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逻辑环节及其研究的方法论缺陷——以王门“四句教”为核心的考察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的教法。但此教法一经提出,便引发旧时代学者对这一思想的不同理解和诸多纷争。当代新儒家学者刘述先以"两行之理"为理论预设对"四句教"以及这些纷争予以阐释和裁定,并在此基础上将"四句教"定位为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乃至宋明理学思想的总结。这样的定位是不合理的。因为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和终极宗旨是"致良知"方法论原则思想,这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理解了这一点,不仅能为解决"四句教"问题之争以及评价刘述先的思想得失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对把握阳明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以及解决"合理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观念何以可能"的"哲学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刘宗周对阳明四句教的批判与重构

刘宗周作为晚明大儒,面对王朝逐渐走向末路的现实,有志于"正人心以正天下"。针对当时阳明学流弊横行之现状,通过与阳明后学辩难,不仅批判了当时流行的禅学化心学及其理论源头"四无"说,更是依据自己的"慎独""诚意"思想,对阳明四句教进行了批判,以堵塞王学末流之弊。他批判了阳明四句教中对"心""意"的界定,认为"意"是"心之所以为心者",肯定了"意"所具有的本体特征。并对"意"与"念"进行了区分,不仅肯认了"意"所具有的道德属性,还将"知""好"等认知属性也归于"意",使得"意"贯穿本体界和经验界,为"诚意"张本。他又借助于其他理学学派的理论资源,以"意"为核心,对阳明四句教进行了重构,将阳明学所忽略的现实世界纳入格致的范围,成为了实学兴起的先声。

内向与超越——刘宗周视域中的“四句教”

“四句教”作为阳明学的核心表述,在王阳明生前已有争议。尤其是对“无善无恶”之说的不同诠释,在使得王阳明先验道德哲学解构的同时,更为心学的进一步禅化埋下了伏笔。刘宗周作为“理学殿军”,目睹阳明学之流弊。他借助于理学、气学的理论资源,以“意”为中心,通过整合理学诸范畴,在蕺山学视域中,批评了“四句教”中对“意”的定位,将“意”提升至本体高度,并区分了“意”与“念”,将“知”“好”皆纳入“意”中,“意”由此得以从本体界贯穿至经验界,将儒学心性论所欲凸显的人的主体性推向了极致。这种改造使得心学更加内向,也更加超越,对于客观世界却更加无力。这导致刘宗周在通过“意”确认人的自由意志的同时,为了统一成德标准,又不得不回归到“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走向了阳明学的反面。在一定程度上,将阳明学所忽视的客观世界无意间带入蕺山学中,埋下了反理学的种子,为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