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历史语境、情感聚焦、曲折笔法——高田淳《鲁迅诗话》评析

《鲁迅诗话》是日本学者高田淳对鲁迅旧体诗的鉴赏与评论。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和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通过对《鲁迅诗话》的翻译和归纳提炼,发现高田淳在继承中国诗话重视典故考证的传统的同时,更加注重从文学的视角考察鲁迅的内心世界。其诗话写作体现出如下三大特征:回归历史语境、聚焦情感解读、剖析曲折笔法。对高田淳《鲁迅诗话》的翻译与解析,将为中国的诗话研究增添一个新的海外视角。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宋代诗话对刘勰“风骨”论的文学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风骨”之说在宋代诗话中发生了多样化的改变: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尚健”诗风着重宣扬“风骨”中雄健阔大的一面;江西诗派更关注诗人的性情和品格如何通过语言呈现在诗歌之中,对语言“生新瘦硬”的追求使得他们更看重“风骨”之“骨”对言辞的要求,并在宋代理学家“气本论”的影响之下,变“风骨”为“气骨”;南宋后期的诗论代表严羽虽对江西诗派的观点有所纠正,但又将“风骨”论从美学要求变成了对建安文学风格的概括,当前学术界评价建安文学最常用的“建安风骨”便源于此。

日本诗话文献的写本学解读

日本诗话的文本形态主要有写本、刻本和整理本,而其文献学研究尤须注意写本因素。写本、刻本自不必说,即便是整理本的解读,也不能无视写本文字的影响。事实上,整理本中往往存在因不熟悉写本书写特点及其传播规律而造成的讹误。在此意义上,对日文诗话施以写本文献学之考察,则不仅有益于更为全面、准确地呈现诗话原貌和理解著者本意,更可为其精细整理、准确释录和精当翻译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对外传播视角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文体流变研究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用“诗话”二字作为书名,与“诗”“话”相关著作的文本体制有关,其借鉴说部的文体特征,在标题、记事与语言风格上都展现出了独有的艺术文本魅力。同时,从文本传播视角下分析发现,其语言文本戏曲韵味明显、元代基础方言深厚、图文匹配的解说形式,给当时的变文发展带来了极大艺术突破。关于其文体流变特点和表现形式,历来学者从小说、故事、社会学等角度进行了多方探索,文章深入查找了相关文本资料,着重从对外传播视角分析该文本的文体流变现象,为揭示此类文学文本的历史性、时代性和艺术性提供多层次观点参考。

“了解之同情”之后:赵翼《瓯北诗话》论杜甫内容辨析

赵翼《瓯北诗话》卷二论杜诗的内容历来受到学界高度评价,然其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辨析杜诗系年时,赵翼在文献上未能充分把握“王洙本”和《钱注杜诗》的渊源,其推理逻辑亦有破绽,存在未通会杜诗便作结论的嫌疑;在对杜诗的具体分析中又受到“诗史”和“无一字无来处”论的束缚。古人论杜的诸多方式与结论对今人影响甚巨。在“了解之同情”之后明了古人的疏失,不仅可以更深刻领会古代杜诗学的面貌,也能纠正杜甫研究中常见的“是古”现象,使今人更加警醒,推动杜诗学深入发展。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考论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特征有三:一是具有鲜明的专门性,记叙与评说的对象一般都集中在佛教内部,即使涉及世俗诗人,也大都是与佛门有关的事件与作品,其记叙和评论都较为鲜明地表达出一种佛教立场。二是质疑精神和追求真知,在品鉴诗歌方面特别重视“未经人道”,重视对新时代中新的社会风习和新的文化思潮的呼应,重视辩论与质疑的研究方法。三是在诗学理论上提出了“诗僧之诗”与“僧人之诗”的概念分辨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不仅提出“僧人之诗”和“诗僧之诗”的区别,而且把苏曼殊的诗歌作为诗僧之诗的典范,从佛教文学生存论的角度,充分意识到了在一个以转型为标志的现代社会里,不适应现代社会个性主义张扬的潮流与趋势,佛教诗歌不会有真正出路。

