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评新《公司法》的相应修改

新《公司法》关于受信义务的规定体现了创新精神:一是突出了关联交易、公司机会和竞业限制的重要性,完善了程序规则,重组了公司管理者的禁止性行为;对注意义务的界定突破了该条无法进入司法裁判的困境;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了受信义务体系,并将股东代表诉讼扩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二是增加了董事、高管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三是增加了董事责任保险。但新《公司法》依然与现实需求存在差距:一是关联交易的规定依然缺乏实质公平的裁判标准;公司机会缺乏界定,将导致司法审判困难;竞业限制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管理报酬未被纳入忠实义务,司法审判无据可循。二是注意义务规定不周延,未能对管理者的经营义务与监管义务区别对待。三是审计委员会取代监事机构的情形,股东代表诉讼之先诉请求不明确。新《公司法》关于受信义务的上述修改和问题有必要进行系统性分析与评估,从中也能间接省察今后的完善方向。

决议瑕疵诉讼与股东代表诉讼的合并审理路径研究

当董事通过决议的方式损害公司利益时,股东可以通过决议瑕疵诉讼及股东代表诉讼进行权利的救济。通过案例检索发现,当股东只向法院提起一个诉讼程序时,法院通常以有无明确的决议效力瑕疵认定请求作为划分两诉的依据,若无,则采用股东代表诉讼模式,通过裁判说理部分对决议作出效力认定,但对此不形成有既判力的判决。若有,则采用决议瑕疵诉讼模式,只对决议效力瑕疵进行审理,损害赔偿的请求则告之另诉。但是,法院无论采用何种模式都应当对两诉进行合并审理。其一,两诉属于“基于同一事实产生的纠纷”且满足重复起诉的合并审理基本条件。其二,采用股东代表诉讼模式的法院合并审理既尊重当事人诉权又提高了审判效率;采用决议瑕疵诉讼模式的,法律允许一案中审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以及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可以一案审理的审判规律也为合并审理提供了支撑。

Foss v. Harbottle规则与中国股东代表诉讼

英国公司法中的Foss v. Harbottle规则及其例外是英国公司法保护少数派股东权利的一种独特的救济方式。它不仅影响了英美法系国家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而且影响着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尽管中国新公司法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股东代表制度,但英国在代表诉讼制度上的保守态度和经验,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重思Foss V.Harbottle案“少服多原则”——A·J.博伊尔《少数派股东救济措施》读后感

1843年英国的Foss v.Harbottle案花开两朵,确立了在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上重要的两项原则:"原告适格原则"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其中"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自诞生之日起争议不断,然而基于关系契约以及实证调查的考量"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有着深刻的正当性,我国公司法就派生诉讼制度并未明确规定"少服多原则",但在第151条中暗藏身影,英国2006年新公司法及美国的特别委员会制度也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立法及追认主体的借鉴之道。

诉讼担当概念的比较法研究

在日本法上,法定诉讼担当情形中,判决既判力一概扩张于被担当人。与此相对,德国法上的法定诉讼担当却区分了两种情形:既判力扩张于被担当人的“排他的诉讼担当”与既判力不扩张的“并存的诉讼担当”。日本法虽以德国法为蓝本,但为何在诉讼担当问题上却与德国法产生差异,这是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在日本法上,诉讼担当通常被描述为这样一种情形:第三人有权代替权利归属主体或者有权与该主体同时,就争议的法律关系实施诉讼。在诉讼担当时,判决的既判力都扩张于权利归属主体。然而尚不清楚的是,究竟在诉讼担当的哪些具体情形之下,担当人与被担当人能够同时享有诉讼实施权。在回答前一问题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探究,也是主要目的。结论是,日本式的“并存的诉讼担当”对应的情形是2017年债法修改后的股东代表诉讼和债权人代位诉讼。此外,这种并存的诉讼担当也可涵盖不可分债权人中一人提起的诉讼(《日本民法典》第428条),尽管通说并不将这种情形视为(法定)诉讼担当。

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建立的法理基础和基本思路

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基础是共益权,股东代表诉讼的当事人适格必须结合股东代表诉讼判决的对世效力一并予以考虑。在当事人适格方面,决定原告资格的惟一条件是股东的公正性和代表性;被告的适格问题必须与公司的诉讼地位一并考虑,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处于共同诉讼的参加人。由于股东代表诉讼涉及到公司的利益,且代表公司行使诉权的管理人员可能与公司有利益上的冲突,因此,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应当适当地限制当事人主义的适用。

论我国公司股东权的司法保护

:股东权的司法保护 ,是国家对股东的程序性权利的保护和实现 ,即股东的诉讼提起权。我国公司法对此有粗疏之不足。对于股东权的保护 ,除股东可以提起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外 ,也可以由监事会代表公司提起诉讼。这既是我国公司法制与国际接轨的要求 。

