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叙事展览策展实践与思考——以“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改陈为例

博物馆大多文物展览因太过强调文物的物性而忽视了其内在联系与历史语境,使得展览存在同质化严重、类型单一、对话缺失的问题。为了摆脱这一现实困境,我国博物馆界引进了西方叙事学理论,并将其应用到博物馆研究和展览策划实践中。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大唐遗宝展”在改陈过程中将叙事与赏物、体验相结合,从叙事故事的构建与叙事话语的表达两个维度进行了探索与实践,突破了以往只讲“物”的层面,使展览真正起到了叙述历史、传承文化的作用。

《玄怪录》中“非人故事”及其反映的作者写作观念研究

《玄怪录》中的“非人故事”分为仙人、精怪、鬼魂三类,且都反映出作者不同的写作观念。仙人类故事多描写仙人在思想、行为、居住环境等方面高于凡人的超越性,同时暗含着作者对自身困境的观照与超越;精怪类故事注重思考精怪与人类的和谐型与对立型关系,其中二者的和谐型关系主要涉及报恩与偶遇主题,而对立型关系又分为精怪得到处罚、人类受到报复两种结局,体现出作者在生命平等观念下对自然万物的认知与尊重;鬼魂类故事则在阴间世界的建构下,寄寓着作者对世人的劝诫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揭露与批判。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牲畜 图腾 异豕--以唐志怪故事中“猪”的书写为中心

作为最早被驯养的牲畜之一,“猪”不论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有较强的存在感。唐代四部志怪笔记《酉阳杂俎》《纪闻》《玄怪录》和《广异记》中,也有一定数量的故事对“猪”进行了截然不同的书写,塑造了不同类型的“猪”形象。对这些类型进行整理分析,可以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感受人们对“猪”认知观念的复杂性,窥见其背后蕴涵的象征意味与文化内涵。该文通过列举相关故事条目,反映其分布情况,并将“猪”划分为特别的牲畜、星斗的化身、奇异的精怪,以及现形的厕神四种类型。在类别划分的基础上,得出唐人对这一物种的看法既延续了先人对“猪”的原始崇拜,又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猪生物性的认知,还受到特殊环境下将其神异化的影响。

宋人追复“三代”之原因蠡测

宋朝建国之后,朝野都认识到历史乱多治少,加之北宋承五代废墟而来,如何避免成为第六代?这让他们心里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并开始从历史中借鉴经验。“三代”号称“极治之世”,寿命最久,而历代称治的汉、唐,寿命却明显更短。“汉唐”可以成为第一步追求的典范,但如果要想国祚更久,则“三代”无疑是更理想的仿效对象。提倡“三代”,也有助于应对佛教挑战。而当时思想资源有限,宋代朝野并不能提出超越儒家“三代之治”的其他理想世界。因此,在与“汉唐故事”“祖宗家法”的对比中,“三代之治”得到了极大的推崇,这也促成了儒学的复兴。

唐华清宫朝元阁遗址复原研究

本文基于考古发掘资料对唐华清宫朝元阁遗址开展复原研究,以出土建筑遗迹与遗物为中心,同时依据文献资料,并参考唐代高等级建筑遗址、图像等相关史料,复原出朝元阁建筑群在盛唐始建时期的完整形制,从而对遗址呈现的建筑等级秩序与特殊构架形式取得了深入认识。复原结果表明,朝元阁利用多个建筑单体的等级对比与构架组合,成功建造出具有标志性的山地楼阁建筑群,为遗址价值的科学阐释提供了建筑史料基础。

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下)

亡灵忆往是唐宋传奇作家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观照历史的叙事模式。真实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以鬼神的面貌出现,充当着历史当事人和讲述人的角色。通过生人和亡灵的对话,用零距离叙事切入历史,对历史作出评价和批判,探寻治乱之道,并展开历史抒情,表达伤时怀古的兴亡盛衰之感、身世家国之感。作家的历史目光主要投向乱世,投向妇女,尤其是后妃宫人等,表达了对她们的和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怀。

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上)

亡灵忆往是唐宋传奇作家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观照历史的叙事模式。真实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以鬼神的面貌出现,充当着历史当事人和讲述人的角色。通过生人和亡灵的对话,用零距离叙事切入历史,对历史作出评价和批判,探寻治乱之道,并展开历史抒情,表达伤时怀古的兴亡盛衰之感、身世家国之感。作家的历史目光主要投向乱世,投向妇女,尤其是后妃宫人等,表达了对她们的和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怀。

《大业拾遗记》、《梅妃传》等五篇传奇的写作时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提出《大业拾遗记》、《梅妃传》等五篇传奇为宋传奇,但因未就此作较具体的考证,后来的学者颇有怀疑甚至否定其说者,而通过避讳等具体问题的考证,可进一步申述鲁迅的观点。

