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简《诗经》异文的文献学价值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简称“安大简”)内容为《诗经》国风,其中丰富的异文材料对于研究《诗经》文献有着重要的意义。将安大简《诗经》与传世文献《毛诗》进行对比研究,细致梳理其中的异文材料,可挖掘简本异文在传世文本校勘、字词训诂、音韵等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同时也可对《诗经》中的一些诗意作新阐释。

“四重境界”融合:《诗经》的劳动教育意蕴及其新时代启示

中国特色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根植沃土和深厚渊源,其中《诗经》不但翔实、生动地记录了先民们的劳动生活,而且深刻构建了中华传统劳动文化观念和精神,形成了以劳动“安身立命”的道德观和“各尽其分”的秩序观。《诗经》具有“四重境界”相融合的劳动教育意蕴,体现为以“诚实劳动”正视劳动教育的“欲求境界”,以“对话精神”开拓劳动教育的“求知境界”,以“责任担当”践行劳动教育的“道德境界”,以“自我创造”实现劳动教育的“审美境界”。以“四重境界”融合观照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追求,一方面须规避劳动教育目的与价值的割裂和对立,另一方面则强调五育融合下的劳动教育实践方式。

周代酒精神的演变脉络——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从以抵抗酒的礼乐精神立国,到不断无礼饮酒而致使礼崩乐坏,周王朝的命运始终与酒捆绑在一起。从《颂》《雅》到《风》,《诗经》清晰地反映了西周以来对酒态度的变化,周文化随着饮酒精神的变化而呈现同步演变。周公制定《酒诰》,确立了周人饮酒的精神基调。从《周颂》《大雅》中祭祀饮酒、孝亲饮酒,到《小雅》《风》中私人宴饮,从以礼饮酒到以酒解忧、以酒和乐,饮酒由公共事务逐渐变为个体行为,酒的功能也逐渐由口腹享受转变为调理身心。为悦友或解忧等私人性饮酒、醉酒逐渐增多,既远离《酒诰》精神,也不断冲击着礼乐制度。特别是随着宴饮频繁举行,人们对醉酒的态度由规避到接受,甚至饮酒不醉反被耻笑,对醉酒的态度完全被颠覆。酒逸出礼乐之外,标志着周朝的制度与精神双重解体。如何安顿张扬欲望而充满反叛性的酒,成为春秋以降的时代课题。

《诗经》英译复译者的副文本行为模式——以理雅各与汪榕培为例

世纪之交,译本副文本成为翻译批评的新视角、新内容,尤其对译者研究起到了在场的、以示正听的作用。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观照下,本文比鉴《诗经》英译者理雅各与汪榕培的副文本操作,分析各自翻译“求真”与“务实”方法的意图、形式与功能,甄别解读式与可读型《诗经》译介的动态演化。

宋代《诗经》学“以情解《诗》”新论

宋代在古代《诗经》学史上首次提出了“以情解《诗》”,具有重大的《诗经》学史意义。宋代学术革新的引领者欧阳修首倡“以人情求诗义”,并经由北宋中期学者发扬光大,在南宋前期学者王质这里达到顶峰,继而愈来愈呈现出道学的流派色彩。以情解《诗》之所以形成于宋代并广受欢迎,根本在于《诗经》“出于民之情性”的属性,先儒确立的“诗言志”传统与魏晋以来的“诗缘情”新说都是它的学理渊源,加上宋代士人受出身影响而养成了喜言情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最终服务于建立有别于汉唐的“宋学”《诗经》学的目标。另一方面,以情解《诗》存在着以今度古、以偏概全的缺点,并非诠释《诗经》的“灵丹妙药”,宋人自己业已反思其弊。最重要的是,宋人虽重“情”,但对“情”持有实质性的贬抑态度,所重之“情”一定是添加了“正”字的“正情”,《诗经》学宗旨正是达于经学意义的“性情之正”“敦厚之义”,因此,以情解《诗》是经学范畴的理念与实践,并非文学《诗经》学的标志。

论周代歌诗的“文本化”--兼论《诗经》中复杂文本的成因

歌诗的“文本化”过程,脱离了动态立体的乐用语境,剥落了“乐本”诗辞之外的其他乐用信息,使得歌诗成为平面、静态、固化的纯文本,造成部分歌诗文本的歧杂和诗义的难解。今本《诗经》中的复杂文本,如一些不整齐的叠咏曲式,可能是歌诗“文本化”不当造成的变异。某些原本属于“变调歌辞”的比兴之辞、章末乱辞、成辞旧调,也在“文本化”过程中被写录成了常态化的文本。作为高度“文本化”结果的今本《诗经》,并不能据以还原周代歌诗生成与歌唱的真实样貌。

