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ss v. Harbottle规则与中国股东代表诉讼

英国公司法中的Foss v. Harbottle规则及其例外是英国公司法保护少数派股东权利的一种独特的救济方式。它不仅影响了英美法系国家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而且影响着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尽管中国新公司法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股东代表制度,但英国在代表诉讼制度上的保守态度和经验,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新《公司法》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的展开

面对公司立体式发展而产生的权利扩张现象,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引入了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旨在解决子公司诉讼能力丧失问题并提供有效救济。当子公司遭受内部或外部侵害,子公司与母公司均不能或怠于起诉时,母公司股东可以提起双重代表诉讼。在双层制下需要向子公司的董事会或监事会履行前置程序,单层制下则由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履行前置程序。当前的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将母子公司的控制关系限定于直接或间接的全资母子公司,应当将其适度扩张至绝对控股母子公司及部分相对控股母子公司,并在前置程序中增加股东请求回复规则。同时,对于母子公司控制关系中隐藏的权利滥用问题,股东双重代表诉讼与其他公司法律规范存在衔接适用的空间,应当注重制度联动效应,以防止母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或者母公司中小股东滥用诉权。

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建立的法理基础和基本思路

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基础是共益权,股东代表诉讼的当事人适格必须结合股东代表诉讼判决的对世效力一并予以考虑。在当事人适格方面,决定原告资格的惟一条件是股东的公正性和代表性;被告的适格问题必须与公司的诉讼地位一并考虑,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处于共同诉讼的参加人。由于股东代表诉讼涉及到公司的利益,且代表公司行使诉权的管理人员可能与公司有利益上的冲突,因此,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应当适当地限制当事人主义的适用。

论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

构建股东诉讼制度,有助于实现股东平等的司法保护,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唤醒投资者股东意识,可使国家将私人诉讼作为对公司行为公权力监管的有益补充。合理地构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要求我们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并使之贯彻于整个立法和司法的过程。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需要重点解决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当事人资格、前置程序、诉讼费用担保与恶意诉讼阻却、诉讼费用的交纳与负担等问题。

论股东派生诉讼调解的公司法规制

原告股东的派生诉权尽管也具有启动诉讼、维持诉讼进行的功能,但其毕竟派生于公司的诉权,因此原告股东在诉讼中的处分权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于股东派生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有限责任公司和非公众股份有限公司应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应由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股东派生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派生诉讼调解的复杂性,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难以满足制度供给的特殊需求,因此需要公司法对此做出特别规制。

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完善路径——基于333个案例样本的分析

为强化股东对公司业务的监督权,我国于2005年修订《公司法》中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本文基于对333个有效案例的梳理,发现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几乎所有的案例都发生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例屈指可数。为充分发挥该制度应有的作用,应当放宽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告的持股比例,修改诉讼费用规定,明确豁免前置程序的范围,新设公司“不起诉理由书”制度。扩大股东查阅权范围,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以应对股东取证难之困境。在单一股东代表诉讼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双重代表诉讼制度。

股东代表讼诉制度中诉权的滥用及其预防

为使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有必要解决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诉权滥用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探讨诉权滥用的含义及其主客观要件,并结合日本及美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实践提出预防措施。

论中国《公司法》下的特别诉讼委员会运作——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延伸适用

新《公司法》简要地规定了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之前置程序。这一规定的意义不仅在于公司拥有了30天和股东交涉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提示公司可以考虑设置类似美国的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机构,做出至少形式上可信的公正审查,以期获取股东与法院认可,早日结束争议。基于中国公司实践中的客观需求和新《公司法》的条文特色,这样的类似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机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可操作的。

刍议我国公司股东诉讼权利的完善

股东的诉讼权利是股东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公司股东的诉讼权利则是我国公司法律进一步深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完善我国公司股东的诉讼权利应借鉴欧美等公司法律比较发达的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本国国情,其主要措施是:1、明确股东诉讼权利的种类;2、扩大股东提起诉讼的范围,明确诉讼被告;3、对股东派生诉讼作必要的限制,以防止道德风险的产生。

股东诉权的程序保障

在股东的权利意识日益凸显的今天 ,小股东起诉董事等公司经营者的案件已大量增多。但是 ,由于小股东地位弱小 ,加之现有法律规定失范 ,股东诉权的实现障碍重重。文章从程序法的角度 ,分析比较了国外派生诉讼制度的主要程序问题 。

