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的军事地位及其成因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正式公布了十节度使的成立,其中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取得最为重要的军事地位。三节度使之所以获得最重要的军事地位,主要有地缘构成、制度变革和军事活动三个方面的原因。从地缘构成言,自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成立起,西北就是军事布防的重心;从制度变革言,府兵制之破坏及军镇、节度使制的成立,乃是三节度使地位之重的制度保证;从军事活动言,三节度使地位之重乃是唐前期(开元二十一年以前)军事活动的必然结果。

唐肃宗时河东朔方兵变事探索

安史之乱后期参加平叛的唐军主力河东、朔方等军先后发生兵变 ,旧时史家以为是主帅处置失当所致 ,这种说法欠妥。其实这场兵变是中央与地方藩镇矛盾激化的表现 ,而非个别将士为了某种私欲所为。同时也说明肃宗为首的中央已着手对地方藩镇的军队进行整饬 。

安史之乱后朔方军的地位演变及其对党项的影响

朔方军是唐朝较为重要的一支节度使军队,自武则天时期出现后就一直活跃在西北边疆,在御边平叛过程中与唐朝命运相始终。朔方军的兴衰嬗替不但折射出唐朝前后期军事活动、军事体制和军队自身的变化及其趋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与西北诸族势力之间的关系演变,体现出唐朝控御西北诸族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本文将在论述这一过程基础上初步探讨其对党项的影响。

朔方地汉墓形制的多样性及其成因研究——北方地区墓葬研究之二

朔方郡由汉武帝开置。从置郡到东汉初的一百多年间,该地区一直以农业开发为经济重心,使原本是草原游牧地的区域,完全纳入中原农业社会的发展模式中。这一模式曾使当地生产和社会一度繁盛,但鉴于北方特定的气候和植被条件,也初步地显露出林木趋于减少的迹象。这种隐患的存在,可以从汉墓形制多样性及其原因的探讨中得以挖掘和印证。

2015年苏南硕放国际机场入境旅客发热情况分析

目的了解2015年苏南硕放国际机场入境人员发热情况,为今后的旅客检疫工作提供参考性建议。方法对入境发热人员的基本情况和发现方式进行记录,对所有入境发热人员的人口学特征、入境时间、来源和发现方式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入境发热旅客性别差异不显著,中青年为主,旅客数量在春节前后大幅增多;确诊病例的旅客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医学巡查和主动申报发现的发热旅客所占比例逐渐升高。结论苏南硕放国际机场入境发热旅客呈现出明显的人口学特征和时间/空间分布规律,应加强对重点人群的体温监测和医学巡查,加大对旅客的宣传力度,并且积极进行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以适应新时代的旅客检疫工作。

华夏视野下的河套高原——从朔方到新秦中

梳理朔方、榆中、河南地和新秦中四个概念在北部边疆的历史变迁中所代表的含义及其演变过程,发现从朔方到新秦中的概述变化建立在华夏对北方边疆——河套高原广泛探索与认知的基础之上,展示了赵、秦、西汉执政集团开发北部边疆的历史进程。

乌拉特中旗文物考古工作概述

乌拉特中旗地跨后套平原北侧的阴山山脉山前、山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物较为丰富,既有北方游牧民族遗存,亦有中原农耕文化遗存。本文重点介绍了朔方郡汉长城、北魏德岭山古城、唐代新忽热古城等中原农耕文化遗存,并探讨了汉唐时期这一地区中原王朝的军事防御体系。

两汉时期朔方郡建置沿革考论

西汉朔方郡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辖10县;新莽时期,朔方郡及属县仅是名称有所变化;东汉光武年间朔方郡曾被撤销,后复置,辖6县;东汉朔方郡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撤销。两汉时期朔方郡的建置沿革与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及其毗邻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汉王朝的战略部署、民族关系密切关联。

三方唐代墓志中所见朔方军史料

朔方军作为唐代一支重要的西北边军,其领导机构先后经历朔方道行军大总管、朔方军大总管和朔方节度使三个阶段。虽然史书对历任朔方军大总管、朔方军节度使记述颇详,但对其他任职官员的记载缺漏甚多。《大唐开府君墓志铭》、《大唐王府君墓志铭》、《大唐寇府君墓志铭》的墓主先后在唐中宗至唐玄宗时期任职朔方军,其墓志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朔方军官员名单,为朔方军研究的深入创造了有利条件。

“建中之乱”始末与德宗朝初年若干藩镇问题

唐德宗即位第二年即建中二年(781)发动了针对魏博、成德、淄青和山南东道四镇的讨伐战争。这场旨在扫平割据藩镇的军事行动,前后绵延七年之久,涉及唐朝东北、西北、中原及西南的诸多藩镇,导致了两次叛乱性质的兵变和皇帝的两次出奔,史称"建中之乱",亦称"四镇之乱"。"建中之乱"历来被描述成为一场一无所获的冒进军事行动,其实不然。本文将叙述这场武装冲突的始末,探讨其如何促使唐中央政府和原先割据的河朔三镇重新进行力量对比,并且附带性地促使皇家嫡系部队神策军的崛起及解决唐王朝的痼疾朔方军问题,重新形成安史之乱之后四方藩镇相互制衡、藩镇林立而中央政府屹立不倒的新格局。

唐肃宗兴复基地取舍于朔方和河西的原因

马嵬驿事变后,唐玄宗避难成都,留下唐肃宗在北方主持军政。在选择前往河西还是朔方作为避难兴复地的问题上,唐肃宗犹豫不决。经过对两地利弊的综合权衡,采纳了李辅国、张良娣和建宁王李倓等人的建议,选择了朔方作为自己的避难之所。在朔方诸将的拥戴下,通过朔方这个兴复基地为自立称帝创造条件。

