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说部丛书”——以“十集系列”为中心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产物,在同期诸多“说部丛书”中,其规模最大,质量最好,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然而,其相关研究至今依然十分欠缺。文章重点考察该丛书的总体状况和“两个系列”及其复杂情况,“十集系列”完结时间的考述以及有关“辨正”,以进一步推进此领域的研究。

古代文集编纂及文学观念的一次异变——王世贞创立“说部”的文学观念价值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创立“说部”,引起士大夫们的格外注意。目前学术界对“说部”的研究多侧重于目录学和文体学的价值,而对其所体现的文学观念新变缺乏足够重视。“说部”包含两大类内容:批评与学问。王世贞将此前处于辅助地位的杂考、诗话、札记等成果提高到与诗文创作成果等视的地位,突出“学问-批评”与文学创作关系的重要性,彰显其“文学创作”“学问-批评”双峰并峙以及学问、批评、创作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念,使中国的文学学科思想更具结构的完整性。这一观念是中国古代文集编纂观念和文学思想演变过程的一次异变,对此后中国文学观念与文集编纂思想及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满族说部中的历史文化遗存

满族说部在民间被称作“乌勒本(u labun)”,在满族民间广为流传。无论是远古创世说部《天宫大战》,还是人物说部《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萨大人传》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族传统的历史文化及民族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满族说部《恩切布库》与《乌布西奔妈妈》比较研究

满族说部《恩切布库》与《乌布西奔妈妈》是满—通古斯语族著名的上古史诗,它们都讲述了女神带领族人建立文明社会的艰辛历程,反映了满族先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状态。通过对两部史诗的比较研究,能够清晰地辨识两位女神不同的性格特征,更能透视出史诗所反映的深刻文化内涵。

清代满族说部的市民文化特征

市民文化的兴起,对清代满族说部的创作影响深远。从内容来看,满族说部显示出对社会公正的吁求,对个体价值和欲望的尊重,对平民命运遭际的关注和同情,具有世俗化、个性化、趣味化的特点。从清代满族说部文本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来看,其也明显受到市民社会文化伦理和文化趣味的影响。清代满族说部的市民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设置,皇权政治观念对忠义原则的统摄,以及对草莽英雄形象的审美和塑造。

传统满族说部的传承特征及其传承谱系

满族说部传统的传承方式主要是萨满传承和家族传承。由于满族的萨满都是氏族萨满,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往往呈现出萨满传承和家族传承存在重合的特征。实际上满族说部主要是由家族萨满代际口传的传承方式,以氏族中的一支或者家庭中直系传承为主,多半是血缘传承,所以呈现出说部传承的单一性、线性的承继性和单线秘传的特征。

满族说部的地域及家族传承

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极为重要的说唱艺术,原大多湮没在民众中,不为世人所知,近年来发掘出的几十部说部多仰赖不同家族的传承人。国家级传承人富育光先生是其中之佼佼者,龙兴之地东北是满族说部地缘传承极为重要的土壤,富育光从家族中继承的大量说部,不仅培养了他矢志不渝、坚持一生对满族文化的热爱和责任感,也使得他与满族说部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无论是做萨满调查还是民间采风,他都能机缘巧合地找到说部的线索,并按图索骥将其从几近湮没之处带入世人的视野,说部如今的蔚为大观与富育光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满族神话载体——说部研究

满族说部蕴含了丰富的神话内容,是民族神话的重要载体。说部早在形成之初就与神话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各种民族文化的影响下,这种关系逐渐深化、升华,并形成了稳固的承载关系。因此,在目前所收录的各类满族说部中都能找寻到大量神话,而这些神话也成为神话学研究的新资源。

满族说部“复合型传承人”研究

根据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分类标准,将满族说部传承人可以分为传承型和传承兼创作型的两种类型。当代部分满族说部传承人,除了传承兼创作满族说部外,还是文化研究者或家族中的穆昆达,拥有绘画、音乐、民族语言(满语)等多方面才能,也可称为满族说部"复合型传承人"。其自身具备的、多种才能对满族说部文本的整理和传承产生深远影响。

满族说部中的历史记忆

从集体记忆的理论视角来看,文献资料与口碑资料都是一种历史记忆。根据王明珂的历史记忆理论,隐藏在历史记忆背后的社会情境更值得探索,其中能够折射出很多社会本相。满族说部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记忆,其背后同样隐藏着一定的社会情境与社会本相。说部中的历史记忆对研究满族的族群认同、萨满教、民族性格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其学术价值应该引起学界重视。

满族说部中红罗女英雄形象的建构

满族说部是满族民间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根据红罗女的民间传说整理的《红罗女三打契丹》《比剑联姻》以及《绿罗秀演义》(残本)三篇说部更具传奇性。在说部中,通过战争线、情感线等多条线索,建构了红罗女的英雄形象。

