股权具有所有权的性质;其他股东权具有社员权的性质。

法学视阈下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分化融合

现代企业出现是"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共同的源头。尽管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后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公司治理更关注公司内部的制度安排,体现效率的价值追求;企业社会责任更强调外部社会的整体利益,体现公平的价值追求。然而,两者却具有共同的理论内核——责任。这种做好份内之事的"主观责任"成为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合的基础。未来我国立法应在"责任"内核指引下,借鉴各国"共同治理"的成功经验,促进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深度融合。

试析股东身份的确认

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关系到投资人在以公司为联结点的法律关系体系运作过程中的权利配置与责任负担。对于股东身份判断的标准,必须要有一个一元的、最终的标准。决定股东身份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利。在公司成立的情况下,签署公司章程意味着投资人对公司承担了股东的责任,应当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认定的标准。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股东资格的确认只能由司法的权力加以解决。有必要在公司制度上设计专门的股东身份确认的程序。在程序设计上建议采用公司内部机制与司法确认机制两个层级。

评2005年《公司法》对股东直接诉讼制度的完善

股东直接诉讼是股东因自身权益遭受公司、董事及控制股东不法行为的侵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基于其公司出资人的身份而提起的诉讼。相对于派生诉讼而言,股东直接诉讼提起权对于股东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只有赋予股东诉权才能使股东权益切实得到保护,只有赋予股东诉权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新《公司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股东直接诉讼制度。通过增强股东权利和设定救济途径,保障投资安全,以达到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的目的。

股东知情权刍议

股东知情权制度的研究是当前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研究中的新领域。股东知情权的出现及发展是建立在现代公司基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基础之上的。股东知情权应当是指股东所享有并在法定许可范围内依法定方式积极行使的一项基础性权利,是一项拥有自益权、公益权、工具性、单独性的股东权。股东知情权具有基础性、独立性、义务相对性、限制性等特点,股东知情权产生的法理基础源于股东的所有者身份、两权分离、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关系。

异质性企业、大股东风格差异与控制权的双面治理效应——基于制度与企业特征调节的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的新证据

不同控制权配置风格的大股东,在治理效应上表现出双面性:一些大股东会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损害公司价值而表现出掏空效应;而另一些大股东会给企业注入资源促进企业价值增长,而表现为支持效应。而且双面效应随着大股东配置特征改变而发生转化。本文有别于前人研究,选取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环境稳定时期2007—2011年的9019个样本数据,设计有效变量控制企业异质性特征影响,从大股东控制权配置视角研究其对公司价值的支持与掏空效应。研究发现国家大股东有明显掏空公司特性;法人大股东随着控制程度的变化,从支持机制向掏空机制转化,对企业价值影响呈现出倒U型特征。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制度选择与制度优化

在入股模式上,农民专业合作社承载了有利于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组织优势,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选择的较佳制度安排。同时,现行制度安排的缺陷与不足,并不能回应土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优势的发挥不仅有赖于其自身制度的完善,还需要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优化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制度环境。

大股东持股比例对银行贷款契约的影响研究

以2001年-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借款债务融资契约的关系,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贷款规模呈现开口向下的二次曲线关系,与长期借款比重呈现负相关关系;民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贷款规模呈现开口向上的二次曲线关系,与长期借款比重呈现U型关系。

论合伙股东

合伙可以享有股东资格,具有法理学、民法学和公司法学上的理论依据。合伙可以通过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的方式获得股东资格,但合伙股东的资格取得,应当符合三个基本条件,即具有合伙协议、有权利行使人以及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合伙股东所享有的股份财产及相应的权利属于全体合伙人,但合伙应当确定专人代表合伙行使合伙股东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