“一倡三叹”新诠——兼论《诗经》仪式乐歌的组诗性质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倡三叹”中的“一倡”是指早期《诗经》仪式乐歌中的启始乐章,“三叹”则是指与“一倡”具有相同仪式目的的同一组颂歌。这些乐章表现出明显的组诗形态,实质上就是《诗经》音乐系统的构成部分。其音乐系统关注一组仪式乐歌在具体仪式中的目的性和制礼作乐背后折射出的政治权力和威望,而《诗经》文本系统则更加注重诗义的阐释,这与当时外交辞令中语言运用的功能性密切相关。

一咏三叹,由景至境——《诗经·国风》中自然景观展现特征及先民审美模式研究

《诗经》是我国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存在,《国风》正是《诗经》的精华。在《国风》诗中,大量的诗歌涉及到了自然景观,而对于《诗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史哲领域,立足于风景园林学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作为描写风景的最早诗篇尚未被研究颇为遗憾。因此将其作为研究重点,首先对《国风》中的自然景观要素进行提取、分类,分析其特点,得出其层次性和分时性的展现规律,以此为基础总结出先民既存型、演化型和类比型三种审美模式,即对中国人原生情感中的自然景观的感知方式和审美模式的溯源。寻找中国人对自然景观情感的原始表达,以及遗传意义,以期为现今的风景遗产保护与景观设计提供参考与启示。

《诗经》里的河南农业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不仅是文学的瑰宝,更是了解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重要窗口,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河南是《诗经》中许多诗篇的背景地,大量的农事诗述写了当时人们的农耕经验、稼穑之艰、农具农时以及蕴含在农作劳动中的生存智慧、思想法则与生活观念等,留下了了解河南早期农作物、农耕生活、农业工具、耕作管理以及农村生活景象等农耕文明的宝贵史料。品鉴《诗经》,可以一窥河南早期农耕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诗经》风诗叙事及其传统——《诗经》研读笔记之二

《诗经》十五国风,长短160首诗,记录着上古社会生活和周人情感活动的种种情况与风貌,它们同《诗经》中的史诗一样,贯穿着并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抒(情)叙(事)传统。它们涉及的内容主要有恋爱家庭、农事生产、战争徭役、对统治者的美刺等几大方面。以往因为叙事一直受到忽视,风诗常被笼统称为抒情诗,中国文学也被说成是只有“一个抒情传统”。本文试取叙事视角,指出《诗经》风诗中不少篇章与历史记载可以互证,有的诗篇明显叙述一个故事(或个人经历),有的诗表面虽未直赋,却通过比兴、咏叹、对话、独白乃至写景抒情暗示出其背后实含一桩事情,从而切实地反映出生活的一角。这种“事在诗外”和抒叙浑融的现象是《诗经》风诗的重要艺术特色。运用叙事分析方法读诗,能够更全面细致地揭示抒情诗的丰富内涵,也更确切地理解中国文学从源头开始就贯穿着互惠博弈的抒叙两大传统,而绝非只有一个抒情传统。

《诗经·魏风》“硕鼠”释义新考

随着“安大简”的发现与整理,人们对《诗经·魏风》中的“硕鼠”有了新的认识。“硕鼠”在“安大简”简文中书作“石鼠”,这为我们准确理解常见版本中的“硕鼠”提供了更为客观的新视角。《诗经·魏风》中的“硕鼠”“石鼠”实际上即“鼫鼠”“大鼠”“鼯鼠”“雀鼠”“飞生”等,这是一种形体较大,双翼如蝙蝠,毛色多种,既能穴处,又能入“树空中”的大飞鼠。它不仅食人禾苗,而且食粟、豆,史书中亦有“雀鼠耗”之典故。它实际上属于兽类,既不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大老鼠,更不是昆虫类中名为“硕鼠”的蝼蛄。学界对《诗经·魏风》中的“硕鼠”诠释上出现的分歧,多由不辨其名同物异所致。

《诗经》中的劳动与美及其当代价值意蕴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的产生离不开当时的生产劳动,劳动创造了《诗经》,又以其美的艺术特质反映先民的劳动生活。一部《诗经》就是一部劳动与美的史诗。在《诗经》里,劳动不仅是维系生活的必要手段,也是人化自然之美、彰显人性之美的途径。继承《诗经》劳动与美传统,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凝聚力量,为社会主义教育培根铸魂。

诗与歌的离合与正变——以《诗经》和刀郎作品为例

远古时代,诗与歌,或者说文学与音乐本就是一体,《诗经》作为一种诗、乐、舞三合一的“混合艺术”,最早揭示了诗与歌离合与正变的内在规律。而作为“阅读文本”的现代新诗则不同,尽管其也以“诗歌”标目,本质上却与“歌”毫无关系,加上其失去了礼乐和伦理的约束,在“以义为用”和泛个人化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只能走向“曲高和寡”与“曲低和寡”的双重困境。正是在此背景下,刀郎新近音乐专辑《山歌寥哉》的问世,作为“混合艺术”的“复活”和“以复古为新变”的当代标本,具有了被讨论和诠释的重要诗学意义。刀郎打破了诗与歌原本已经固化的界限,展现了新时代背景下“诗歌合流”的动人前景,为这个文学与音乐渐行渐远、诗与歌各行其道的时代提供了诸多可能性,预示着一个诗歌新纪元的到来。通过对《诗经》到刀郎的中国诗歌离合与正变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一个具有规律性的诗学印象:越是诗歌合流,越具公共性的价值关怀,越能赢得群体性的欣赏和接受,反之,越是诗歌分家,阅读至上,个人化程度势必越深,作品内容与民众痛痒无关,也就越难以实现受众群体的时空跨越。