基于《满族说部》的原生态满族医药特色探析

《满族说部》是满族先民流传久远的民间长篇说唱形式,记录了田野调查整理的满族先民的口头叙事性长篇说唱文学,其中保存了大量口耳相传的满族医药文献,是研究原生态满族医药特色的重要文献资源。对《满族说部》文本所保留的满族医药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满族在治疗上擅治伤病,在用药上以补为主,在药物炮制上以简单方便为特点,再现了原生态满族医药特色,为满族医药文化研究提供了文献依据与支撑。

正史与说部之互证:李心传考据史学辨析

考据史学的出现和兴盛是宋代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 ,对此前辈学者给予了一定的重视 ,但很少有人从考据学角度入手对之进行分析 ,因而不够细致入微。文章通过对宋代史学家李心传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考史成果进行分析 ,试图厘清宋代考据史学发展的脉络 。

揣测短语词“说不X”的语义功能探析

短语词"说不X"都具有揣测义用法和不确定义用法。在演化程度上有高低之别,具体表现为"说不定">"说不准">"说不好",且三者在优势用法上各有侧重。通过与近义词群"V不好"其后所关联的命题进行比较,发现"说不X"其后所揣测的内容常为非否定意愿,"V不好"则反之。

论“渔洋说部”与清代笔记

王士禛的"渔洋说部"是宋代笔记经典化的产物,它产生于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潮之下,本身具有体例上摹写唐宋笔记、内容上诗话与笔记体小说兼具的特征,是清初杂家笔记的代表。王士禛在寻求"国事、学术、文学"三者平衡的过程中,创作出了一系列后世称之为"渔洋说部"的笔记作品,对清代中后期的笔记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涌现出一批如王应奎《柳南随笔》、梁章钜《浪迹丛谈》、金武祥《粟香随笔》为代表的"渔洋说部"追随者。

达斡尔族沃勒哈拉与满族富察氏“满族说部”活态遗存比较研究

通过对达斡尔族沃勒哈拉家族与满族富察氏对“满族说部”的传承状况以及沃金柱萨满表演的《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片段与富育光先生讲述的《萨大人传》片段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达斡尔族沃勒哈拉家族与满族富察氏“满族说部”活态遗存有许多相近之处:都是典型的“乌勒本”;都是典型的活态传承;都有较为清晰的传承脉络。但又有不同,表现在:说唱形式迥异;对《说部》整理出版的程度不同;传承方式有别。在此基础上,对满族说部遗存的传承与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考。

子学谱系中的“说部”建构

“说部”是明清时期常见的目录学术语,文献内容主要归属于子部说、杂二家,与史部杂传乃至集部杂文也不无交叠。在目录学归类和辨体层面,“说部”与“子杂”“杂书”“杂著”“杂部”“小说”等门目关联,勾勒出“说部”在传统学术语境下的基本轮廓,包含子学发展的潜在空间。然而,因近代以来学术转型、文学学科兴起,造成“小说”文学化,“说部”轮廓被逐渐地弱化乃至遮蔽。以书目分类与辨体为切口,还原“说部”理论边界的变动性,发现客观存在的辨体不自洽,揭示其于子学谱系中多元博杂的属性特征和传统文体秩序中的边缘位置,有助于厘清新旧学术语境下“说部”概念的错位。在目录学的基础上完成子学谱系的“说部”建构,将传统说部和说部传统引回小说研究。

“说部”之概念辨析

明朝隆庆、万历年间,王世贞创制了"说部"一词。明清时期,"说部"这个概念形成了特定的自洽性和有效性,它自身也蕴藏着被突破、被重新界定的可能性。"说部"与"小说"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差异与断裂。这种差异既是"说部"与"小说"区隔开来的标志,同时又成为它们彼此融会、相互趋赴的内在动因。到了近代,"说部"与"小说"这两个概念指称的知识实体在类例建构、质性特征、体式规范上完全交叠、重合,孳衍出近现代中国小说观念基本的构造形态。从明代中后期至近代,"说部"这个概念及其指称的知识要素以其自身特有的存在方式和发展逻辑,影响了中国小说观念的嬗变。

作为商业符码的女作者——民初《眉语》杂志对“闺秀说部”的构想与实践

中国古代的女性几不涉足小说创作,而民初时期的《眉语》杂志,却公开宣称以女作者小说为特色,在女性小说史上堪称重要一环。利用最新搜集的报刊资料,有助于对《眉语》进行原生态的考察,还原主持者对"闺秀说部"的构想与实践,在解释其是如何对"女作者"这一商业符码进行利用的同时,努力探索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市场逻辑、欲望结构和女性文学增长的空间。

固化的流行词语“说不”

本文考察固化的流行词语"说不"的语义内容、句法功能、否定焦点以及语用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