古典新释、东西并观:论幸田露伴《诗话》中的诗学思想

幸田露伴的《诗话》为其中国随笔三部曲之一,全书以中国古代诗人、诗文为核心主题。本文经过深入的文本剖析与实证考察发现,《诗话》不仅展现了幸田露伴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深入挖掘与再现,更反映出他对当时日本诗歌创作及鉴赏能力式微的惋惜之情。同时,书中还流露出他期望借助辉煌的中国文化,推动日本传统文化复兴的愿景。这一研究结果不仅对于解析幸田文学中的中国文化表征具有关键性作用,也有助于探讨诗话这一传统文学范式在日本的演变历程,还原汉文脉在日本近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轨迹,从而更全面地了解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

古代朝鲜诗话论宋代类书

宋代类书与其他中国典籍一样,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传入古代朝鲜,并且被本土翻印。它们不仅记录了部分古代朝鲜传说,为古代朝鲜文人科举准备与日常诗歌创作提供了便利,为诗歌用事锻炼与溯源提供依据,更为进一步考证、考据提供了线索。其中的讹误也被一些学力深厚的古代朝鲜文人作为直接的质疑和考证对象,加以批评与警示。这对如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杨慎对王维诗歌的选录与评析--以《升庵诗话》《丹铅总录》等为中心

作为明代中期的著名诗词评点家,杨慎对王维的研究可谓用功颇深。《绝句衍义》等唐绝系列选本所承载的选诗、序文等内容凸显出杨慎的独特的诗学观念,即重视绝句的音乐属性和体制要求,追求风雅格调,而这种观念与杨慎对王维绝句高手地位的话语建构实相呼应。《升庵诗话》《丹铅总录》两部著作共同呈现了作者对王维诗歌的多角度观照:在诗歌风格论中,重视王维浑融含蓄的审美倾向;在艺术手法论中,推崇王维精妙的字法与句法;在诗歌流变论中,辨析王诗的渊源与影响,还由此引发对宋诗价值的重新审察。通过“以经史考据之法治诗”,杨慎力图在重视原典、文字校勘、词句笺释三个层面把握王维等人的诗歌本貌。

李白诗歌德译研究考论——以富士川英郎的《西东诗话》为中心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盛唐时期的诗人李白穿越相隔千余年的时间跨度,悄然风靡德国诗坛,为德国诗人和读者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体验。这一跨越时空的艺术之旅,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理解与合作,展现了中国古典诗歌及东方文化的魅力。本文结合日本学者富士川英郎《西东诗话》一书中关于李白诗歌在德国的译介等内容的研究,力求考察论证20世纪上半叶李白诗歌在德国接受的特点、当时德国文坛形成的李白像的全貌,以及李白诗歌对德国文学艺术产生的影响。

用现代诗话搭建通往古诗词的桥梁

诗话作为一种评论诗歌、诗派、诗人创作风格和记载诗人逸闻轶事的文体,对读者知人论世、解读诗歌背后幽微绵邈的思想情感具有积极的辅助作用。中学生在学习古诗词时存在语意理解困难、诗情感悟疏浅、思考深度不足的问题。用在现代汉语语境下创作的诗话,解读以地区文旅资源为依托的古诗词,有助于中学生联系自身生活经历,唤起情感共鸣,引发深度思考。多篇现代诗话汇集成册,将成为古诗词教学的有效补充,为学生的研学旅行提供学习资料,助力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顾嗣立《寒厅诗话》述略

目的:介绍顾嗣立及其诗学成就,强调其对《寒厅诗话》的贡献,并分析其在康熙诗坛的学术地位。顾嗣立这样一位涉猎颇广的学者,不仅在诗学领域有精深的造诣,还以广泛的社交生活而闻名。康熙年间,《寒厅诗话》的创作体现了其对诗学的深入研究。文章旨在通过分析顾嗣立的这部专著,揭示其诗学评论的深度与广度。方法:概述《寒厅诗话》的结构、内容和顾嗣立创作中所采用的方法论。该诗话沿袭“集以资闲谈”的传统诗话体裁,记录了顾嗣立与师友间的诗歌交流和对诗学的理解,体现了他广博的知识面和精致的生活态度。结果:分析了顾嗣立如何在作品中展现自己的诗学见解及其在当时诗坛的独特地位,了解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精神追求。在诗坛主导的“唐宋之争”大环境中,顾嗣立通过《寒厅诗话》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不阿附一家,而是汇聚各方观点,兼取各家学论,以免于乡曲老儒式的褊狭,得以融诸家之长,博各派之音。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洞察了诗学的多样性。结论:总结了顾嗣立通过作品对诗学领域作出的贡献和他的作品对后世的意义。顾嗣立的《寒厅诗话》不仅是其广泛学识的集大成,更反映出他的开放心态和独到见解,使他超越当时文坛的局限,成就了跨越不同流派的诗学评论。

