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郡斋读书志》别集类提要的史传色彩和文学性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别集类提要是志人提要而不是志书提要。晁氏剪裁大量史料组成提要并且在其中寄寓褒贬,发扬史家精神,还巧妙运用“议者”这一角色,用史家按语进行人物品评,表现历史判断,使得别集类提要展现出浓烈的史传色彩。形成这一风格特色的原因,一是晁氏具有强烈而深切的历史意识,并想要取得参与当代历史诠释的话语权;二是受晁氏的性格和仕宦经历影响。其中,《郡斋读书志》别集类有些提要呈现出“小说化”和“诗化”的特征,表现出相当的文学性。这是因为晁氏撰写别集类提要多用“文学之辞”,通过辑录细节描写表现人物形象,并多以诗句入其中;他还参照笔记体著作的故事性以及传奇色彩,为晁氏别集类提要的文学性增添了光彩。

清人程永培生平与《六醴斋医书》考略

程永培是清代苏州的藏书家,经考证,生于清雍正八年(1730),卒于清嘉庆四年(1799)前。程永培在江南结识的文人与藏书家为其整理《六醴斋医书》提供了诸多帮助。基于济世扬名、桑梓情怀两大因素,程永培汇刻整理了医学丛书《六醴斋医书》。《六醴斋医书》具有实用、校刻精善的特点,是少有的医家善本,在民国时期依旧被人推崇,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医学价值。

世变中的持守:徐世昌之学行与文化观考论

徐世昌在民国政坛上享有“文治总统”之誉,他出身翰林,毕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倡导。其学初奉程朱为圭臬,而兼尊汉学;甲午以后,为挽救危亡,虽曾短暂参与维新,但武昌之行,受张之洞的感召,遂接受其“中体西用”之说;时至民国,在历经世变后,因觉“理学空虚,无补实际”,由研读颜李之书而服膺其学,并希望通过以颜李学为核心的“中学”倡导,“转移风气”“维系世道人心”。与此同时,欧战后中外学人反思西方文明的弊端,徐世昌亦参与其间,倡导“调和东西文明”“广播东方文明”,期以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而《弢斋述学》作为徐世昌为数不多的独撰自述,不仅系统地反映了他的文化观,也体现出其调和东西文明的设想。

“考证之所必资”——四库馆臣对《直斋书录解题》的接受与评判

《直斋书录解题》是南宋陈振孙为其私人藏书所编纂的书目,是宋代三大私人藏书目录中成书最晚的一部,著录丰富,体例完备,提要撰写或简或繁因书而异,对后代书目编纂产生重大影响,是考察宋代文献流传情况的重要依据。自成书后,流传坎坷,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成为四库馆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参考。四库馆臣对其类目设置、分类体系以及提要撰写模式多有借鉴,同时对其字句舛误与失考之处也有所指摘批评。

傅增湘与朱文钧交往事迹钩沉

傅增湘与朱文钧同为近代著名藏书家,二人交游或始于1921年,止于1937年朱文钧逝世,历时十余载。两人以书为缘,交往活动有集会、借书、校书、鉴定版本等。傅增湘对朱文钧在古籍收藏、鉴定方面的功力颇为赏识,朱文钧家藏善本对傅增湘的校勘事业也帮助良多。本文从两人书信、题跋、日记、年谱、书目等文献中辑录相关信息,梳理出二人之间的交往脉络,还原一代藏书家之间的书缘及友谊。

私家园林中书斋的变迁

书斋是传统私家园林中书房、山斋的统称,而其功能又不止于文艺活动。书斋随着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的人格和艺术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而变迁,经历了汉魏六朝在私家园林中无特定选址、唐宋作为宅园的中心,以及明清蜷于园内一隅这3个主要演变阶段。至明清,书斋往往自成一处独立的小院,除了书房的基本功能以外,还可以独立承载园主人的日常起居、爱好雅嗜等,是明清文人宇宙观日益狭小的真实写照。

卢文弨《(新订)直斋书录解题》评述

通过对卢文弨《(新订)直斋书录解题》重辑的缘起,整理的成就和不足的考察,认定卢文弨《(新订)直斋书录解题》重辑稿本,无论是在卷帙次第、著录书目的排列顺序,还是在图书著录的数量方面,都较四库辑本接近《解题》原貌,虽有残缺或不足,实仍较四库辑本为优。

《直斋书录解题》校例三种研究

缪荃孙《书录解题考证》久已失传。该书多源于卢文弨《群书校正》。卢氏《新订书录解题》久为学者所关注,为上古本整理本重要校本。经比对,《群书校正》中有40多条校记详于上古本所出卢校,160多条为上古本所无,这些校记或为考证异同,或为总结大例,价值重大而尚未被关注。同时,傅增湘的《书录解题校记》有数百条也可补上古本卢校的不足。本文探讨了上述文献的价值与关系,对于《书录解题》及卢文弨等学者的研究,都极具意义。

朝鲜崔淑精汉诗用韵研究

崔淑精是朝鲜李朝初期一位重要诗人,其汉诗集《逍遥斋集》鲜有学者研究。通过与《东国正韵》和《洪武正韵》韵部比较,发现崔淑精汉诗用韵与两部韵书相合率非常接近。我们认为崔淑精作诗用韵主要依据《洪武正韵》,同时也受到《东国正韵》的影响。