《汤显祖全集》笺注订补十四则

徐朔方先生笺校的《汤显祖全集》,为中国古代戏曲和汤显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但漏误在所难免。对《寄吕麟趾三十韵》小序、《与张东山司马》等文章之笺注作十四则订补,订正其误笺,补充其无笺和笺而未尽处,可完善对汤显祖作品的笺注,加深对汤显祖作品的理解。

唐大历三年《监朔方军使杨献庭墓志》所见唐蕃关系

西安新见唐大历三年(768)《监朔方军使杨献庭墓志》,志文以安史之乱前后西域形势及唐蕃关系变化为背景,记载志主先后监军安西、朔方,参与名将高仙芝、封常清破大小勃律、收播仙镇等役,监朔方军平定仆固怀恩之乱收复灵州,印证了其时吐蕃-西域-中原的胶着关系,也为联系中西交通起重要作用的"吐蕃-勃律道"的存在提供了佐证。

一部唐朝朔方军研究的奠基之作——李鸿宾先生所著《唐朝朔方军研究》读后感

《唐朝朔方军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唐代西北藩镇的前沿性学术著作,此书对唐代藩镇、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论述,对推动唐代西北民族史、唐代军事史、边疆史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其关于唐朝朔方军的诸多论述对当前研究唐代军事史、民族史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本文尝试对其著作的特点作一简要的概括,以便于对唐代朔方军历史有兴趣者对其内容作进一步的了解。

机场群发展格局下轨道交通规划探讨——以无锡硕放机场为例

机场群竞争合作格局下,构建多层次轨道交通体系对于机场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首先通过对2个典型城市机场轨道发展经验进行总结借鉴,确定机场轨道交通规划的基本原则为:形成面向机场客流腹地的1h圈层式辐射;其次,对机场的客流腹地概念进行界定,并进一步对硕放机场客流腹地进行划分;再次,以虹桥机场为对象,通过对比研究,确定其空铁换乘比例的合理范围,并以此为借鉴,分析了硕放机场引入沪宁城际线的必要性,得出无需将沪宁城际线引入机场的结论;最后,结合城市发展和机场发展实际需要,确定硕放机场的功能定位,并提出面向市区、市域和城际三个层面的多层次机场轨道交通规划方案。

唐中后期中央与朔方军关系新探--以韩游瓌受代事件为例

中央与地方之关系问题既是王朝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学界长期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唐代中后期朝廷与藩镇之间的矛盾是王朝政治的主要问题。唐德宗贞元四年(788),邠宁节度使韩游瓌受张献甫之代,潜归京师,引发邠宁士卒的哗变。两《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传世文献关于该事件过程、涉事人员互相抵牾的记载,不只是反映了该时期唐王朝与朔方军之间互不信任的关系,更深刻地揭示中央权力的渗透与朔方军自主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实质,而此与朔方军固有的族群观念和治军方式关系紧密相关。

唐杜晋之墓志考释

唐杜晋之墓志2010年出土于陕西省富县。"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志主杜晋之去世于朔方郡(治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在去世之后返回长安的途中葬于洛交郡洛交县(治今陕西省富县)。根据志文结合传世史料,既了解了杜晋之的大致宦历及其家庭情况,又加深了我们对"安史之乱"的认识,以及对长安到洛交郡再到朔方郡的路线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对于研究陕北交通史不无益处。

蔡邕徙朔方考辨

流放朔方是蔡邕一生中的一件大事,程璜等人的飞章诬陷不过是借口,上书自陈时惹怒龙颜才是其获罪的真正原因。因卢植求情,蔡邕方免于死,举家被流放朔方。蔡邕于光和二年五月左右流放朔方,光和三年正月遇赦归来,前后共九个月。其时朔方郡早已名存实亡,故蔡邕并未至朔方郡,而是居于五原郡安阳县。遇赦归来后,灵帝余怨未息,故蔡邕未获任用。

古诗中的朔方意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呈现

朔方是中国古代西北边陲重地和多民族交会地带。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朔方都是中原势力与草原势力博弈的前沿区域,也是少数民族内迁与中原王朝安置移民的地区,民族的构成上是多元的。朔方意象的生成源于中国历史上西北地区民族关系紧张、民族冲突比较频繁的历史事实,意象内涵的丰富、更新和嬗变很大程度得益于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形成、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巩固以及边疆开发程度的加深等社会现实。诗歌中朔方书写所呈现出来的疆域情结与民族情感的变化,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边疆文化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认知提升过程,也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孕育、滋养到自觉、外显的发展过程。

生态、农业与政治:环境史视域下汉代朔方郡的历史演变

朔方郡是汉代北方边疆主要的屯田区之一,地处干旱至半干旱地区的过渡地带,生态脆弱,其农业社会的发展与衰落均体现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借助黄河和湖泊水源,汉政府将朔方作为“屯田实边”的据点,引导大量人口迁入,发展旱作灌溉农业。但大规模密集型农业生产和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消耗自然资源,影响原生植被。西汉时期,朔方地区还承担着为内附匈奴部族生产、输送粮食的任务,因而加剧了区域生态压力。人类的破坏与自然因素叠加,导致朔方垦区土壤沙漠化进程加快。东汉初期气候转向干冷,北方政局动荡,大批农耕人口弃垦南迁,荒地在风蚀作用下逐渐被流沙覆盖,朔方郡就此衰落。生态条件、农业活动与政治导向的交互,决定了汉代朔方区域社会的兴衰,而环境史的视角能够揭示生态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拓宽对汉代屯田史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