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身份变异:先秦时期“余子”问题考辨

"余子"自首见于《逸周书》以来,历代学者对其已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解释,有"卿大夫庶子说""羡卒说""士庶子说""未任役者说"。检视此四种说法,发现均有一定的缺陷。实际上余子的身份有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结构的变迁,使余子处于急剧变化的中心,其中少数俊秀者,上升为高层贵族,更多的是或参军服役,死于战场,或沦落为庶民、奴隶,姓氏、事迹均湮没无闻。

韩国《近思录附注》学术价值探究

韩国朝鲜时代金平默所辑《近思录附注》,链接朱学著述及历代朱子学家的注释札记,接续韩国性理学传道谱系,是中韩性理学交流与联系的重要文本,其所搜集的注释、校勘迄至目前最为全面。该书对叶采的卷目结构、文本集解提出了较多的质疑,充分展现了韩国朱子学的"自主"特征。由于退溪与栗谷对《太极图说解》中"理"与"气"的意见分歧,这一差异反映在师门传述上,由此构成了性理学的演进脉络。《近思录附注》所构筑的"传心要诀",是《近思录》传播发展的成熟境界,代表了韩国性理学史的理论构架。

道统论视域下四书学体系的创立——以“《大学》为曾子所作”为线索

在中国儒学史上,道统作为圣人史观视域下儒家之道传承的历时性谱系,与四书学密切相关。可以说,四书学体系的创立过程,也是道统论相伴进展的过程。孟子与韩愈开启了道统论与四书学相联结之先声,二程和朱熹推动了道统论与四书学相联结之进展和最终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四书学体系的创立强化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传承,道统论的逐步确立也在客观上深深影响了四书学体系的最终形成,二者相辅相成,协同并进。

东晋道士发明火药新说

唐代道士最先发明火药的说法似乎已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但是通过对东晋道教炼丹经诀《太上八景四蕊紫浆五珠降生神丹方经》的研究,发现还在东晋时,道士炼丹配方中所用的雄黄、雌黄、硝石和薰陆香等粉末状药物,事实上就已经包含了传统火药中"一硝、二黄、三木炭"的基本组成成份,而且为了防止爆炸的发生,道士们还有意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这表明最初的火药雏形似可上溯至东晋甚至更早,从而有可能改写唐代火药发明说这一影响巨大的结论,并将火药的发明时间至少提前约550年。

《朱子家礼》与《满洲四礼集》对比研究

《朱子家礼》和《满洲四礼集》是记载汉、满士庶家庭礼仪的著作。两者虽有从俗、从俭、从简和从今等共性,但在先祖祭祀、择偶观和信仰权限上却有所不同。不过,《朱子家礼》和《满洲四礼集》在有些地方又可以互补。如《朱子家礼》在居家仪与礼仪的开放性方面可补《满洲四礼集》之不足,而《满洲四礼集》在婚礼及丧后礼的认识上则对《朱子家礼》有所发展。另,《满洲四礼集》有不少认识及见解是《朱子家礼》所没有的。但两者在后世的命运却相差甚远,其主要原因是《满洲四礼集》在礼仪上存在一定的民族保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