股东派生诉讼程序制度论

股东派生诉讼要真正走入司法程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具体设计。股东派生诉讼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主要需解决的问题是公司在起诉时的作用、强制告知程序、诉讼参加的限制以及法院的审查范围等问题。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股东派生诉讼是指当公司的正当权益受到他人侵害而公司又怠于行使诉权时,符合法定条件的一个或多个股东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要求补救公司权益的行为。股东派生诉讼区别于股东直接诉讼,有其自身的特点。鉴于股东派生诉讼的特殊性,在其诉讼提起程序中对原告资格、诉讼适用范围、诉讼过程中公司和其他股东诉讼地位的确立等都应作特殊的规定。为实现设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初衷,既要防止股东派生诉讼的滥用,又要对股东派生诉讼加以激励。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新探

控股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损害公司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引入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能有效解决中小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对保护中小股东的平等权利的实现,有效弥补公司独立法人人格之下公司机关对控股股东的损害行为救济不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尽快在我国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实属必要。

论我国新《公司法》中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于制约公司管理层滥用其管理权,平衡股东与董事之间的权利,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法律一直未明确确立这一制度,只是在司法实践中依公平原则受理和判处了几例派生诉讼案件。本文论述了派生诉讼的概念、性质和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提出了一些在我国建立派生诉讼制度的立法意见。

股东派生诉讼之胜诉对公司治理结构影响的分析

股东派生诉讼作为股东诉讼方式的一种类型,在公司权力结构中对完善公司治理有着独特的监督功能。股东派生诉讼的胜诉对公司治理结构各层面的完善,乃至公司内部的人力资本价值增贬有着深刻的影响。

“跛足”的公司治理——评《公司法》第一百零六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

新《公司法》与旧《公司法》比较而言,尽管引入了许多新的制度,有很大的进步,但仍没有摆脱“缺乏可操作性”这个固有法律弊端,就公司治理中最为重要的累积投票制度和股东衍生诉讼制度而言,这种情况尤为严重。立法部门应立足我国公司治理的具体情况,完善上述制度。

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司法审查——《公司法》第152条之解构与重构

股东派生诉讼作为衡平公司效率和保障小股东诉求博弈的产物,往往缺失超越利益纠葛的监督机制。在经济迅变的当下,世界多国以立法的方式在股东派生诉讼中设置了法院的司法审查程序,虽然我国《公司法》引入了股东派生诉讼并对公司内部的前置审查程序作出详细规定,但并没有将法院的司法许可纳入法律架构中。为通过隐形的制约力量使公司经营效率与股东追求之间实现最佳优势利益,我国公司法152条的修改方向应为引入司法审查原则,并赋予法院适度的自由裁量权,抑制股东无益诉讼行为,实现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的平衡。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之于公司治理的价值分析

公司治理是一个“动静结合”的制度安排体系,对它的研究可以从公司治理的结构和机制两方面展开。股东派生诉讼作为一种司法救济方式,不仅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种主要外部监督力量,也是补正公司治理机制的必要途径。

我国公司股东派生诉讼问题探讨

股东派生诉讼是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起的诉讼,它不同于股东直接诉讼,因此在正当当事人确定、诉讼管辖、证明责任分配等等问题上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股东派生诉讼中的正当原告是提起诉讼的股东,正当被告应该是侵害公司利益的全体股东或全体董事,公司不是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当事人。以此为基础,对股东派生诉讼应实行特殊的诉讼管辖以及证明责任倒置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比例赔偿原则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完善应关注胜诉利益的合理分配,在坚持胜诉利益当然全额归属于公司的全额赔偿原则基础的同时,有必要在控股股东滥用权利侵害公司利益且全额赔偿原则难以实现公平的场合例外地引入向股东赔偿部分利益的比例赔偿原则。作为异态的比例赔偿原则,应限于案涉公司面临清算、实施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主体为控股股东或兼具控股股东身份以及部分股东默认或批准了不法行为等有限的情况,并以法院具体利益衡量为必要前提。在操作时,应当以侵权主体的全部赔偿金为基数按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股比例计算各股东可以获得分配的数额,并且有权参与分配的股东在分配时应具有股东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