徐树钧与《宝鸭斋题跋》

晚清湖南文人学者辈出,学术研究兴盛。长沙望族徐氏尤其文化渊源深厚,家族成员中不乏杰出的藏书家、版本学家、书目学家。徐树钧正是倚靠这样的家族背景,在金石学、书法方面有一定造诣,留下了不少传世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就属《宝鸭斋题跋》。

“爱”的两种声音——以舒婷、翟永明的爱情诗为例

舒婷和翟永明,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上两位著名的女性诗人,都分别写下了许多"爱"的诗篇,但传达的却是两种不同的声音:舒婷的诗是对爱的呼唤与追求,而翟永明的诗是对爱的质疑与反思。从舒婷到翟永明的这种"爱"的嬗变,折射了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女性对爱情婚姻、对两性关系的不同思考与深入剖析。

女性主体的嬗变与超越——舒婷与翟永明的诗歌比较论

舒婷和翟永明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两位著名的女性诗人,二人的诗歌创作对女性主体的不同阐发,体现了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体的嬗变轨迹和特征。舒婷的作品凸显了女性的主体地位,翟永明则进一步深化了女性的主体地位,而女性主体在经历了必不可少的凸显与深化后,必将走向超越:以双性主体间性取代单纯的女性主体视角。

《郡斋读书志》与宋代政治文化

南宋晁公武之《郡斋读书志》,以文献著录与"解题"的形式展现出了巨大的学术价值。作为一部私藏目录,《郡斋读书志》最为难能可贵之处便在于晁氏在具体著录中,用一人之笔录一代之迹,详尽地展现了宋代的政治文化。尤其是从党争、书禁角度对宋代政治文化进行的批评与思考,更使其成为后人研究宋代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史料。因此,可以说《郡斋读书志》不仅是一部目录著作,它同时还是一部记录宋代政治文化的独特文献。

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载《明皇幸蜀图》考辨——附论《明皇幸蜀图》之内容与作者

叶梦得《避暑录话》中对《明皇幸蜀图》的记载,被历代论此画者引以证明《明皇幸蜀图》与《摘瓜图》实为同一作品,但此条记载本身有一些不确之处,将作者"李昭道"误作"李思训",将藏者"赵仲忽"误为"汝南郡王"等。同时,一般学者皆认为《明皇幸蜀图》即李昭道的《摘瓜图》,但论证过程略显不足,一般都是以叶梦得此条记载为据,但却往往省去叶梦得"或讳之为《摘瓜图》"后面这句"而议者疑",其实有更多史料可补充论证此二者确为一图。

宗泽佚札小考

新发现的宗泽五封书札,对于了解当时史事和宗泽性格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疑辨录》与《箐斋读书录》之关系及流传考论

《疑辨录》与《箐斋读书录》均为明代川籍人士周洪谟所著,《疑辨录》晚出于《箐斋读书录》,是在《箐斋读书录》的基础上取裁并有所扩充而成的。二书之流传一波三折,它们是研究周洪谟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

从《郡斋读书志》看晁公武的小说观念

《郡斋读书志》著录的小说数量不少,但是一些小说的归类却比较驳杂。从《郡斋读书志》小说具体著录情况来论述晁公武的小说观念,并探讨他对中国小说观念发展的贡献。《郡斋读书志》最早在小说类中设立了神仙类,它对小说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已经初步将志怪与传奇纳入小说范畴。

《聊斋志异》与“四书”

作为中国儒家的传统经典,"四书"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人生教科书,它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明清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写作,从命题到内容皆与"四书"须臾难离,其重要性超越"五经","四书文"的写作是科举中式与否的主要依据。蒲松龄奋战场屋大半世,于"四书"自然是如数家珍。其凝结大半生心血的《聊斋志异》写作受到"四书"的影响不言而喻,无论有意无意,从词语、句式乃至使事用典等,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影响的深刻性与广泛性。这对于我们探讨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的写作技巧问题大有助益,对于小说文本的校勘辨析以及今人注释中的有关误读或错解也有一定的廓清作用。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解阮诗论议

《求阙斋读书录》注解了阮籍82首《咏怀诗》中的52首。曾氏对阮诗的解读以章句为本,重视对诗中意象的分析,重在其讥刺寄托的揭示。

何良俊著述辨疑

《四友斋丛说》是当今学者研究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的必备参考书,然而该书中存在的讹误至今尚无人注意、指出。讹误主要是:所述事件发生时间错误,转引或脱文和刊刻之误。《书画铭心录》因无单行本存世,因而学者只知有其作,对所载内容不甚了解。尤其是书中所载几位藏家的真实身份,今人至今无人考证。何良俊诗文集,今仅见《何翰林集》二十八卷。然据明清藏书目录所记,何良俊尚有《柘湖集》、《清森阁集》二集。考证得知,《柘湖集》与《何翰林集》为一书二名,《清森阁集》所收诗文虽与《何翰林集》多有重复,但应为何良俊早年另一诗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