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释奠礼”与唐代文化权威的构建

“释奠礼”是中国古代学礼制度的核心内容,唐代是其最终定型的阶段,此后“文庙”释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其影响及于东亚诸国。何以始自先秦的“释奠礼”至唐朝方才定型?在众多先秦汉魏古礼之中,为什么“释奠礼”可以成为文化传统的标志?选择先圣、普及孔庙、推崇释奠、完善仪轨是唐朝文化权威构建系统工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主体架构和核心内容。正因如此,“释奠礼”定型于唐,随后成为古代中国礼制史上最为隆重的盛典。

论“释奠礼”与唐代学校教育

一般认为,唐代是古代官学教育最为发达的时期。但从"释奠礼"的实行考察,所见似与传统观点略有相左,即唐代地方官学教育的实际效果并不很发达,州县学几同虚设,真正在盛世教育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可能是广大的私学。

两晋释奠礼述论

释奠礼是中国古代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最初由军礼发展而来,逐渐兼具重视教育与祭祀孔子的双重功能,成为官方学校的重要制度。两晋释奠礼多由太子主持,在太学中举行,继承了曹魏时期祭祀孔子且以颜回配享的传统。释奠礼备受两晋统治者的重视,规格高,仪制完善。两晋释奠礼的发展对儒学官方地位的延续、"以孝治天下"理念的散布、地方私学的扩展与南朝释奠礼都有显著影响。

元代山西地方庙学规模及孔庙释奠考——以《山右石刻丛编》为中心

元代科举教育式微,"庙学一体"的县学由人才培养转向民风教化。庙学形制、规模较宋代发生了较大改变,重庙而轻学。地方庙学释奠礼仪和宋代不同,释奠时间、礼仪规格、程序都更繁琐、严格。通过山西元代庙学的考察,可以窥见元代乡村儒家思想信仰和教育发展状况,为元史研究提供相应资料。

中国台湾彰化孔庙释奠乐的建构与递嬗

彰化孔庙建于清代雍正4年(1726年),其释奠乐仪节的使用至少在嘉庆16年(1811年)已初具规模,其时广招佾生教以歌舞仪节。到光绪21年(1895年)中国台湾进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此时释奠乐所使用的乐生多由北管音乐团体“梨春园”所担任,演奏采用传统释奠乐谱,所用乐器多为北管音乐的传统乐器与部分祭孔乐器,此传统沿袭了一百余年。文章以文献史料与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来探析中国台湾彰化孔庙释奠乐的“双雅传统”。

儒家以孝治天下的可行性分析——以释奠与养老、耕藉礼为中心的考察

天子以孝治天下,并不是到家家户户去宣讲孝道,而是通过礼乐的方式教化民众。但在成为合格天子的前提下,天子才有以孝治天下的可能,所以教养世子就具有重要意义。释奠和齿胄礼均是教养世子的重要礼仪,旨在教世子尊崇与传承圣人之道,掌握父子、君臣、长幼等人伦之理。这说明天子事父从兄的美德,在幼时就已养成。而天子事养“三老五更”的养老礼,则是从己身父兄向“三老五更”的孝悌推扩,旨在教化全天下人事父从兄、尊长敬老。耕藉礼也是天子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式,天帝与天子类似于父子的关系,只有当天子正视其相对卑贱的身份并致孝天帝时,才能为诸侯乃至全天下人提供效法的榜样。儒家强调尊贵者德行的时间先在性,由此引导民众践行伦理美德,构建和谐有序的天下共同体。

清代天津文庙祭孔释奠

清代天津文庙祭孔祀典以丁祭释奠礼最繁缛、最隆重,也最重要。天津文庙的释奠礼经历了清初恢复、清中期兴盛、清末由中祀升为大祀的全过程。文庙的建立及举办祭孔释奠礼乐,是封建统治者"德化天下"的举措,对天津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发生过重要影响,成为天津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