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位素餐”新解

“尸位素餐”这个成语意义较为明确,但是“尸位”为何?“素餐”为何?学界对此尚有一些争议。我们对“尸祭”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且结合“尸”的分化字“居”含有闲居之意,对“尸位”词义进行了旁证。关于“素餐”的解释,我们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素”“索”二字的同源关系认为“素”是后起字,“素”在这里应该理解为索取之意,“素餐”可理解为不劳而获索取饭食之意,即吃白饭。

由组诗写作看魏燮均对杜甫的继承

清代辽东地区著名诗人魏燮均在诗歌创作上转益多师,杜甫是其师法对象之一。在感时伤乱主题的创作上,魏燮均有意效法杜甫,以组诗形式写作了大量诗歌,其中拟杜甫《秋兴》八首而作的《拟杜少陵秋兴八首即用原韵》最具代表性。拟作用原韵且做到了主旨与原作基本一致,虽然在艺术成就上与原作尚有差距,但也自成一体,颇见功力。由于具有诗史性质,魏燮均的组诗不仅有助于研究当时辽东地区的文学状况,也有助于了解清朝末年辽东的历史和百姓生活。

李世杰教授中医药治疗大肠癌患者术后腹泻临床思路探讨

大肠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腹泻是大肠癌患者术后常见并发症之一。李世杰教授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工作,尤其对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及其并发症等工作有独到见解。本文阐述了李世杰教授中医药治疗大肠癌患者术后腹泻临床思路。他从癌症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以正虚邪实致病为基本理论,总结出大肠癌患者术后腹泻的基本病机是脾气亏虚,脾虚湿盛是大肠癌术后腹泻的重要因素,并提出治疗大肠癌患者术后腹泻时应遵循“衷中参西,病证结合、扶正祛邪,益气健脾为基石、分期论治,凭证择方”的论治原则。

《史记》《汉书》“论赞序”语气类成分及相关句式比较研究

以《史记》和《汉书》的“论赞序”为考察对象,全面统计比较两者在语气类成分(语气词、叹词、表语气组合)上的使用差别。综合来看,《史记》的语气类成分较之《汉书》在使用类型和总数上都要丰富,而且几类表言说主观性的语气词使用数量上差异明显。同时,语气词往往和句首词组成表各类语气情态的句式,两书在这类句法格式上也存在颇多不同。语气类成分使用的不同当为两书维持语言主、客观性的手段。

论屈原传记的多元化衍生

作为现存最早的屈原传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虽是后世文人学者勾稽屈原生平的重要文献,但仍存在叙事抵牾的现象,而这些叙事漏洞造成了屈原生平的空白,为后世留下多重解读其身份的空间,甚至出现了质疑其真实性的声音。为此,后世文人在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如东汉刘向注重叙述细节,搭建完整的故事框架;班固、王逸、洪兴祖等人则依据不同的创作理念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以差异性改编,择取不同的材料对屈原生平故事进行区别化处理,从而共同推动了屈原生平故事的多元发展。

桓谭《新论》“邪上”别解——以简册的布局、容字为中心

通过统计宋本《史记》《汉书》诸《表》单格、单列容字能力,可以发现纸张时代诸《表》的单列很难直接对应两汉时期的单简。当时诸《表》在制作与早期传抄中或采取类似“质日”以及尹湾汉简《延元二年日记》等文献的编排方式,将所有的栏分为多组来书写。与此相应,桓谭《新论》所言“旁行邪上”中的“邪上”,或指这种布局形式下各组间栏与栏的斜向关系。

从侯格睿《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看美国《史记》研究的史学理论向度

作为美国《史记》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侯格睿《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从研究方向、纪传体议题、中西史学比较方法等多个维度拓展了西方的《史记》研究。侯格睿的《史记》研究聚焦《史记》的历史解释方法与史学目的,具有明确的史学理论研究向度,对于推进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敬业堂诗集》中的西南少数民族民俗事象