论中国《公司法》下的特别诉讼委员会运作——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延伸适用

新《公司法》简要地规定了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之前置程序。这一规定的意义不仅在于公司拥有了30天和股东交涉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提示公司可以考虑设置类似美国的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机构,做出至少形式上可信的公正审查,以期获取股东与法院认可,早日结束争议。基于中国公司实践中的客观需求和新《公司法》的条文特色,这样的类似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机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可操作的。

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完善

新公司法首次导入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于预防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控制股东乃至第三人侵害公司利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无疑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发现,新公司法在原告股东范围、诉讼管辖权以及公司的诉讼地位等方面的规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为了使股东派生诉讼更具实效性和可行性,就新公司法中股东派生诉讼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粗浅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

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原告资格之探讨

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股东须符合持股时间和持股比例两个条件,但是该项规定过于笼统,导致司法实践的无所适从以及法律适用的不统一。从域外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对原告资格的规定来看,我国亦须进一步明确和完善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的资格条件,以方便法院认定适格的原告参加诉讼,进而均衡保障中小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关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三个方面

基于对每一股东个人权利的尊重和维护 ,加强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尤显重要。本文拟从事前防范、事中救济、事后补偿三个方面展开对保护措施的探讨 ,这里涉及三个相关制度 :累积投票制、派生诉讼和股份收买请求权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新探

控股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损害公司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引入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能有效解决中小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对保护中小股东的平等权利的实现,有效弥补公司独立法人人格之下公司机关对控股股东的损害行为救济不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尽快在我国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实属必要。

评2005年《公司法》中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2005年10月通过的《公司法》修正案,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首次进行了规定,如何理解与适用这一法律制度,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热点话题。文章运用公司法学的原理,并参照先进国家的立法例,对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资格、前置程序和诉讼结果的归属等三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股东派生诉讼之胜诉对公司治理结构影响的分析

股东派生诉讼作为股东诉讼方式的一种类型,在公司权力结构中对完善公司治理有着独特的监督功能。股东派生诉讼的胜诉对公司治理结构各层面的完善,乃至公司内部的人力资本价值增贬有着深刻的影响。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沿着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历史脉络,展现其产生的背景,由此,在我国确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有着积极意义,但在立法和实践中还存在困境,围绕如何实现有效监督与防止滥诉的平衡,借鉴相关立法例,结合我国的本土资源,使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能够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进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

评2005年《公司法》对股东直接诉讼制度的完善

股东直接诉讼是股东因自身权益遭受公司、董事及控制股东不法行为的侵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基于其公司出资人的身份而提起的诉讼。相对于派生诉讼而言,股东直接诉讼提起权对于股东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只有赋予股东诉权才能使股东权益切实得到保护,只有赋予股东诉权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新《公司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股东直接诉讼制度。通过增强股东权利和设定救济途径,保障投资安全,以达到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的目的。

股东派生诉讼的法经济学分析

公司治理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与企业界的关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争论也受到广泛关注。我国公司法2005年的修订,更多关注中小股东利益,派生诉讼的明确即为一例,但用法律经济学的视角而论,派生诉讼是否能确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且公平有效,因此,以此为出发点,研究中小股东派生诉讼的经济效用。

中小股东的诉讼问题——浅谈中小股东权益救济之诉讼途径

从我国中小股东权益受损的现状,分析公司法和证券法上中小股东权益受损的主要缘由及状况;比较我国目前的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两种诉讼制度及单独诉讼、共同诉讼和代表人诉讼三种诉讼提起方式各自的适用案情和优劣。通过比较分析两种诉讼制度与三种诉讼方式之间的关系,得出在非证券市场以及证券市场两种情况下中小股东权益受害后提起诉讼的最佳途径以及相关制度建议。

我国公司股东派生诉讼问题探讨

股东派生诉讼是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起的诉讼,它不同于股东直接诉讼,因此在正当当事人确定、诉讼管辖、证明责任分配等等问题上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股东派生诉讼中的正当原告是提起诉讼的股东,正当被告应该是侵害公司利益的全体股东或全体董事,公司不是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当事人。以此为基础,对股东派生诉讼应实行特殊的诉讼管辖以及证明责任倒置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公司参加股东代表诉讼的法理分析

公司可以参加股东代表诉讼的正当性在于其符合正当程序原理及诉讼的效率价值,也是股东代表诉讼诉权的性质所决定的。允许公司选择是否参加诉讼是其诉讼选择权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具体落实,符合该制度设立的初衷。基于股东代表诉讼的特殊制度设计以及该制度在我国发展的现状,公司只应参加原告股东一方进行诉讼,而不宜允许其辅助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