论清诗话对写景佳句的偏好

清人诗话多摘录写景佳句的现象较为突出,但学界关注尚有不足。文章结合历代诗话、清代政治、历史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文史互证,尝试阐释此现象。研究发现:清诗话多摘录写景佳句既是诗坛审美习惯的反映,更与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相当关联。对诗话类著作深入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进行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

思无邪:《酌雅诗话》的诗学思想及其得失

陈伟勳《酌雅诗话》以“思无邪”为言诗极则,所得与所失亦因其对“思无邪”之说的推崇而形成。《酌雅诗话》谨奉孔子“思无邪”一语以为论诗圭臬,极力主张诗歌思想的纯粹端正,虽然于具体讨论中常有拘陋之弊,但崇儒守正的基本思想保证了其有所得。与此同时,正因为《酌雅诗话》过度注重诗人的儒家主体人格修养、过度重视文学作品的儒家思想、过度阐释一些诗学概念,因此确确实实又让《酌雅诗话》形成了“固执”的弊病,甚至由此导致许多评论和判断的失误。《酌雅诗话》的诗学思想及其得失是清代中后期主流诗歌思想的缩影。

诗话选登

杜子美《戎州》诗有“重碧黏诗话选登春酒,轻红擘荔枝”之句。范石湖《吴船录》云:“印本‘黏’或作‘酤’郡有碑本,乃作‘黏’字。当以碑本为正。”石湖之说固有所据,然考之元微之《元日》诗云:“羞看稚子先拈酒。”白乐天诗云:“岁酒先拈辞不得。”“拈”指取物也,乃唐人语。作“黏”作“酤”皆非。

谢榛《四溟诗话》的诗歌批评论

谢榛《四溟诗话》的诗歌批评论,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一是政教论,二是雅俗论,三是体派论,四是正变论。在政教论中,强调诗歌创作要从儒家的教化及审美原则出发;在雅俗论中,不仅讨论雅俗性质,而且对入雅或趋俗现象予以观照;在体派论中,从文学体制、题材、技巧运用、风格特色等方面辨析;在正变论中,通过艺术表现、体制运用等方面辨析正体与变体。不论是对于雅与俗的取舍关系,还是对于文体的演变规律,谢榛都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论的拓展和总结做出了贡献。

传统、现代、地域:杨香池《偷闲庐诗话》价值蠡测

云南近代知名诗人学者杨香池刊印于20世纪30年代的《偷闲庐诗话》是民国时期旧体诗话中的优秀代表赓续传统、阐发文艺,既有传统诗话的旧式特征又有着现代开阔的视野,同时述古警今、针砭时弊,又以诗存人、以诗存事,保存地方文化。探究传统诗学在现当代的艰难赓续;记录新旧交替之际文艺思想与时代特征的现代新变;保存云南独特的地方文学和地域文化;展现云南学者的入世情怀以及在当时文艺界的才学与作用。

诗律正脉:朝鲜朝中期诗律观——以梁庆遇《霁湖诗话》为中心

梁庆遇《霁湖诗话》是朝鲜朝中期诗话中十分重要的一部作品,在朝鲜文学史尤其是诗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霁湖诗话》以唐风为“千古正脉”,作诗强调“直溯真源”,为朝鲜朝中期诗风由宋转唐提供了诗学理论依据。《霁湖诗话》开朝鲜诗话专门进行诗律批评的先河,体现了朝鲜中期诗话的新特点,代表了朝鲜朝中期诗家追求“诗律正脉”的诗律观。《霁湖诗话》从诗体、平仄、押韵及诗律评点等几个方面展现了梁庆遇的诗律观,在体现崇唐态度的同时,针对当时亟待解决的朝鲜文人作诗因不精音韵而疏于押韵的问题给出了行之有效的作诗之法。尤其是梁庆遇对待“通韵”的严格态度,标志着朝鲜朝中期诗家诗律观的一大进步。《霁湖诗话》的出现标志着朝鲜诗话从关注诗律进入到专论诗律的新阶段,在朝鲜诗话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