六朝杂传与传奇体制

唐人传奇体制承继六朝杂传而来 ,这体现在唐人传奇对六朝杂传外在形式的沿袭、对实录的有意标榜、对六朝杂传行文模式的承继等几个方面 ,而且 ,历来被认为是唐人传奇重要特征的“文备众体”,实际上也源于六朝杂传的实践。

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论略

根据对唐代科举选官制度和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情况的考察,本文提出:唐代的科举制度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往古的读书士子人群,也造就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在科举制度下形成的唐代士风--科举士子所共同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心理、文学风习等,是中国散文体短篇小说在以往叙事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得以成熟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精神内容和美学风貌。

从唐人女侠传奇到21世纪女性武侠

唐人女侠传奇中最有光彩的是"历史宏大叙事".代表作为《虬髯客》、《红线》、《聂隐娘》等,女侠成为作品的第一主人公,女侠形象具有明显的叙事主体性。21世纪大陆新武侠出现了"女性武侠"的新潮流,其庞大的数量和较高的质量,使之已经成为大陆新武侠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唐人女侠传奇到21世纪女性武侠,其女性的主体性一脉相承,21世纪女性武侠完全可以从唐人女侠传奇中吸取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超越。

唐代小说中昆仑奴现象考述

唐五代小说中出现不少关于昆仑奴的描写,尤以晚唐《传奇·昆仑奴》作为代表作。这些昆仑奴来自何方?他们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有哪些身体特征?主要分布于中国的那些地区?笔者试图从上述几个方面探讨唐代小说中的昆仑奴现象。

文化前结构与翻译的创造性误读——林语堂英译《中国传奇》研究

翻译的创造性误读是指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有意识的改变和重写。从著名翻译家林语堂的英译本《中国传奇》出发,作者分析了翻译的创造性误读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前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创造性误读并非是对原作和文化的亵渎,而是文学生产和文化接受过程中的一种有效手段,对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唐诗本事与宋代早期诗话

宋代早期诗话自唐诗本事演化而来。一方面,诗话明显继承本事的形式,二者体制格调相近,叙事类型趋同。另一方面,诗话逐渐偏离本事的体式,证事变异,议论提升,诠事扩展。宋代早期诗话与唐诗本事的复变关系体现了唐诗本事的学术化发展。

论唐代“史化小说”的形成和发展

小说本属子部 ,到初唐刘知几将其归于史部之后 ,唐代出现了一系列补充正史的“史化小说” ,包括刘的《隋唐嘉话》(又名《小说》)、阙名《大唐传载》、李肇《唐国史补》和高彦休《唐阙史》等 ,既有对小说史学意义的纯粹化 ,但也有对小说趣味的追求 ,表现了和以唐传奇为代表的文学小说不同的文体风貌。最后 ,在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里 ,呈现了史化小说与文学小说相合流的倾向 ,在北宋初将中国小说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唐传奇“梦”意象蠡测

梦是潜意识的表现,是现实生活在人们头脑中一种离奇的折光反映。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纳入文学作品,自古至今延绵不绝。唐传奇中亦有一些记录梦境的文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反映着唐代社会生活。研究这些文本,有助于我们多层面地认识唐代社会。从唐梦传奇所蕴藏的文化内涵看,其主要体现在仕举官宦梦、风流艳情梦、伸冤托志梦、隐晦悠远梦等方面。

《封氏闻见记·打毬》释义

《封氏闻见记.打毬》是我们研究马球起源及唐代马球运动的重要文献,但很多人断章取义,致使对马球起源产生不同的看法。运用文献资料和综合分析法探讨了对《封氏闻见记.打毬》全文的释义,不仅对马球起源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而且还消解了以前的一些误识,对唐代马球的相关知识有了更加准确的了解。

从漂流人故事看唐代中外海上交通和海外认知——以《太平广记》资料为中心

唐代造船航海技术有限,加之海上风浪等不确定因素共同催生了"漂流人现象"。《太平广记》中所辑之漂流人故事生动翔实,涉及地区广泛,不仅登州在中外海上交通中位置尤为突出,青州、海州等地也是沟通唐与海外往来的重要据点。通过对漂流人故事的分析考证,唐与新罗、日本、虾夷国、琉球群岛等东北亚地区以及南海的交通情形可从中窥探一二,并且随着唐与域外海上交通往来的频繁,唐代国人对海外也有了进一步认识。

唐传奇《古镜记》的叙事学分析

运用叙事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细致分析基础上,认为唐传奇《古镜记》从第一人称叙述出发,构成了含有三个话语层面、六个讲述人的复杂讲述系统。该讲述系统的艺术效应在于:故事饶有趣味又清晰可辨;多个叙述者均为有形象有一定性格的人物;每位叙述人的讲述都起到验证古镜灵验和奇幻的真实性作用;多重讲述者扩充了文本容量。此外,《古镜记》在时间标志和叙述声音等方面也极有特点。《古镜记》丰富了人类叙事现象,应答了西方叙事学所提出的诸多叙事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