《诗经》学名家研究的创新之作——评《顾炎武〈诗经〉学研究》

卢玮玮博士所著《顾炎武〈诗经〉学研究》一书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40万字,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该书以顾炎武治《诗》为研究对象,素材主要涉及顾氏《诗本音》《日知录》论《诗》内容、其他著作中引《诗》论《诗》条目等三部分,目的是全面呈现顾炎武治《诗》特征、《诗》学思想及对后世《诗》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该书是目前学界首部对清初大家顾炎武《诗》学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对当代《诗经》学研究薄弱领域具有重要的创新与填补意义。

《诗经》的文化品格探析——以《采薇》为例

《诗经》以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历久弥新的影响。《采薇》是《诗经》中的名篇,深受文人、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喜爱,鲜明地体现了《诗经》所具有的四大文化品格:诗的主体不同而主旨迥异,彰显诗的开放性品格;诗的情义在铺陈转换中升华,凝练成诗的人性品格;诗中的“薇”等物象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是具有象征意蕴,寄寓着诗的拟人化品格;诗在流传中被人们盛赞、运用和模仿,已内化为中华文化和汉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成了语文品格。由此,可揭橥《诗经》备受青睐、具有跨越时空魅力的内外原因。

《诗经·邶风·谷风》“伊余来塈”释义考辨

《邶风·谷风》是《诗经》中一首极富代表性的弃妇诗,作者以真实感人、凄凉哀婉的笔触叙写了自己被弃的孤独无助和悲痛欲绝,同时也侧面反映了丈夫的喜新厌旧和冷漠无情。然而,对于诗末“不念昔者,伊余来塈”一句中“塈”的释义,前贤时修却有不同见解。其中,以毛亨、王夫之、王引之、马瑞辰、于省吾、高亨、向熹等为代表,先后出现了“息也”“涂也”“怒也”“爱”“语词”“除去”“忌恨”等几种不同观点。对比众说,并结合诗文通篇的内容情感和前言后语的语义逻辑、相关诗篇的情感对比和“塈”字的具体用法来看,释“塈”为“爱”更契合诗意、允当可信。

《〈诗经〉二首》课堂实录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学习《〈诗经〉二首》。这两首诗都是四言,诵读四言诗一般都是两两节奏,我们读的时候要把四言诗的特点读出来。现在请同学们一起读一读《关雎》。(生齐读《关雎》)师:读得不错。读出了四言诗的特点。但要读得更有味道,押韵的字可以读得更饱满一点,还要注意适当的节奏变化。我们再请一个同学读一读《蒹葭》。

英雄史诗与《诗经·商颂·殷武》

《诗经·商颂·殷武》是殷商的英雄史诗,此诗之旨意前人或谓颂扬成汤的功业,此乃误读误解,此诗所歌颂者为殷王武丁。《颂》诗多关乎舞容仪式,《殷武》亦然;《殷武》主要演绎歌颂殷王武丁步武殷之先王,所取得的“文治”业绩,而非所谓的征伐性质的武功;《殷武》歌颂的武丁之英雄功业包括:狩田辟地、招徕远民、誓戒(立法)、封邦建国、建设城邑宗庙以及实行明堂制度等。古代盛传的“巡守”礼制,也就是上古所谓的“王制”,或始于武丁之时;武丁时代尚属神权时代,所以诗中还强调英雄武丁的事业离不开神灵的护佑。

以《诗经》为资源的文创产品开发路径探索

文化产业可以通过追求国际性进入巨大的市场,也可以通过发展地方性实现文创产品的独特价值。在文创产品的开发中,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创意资源,通过发挥自身优长来作为发展策略,是应有的一个重要选择。在以《诗经》为核心资源进行的文创产品开发中,“诗经里”文旅小镇是一个代表性案例,它显示了文创产品开发的三个可行路径:以《诗经》经典意象为创作元素;多层面挖掘《诗经》符号;寻找《诗经》精神与产品的契合。

新时代背景下诗经音乐的创作与实践研究

在新时代背景下,诗经音乐的创作与实践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诗经音乐的创作需要与时俱进,融入新的元素和风格,以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求。文章分析了诗经音乐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阐述了诗经音乐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和价值,从传承与创新、多样性与包容性,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诗经音乐的创作与实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