汉唐以来,边地文人多活跃于玉门关外的西北,而少踏入西南。及至清代,广阔的西南大地依然是一个特异的地理文化空间,有无数新奇的自然景观和文化生态等待人们去发现、去书写。康熙十八年(1679)夏,“三藩之乱”尚未平息,浙西诗人查慎行于而立之年,入贵州巡抚杨雍建戎幕,至二十一年(1682)五月方才辞幕归乡。其间,他以鲜明自觉的“问俗”意识为指引,以仁民爱物之心为基点,结合特定的时代和时势,对西南少数民族独特的居住与生产、服饰与饮食、节日与婚庆等民俗事象作了全面细致的观照。以此为基础书写的篇章,不仅在诗歌领域开疆拓土、标新立异,同时也为世人呈现了一幅幅广阔的西南少数民族民俗画卷,具有无法漠视的文学意义及文化价值。

柴德赓《史籍举要》的成书、出版与遗憾

1954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印制《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程列入历史系必修课。柴德赓长期讲授该课程,并有计划、有系统地撰写《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一书,但生前未能出版。根据柴德赓遗稿整理出版的《史籍举要》,作为教育部优秀教材,滋养了一代代学人,但也在体例、内容等方面未能全面反映柴先生所做的工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史记·乐书》“级(缀)兆”义考释——兼析“兆”“别”古文字

《史记·乐书》“诎信俯仰级兆舒疾”一语中,“级兆”的释义仍存有争议。“级兆”即“缀兆”,其内部结构应该是体词性组合,而非前人学者所认为的谓词性组合。其中“兆”没有存在与“别”相通的可能性,“别”一般出现在相近义组合的词组中,与“缀兆”这类相反义组合的结构明显不同。“缀兆”的释义应该遵从郑玄的注解,即表演的进退场所,至于郑玄对“缀兆”的释义存在差异,应理解为同一词汇在不同语境中语义上有一定的灵活性。

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司马迁大一统民族观指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背后隐含着三重内在逻辑,即大一统的王朝观,通过探讨大一统王朝的民族分布格局来证明汉王朝的大一统源自“华夷一体”“天下一体”;“华夷共祖异族”观,“共祖”与“异族”辩证统一,凸显“天下一家”的“华夷之辨”;以华统夷的“汉为天下宗”,在炎黄共同体内“华夷有别”,“以华统夷”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乃民族文化差异所致,刘汉王朝是唯一具备合法统一“华夷”的“天下宗”。它们还是炎黄共同体理论的终极目标,昭示出“华夷之辩”是如何从战国时的“华夏一统”发展成为司马迁的“华夷一统”。司马迁大一统思想主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可视作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进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对后世的民族观、历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理论。

《侍疾要语》中护理文化及内涵探析

《侍疾要语》蕴含了丰富的护理学思想,对中医护理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情志护理、起居护理、病情观察、用药护理、护理人员素养等方面探析《侍疾要语》的现代护理学思想,以充实现代护理学思想,助力中医护理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发扬。

《史记》“本纪”“世家”中的华夏族形成发展史——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

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要有历史维度,要从历史文献中寻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支持,寻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初的起源。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历史,在《史记》的“本纪”和“世家”中有相关记载,故研究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史,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来说都是基础性的,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论元朝与高丽的官方史学交流

元朝和高丽王朝建国后都建立了系统的官方修史机构和职官系统,双方存在密切的官方史学交流,表现为高丽国史、实录、元丽关系档案等大量资料流入元朝。但是,其间的交流活动多是元朝在宗藩关系和姻亲关系下单向地从高丽获取资料,且这种活动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受到当时元丽关系、元朝修史活动的制约。同时,元朝向高丽征集的《大辽事迹》等多种资料,配合并推动了元朝本国史、宋辽金三史的纂修等修史事业。此外,也有一些高丽实录、日历由高丽自主带入元朝,并非出于元朝之求书。然而,由于元朝史料传世较少,现存元代文献中罕见这些高丽史籍的踪影。而《元史》“本纪”“高丽传”中的粗疏、错漏记述,也暗示出这些流入元朝的高丽本国史文献,最终并未体现在明初的修史活动中。

《史记索隐》征引《尔雅》异文论析

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征引《尔雅》共71处,其中,百科名词部分占比高达88.7%,征引最多的是《释天》。可见,对自然名物,尤其是对天文的大量训解,是《史记索隐》的一个主要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其引文与今《尔雅》传本文字不同者占50%,具体可分为四种类型:异文、衍文、脱文、逸文,在版本校勘、辑佚研究、异文考释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史记索隐》在征引《小尔雅》《说文解字》《广雅》等文献时,存在着误题为《尔雅》的现象,也存在着综合多处文字而合成一处、引文错误等情况。

“家人世界”:滇池沿岸宗教生活的语言形式

本文从“日常语言视角”讨论基层社会宗教生活中的语言形式。本文认为,直到最近的宗教人类学研究仍然没有触碰到与宗教/信仰生活有关的一个维度,即日常语言述说视角下的宗教/信仰生活。在田野中,我们常常遇到的是“说—做”一体,而非仅仅“做”宗教。虽然“做宗教”论也包含“说”(例如话语模式和灵验模式),但本文的“说”是与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有关的“言和行”以及“话与事”。这种基于日常语言视角的研究,不仅依赖于长期的田野观察,还需要有当代影音技术作为测度手段。从与宗教生活有关的日常谈话中,我们发现,地方话编织的是一个家人、亲属、乡亲或差序性的生活世界。本文将这种由日常言语编织的人—鬼—物的世界称为“家人世界”。当然,“家人世界”并不是指亲属关系意义上的实际存在,而是对日常交往言谈效果的概念化或表征化理解。

上古汉语分词与词性标注加工规范——基于《史记》深加工语料库的标注实践

上古(先秦两汉)时期流传至今的古籍经典数量大、价值高,亟需进行计算处理和挖掘,作为词法分析的分词与词性标注就成为古汉语信息处理的基础性工作。古汉语文本具有缺乏词语边界、内容艰深、与现代汉语差异大、不同时期差异大等特点,古文分词与词性标注一直处于研究不足、缺乏标注规范的状态,限制了语料库构建和自动分析的研究。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根据现代汉语研究领域相关成果以及上古汉语词汇特点,构建出信息处理用上古汉语分词与词性标注规范。规范由原则和细则两部分组成。原则部分包括单字词优先等7条分词原则,具体语境中的语法功能等3条词类划分及词性标注原则。古汉语词类划分为14个一级类和15个二级类,细则部分包含了大量语言现象标注实例。该规范在45万余字《史记》语料库的建设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语料统计得出了《史记》单字词和多字词的词例数量以及最高频词类。本文可以为上古汉语深加工语料库建设提供基础支撑,助推古汉语信息处理标准化和规范化。

《艺圃图》与姜氏时期艺圃史事新考

艺圃相关文本与图像的史论研究大多关注文学修辞与复原,而少考证与分析。利用明末清初姜氏园居期间所留存的文献,作图像志与图像学分析与互文性解读。指出《艺圃图》的受画人应并非姜埰而是其仲子姜实节,图中所呈之景也是两代人营园所成。父子两人处境及想法的差异,也显现在这一时期的园林布局中。

台湾地区进士施士洁与闽地文人的交流互动

光绪三十年六月三日施士洁一家移居厦门,先弃文从商进入厦门商政局任职主办“贡燕”业务,开启了施士洁与林本源家族往来的契机。弃商从政来到泉州府同安县马巷厅,担任通判,凸显闽台文化融合。福州修志局后,回到厦门,重返鼓浪屿。施士洁的晚年与庄文学活动紧密相连,重新奠立了他的文学地位。

《史记》中“吾”“我”功能异同考

《史记》中的“吾”“我”在句法功能上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点。相同之处表现为:“吾”在有些语境中出现了对称的用法,不但能和其他成分对举,而且前后语义相反,与“我”的分布呈现一致。相异之点表现为:“吾”经常和感官类、心理类动词搭配,“我”则没有这类用法;“我”可以在“我+名词”格式中加强指称,“吾”却不能。二者的相异分布应当和“吾”“我”各自的指称功能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