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销绸缎样本的版本形制及编撰特征考略(1957—1985年)

外销绸缎样本是丝绸设计文化、丝绸贸易的主要传播载体之一,也是研究现代丝绸设计史的重要档案文献。文章以中国丝绸公司1957—1985年编纂发行的系列外销绸缎样本为例,运用现代版本学、档案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从“版本学”的角度对其编撰主体、版本形制、各时期的编撰特征等进行考证和阐述,解决了现代绸缎设计史研究中,面对众多无时间标注单页绸缎样本难以判断具体年代的困惑与问题,为甄别不同时期、不同主体编撰的单页绸缎样本提供了翔实、准确的文献考证和图文参照。

得体乎?未得乎?——宋明理学对邵雍“老子得易之体”一语的讨论与争辩

伴随着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尊儒教、辟异端(主要指释老之学)成为理学家的重要任务.对于老子其人其学,北宋邵雍有一句评语曰“老子知易之体”,此语后被朱熹转述为“老子得易之体”.邵雍的体用论自成一系,与程朱所秉持的“体用一源”的体用论并不相同.“老子知易之体”表达的是老子得易之虚体而未得易之神用.在未深究邵雍体用论的前提下,后世儒者将该语带入“体用一源”的框架内进行理解,将邵雍之意理解为扬老抑儒.朱熹、胡居仁、湛若水、纪大奎等人对此语严加攻驳,而王畿、田艺蘅等人则各辟蹊径,对邵雍之说加以肯定.老子究竟得“易之体”与否?其人其学究竟是体用兼该还是有体无用?这些问题在理学家群体中所引发的持久争辩,反映的是学者对易学主旨、儒道优劣、皇王正道与权谋智术之关系等问题的不同理解.

周代裼袭礼辨疑

裼袭礼是周代典礼中常见的仪节之一,涉及周代贵族穿着裘衣之法、裘衣与裼衣色泽配合原则以及裼裘与袭裘的礼义等问题,《礼记》等屡有提及,而语焉不详。两汉以后,此礼亡佚,学者异说纷呈,莫衷一是。礼有“盛礼”与“非盛礼”之异,前者要求“充美”,后者则要求“见美”。裘衣之外加裼衣作为文饰,谓之“见美”;在裼衣外用另一件衣服覆盖,称为“袭”,谓之“充美”。裼袭乃是专为裘而设,因裘而有裼与袭,绝非专为聘礼而设。春、夏行礼,葛衣之外加罩衣,虽或有裼袭之义,但不得蒙裼袭之名。学者分歧之根源有二,一是郑注“裼者,免上衣见裼衣”与“凡襢裼者左”,所指非一,贾疏误混,并以为吉凶皆袒,后儒遂以丧袒、射袒、罪袒与裼袭之袒为一,致使经义淆乱。二是文字讹误,裼袭礼之“袒裼”当如段玉裁之说作“但裼”,如此则经义自清。《玉藻》入公门的规定可证表裘、袭裘乃未与裘服配合使用的裼衣、袭衣,袭衣确为充美之衣的专名。周代君臣礼服于细微处见名分,两国交聘,君臣同服麛裘,而主国之君以素衣为裼,使臣以绞衣为裼;裘服君用纯色,袖口处臣用杂色。三年之丧,丧服亦有相应之变化。

从周家台秦简看中国古代的祝由术

周家台秦简完整地展示了古代祝由术实例,为精准了解古代神秘的祝由术提供了珍贵史料。祝由术的核心原理是依据病症推断出致病的缘由,然后针对导致疾病的对象采取祝祷措施,“祝由”一名恰好是这一原理的概括。祝由术是使令式的,而不是祈求。祝由术程序中有对病由的回报,或者是回报以某种好处,或者是回报以祭品,但属于诱惑性质。

长江早期水文化及其特征探微——以简帛所记楚地为例

楚地是长江流域早期文化的核心区域,长江决定了水对于这个区域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意义。楚地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形成了丰富的水文化现象,这其中包括了对水的崇拜和相关的社会习俗。对水和楚地文明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我们理解长江文明,进而理解中华早期文明有重要的意义。楚地有关水文化的记载多不见于传世典籍,而大量记录于简牍帛书中,因此简牍帛书的钩沉不仅可以补充既有文献的不足,同时也可以从中窥管到更为细致可靠的其时社会中水的观念、习俗、行为和治理等,还原当时的社会风貌,故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通过对简帛文献相关记述的梳理,我们也可以看出楚地早期的水文化在特征上和后面的水文化较大的差别在于,当时的人们所关注和实践的水文化总体来说还是人和自然之间的根本关系,也就是对于世界与生命的来源、人类如何获得更强的生育能力和身体机能以延续生命、如何维持人类的生计三个方面,以此形成早期楚地的水文化体系。

西汉人体陶俑的医学研究

辽中医俑1号和2号的形态特征分别符合西汉文帝与景帝陵寝出土的“裸体着衣式木臂彩绘陶俑”的侍女俑和武士俑。此类陶俑制作的风格写实、体型标准、头面部雕塑呈个体化,对古代人体测量学和体表医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实测数据表明,西汉人体俑为真人1/3缩型,代表了西汉时期标准男女成年人体。辽中医俑1、2号的还原女子身高为159 cm,男子为172.5 cm,与《内经》所述人长七尺五及近现代中国人平均身高基本一致。另外,汉俑的头身比、足身比、上下身比等数据与中国现代人也高度符合。汉俑的“同身寸”与秦汉度量寸制及《内经》的人体骨度测量数据完全一致,代表了中医针灸的“标身寸”。66个西汉“脉书”中常用的体表解剖名词大部分在汉俑体表都有雕塑表达,说明古人对人体的精准认知,以及文字和雕塑表达的一致性。体表结构专有名词在“脉书”中最常见的使用是表达疼痛的部位,这可视为中医穴位及“以痛为腧”取穴法的早期雏形。研究表明,西汉人体俑不但代表了当时的标准男女人体,也能代表现代的人体标准,同时具有广泛国际代表性,堪称中国古代人体测量的“原始标准”。因此,重建汉代经脉人体模型对传统针灸的继承、医学教育、标准化及临床应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王堆帛书灸疗学术通考及成就探析

基于文献学、训诂学、医学史史料考证,对马王堆帛书中所记载灸疗相关内容分析提炼与梳理总结。经考析,马王堆帛书时期,灸疗已经有了初步的经络理论指导;施灸材料种类较为丰富多样;施灸部位涵盖了从疾病局部到远端的面、线、点多个层次;灸疗应用范围涵盖了痛症、骨关节病、内科病、五官科病、危重症等多科疾病。另外,对灸疗补泻、灸疗禁忌、诊脉指导灸疗、热病可灸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思考。马王堆帛书中的灸疗学术内容是《黄帝内经》时代以前较系统的记载,反映了《黄帝内经》时代之前的灸疗学术概貌与水平。

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的黄帝形象及其生成语境探析

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的黄帝形象,一是以道为本,又兼具法家色彩,从老庄的“虚无”转向了黄老的“务实”;二是集国家权力于一身,表现出一统天下的封建君主化特征;三是神性彻底消失,由此前的人神合一变成了纯粹的世俗之人。该书中的黄帝形象,是战国秦汉间“百家言黄帝”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产物。在黄帝人文初祖形象发生发展的链条上,该书的贡献虽不及《史记》,但也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环。

《老子》重要异文汇校辨正

古今的《老子》诠释异见纷呈,这与异文的大量存在不无关系。但通过对地上地下诸重要版本的对勘,可从异文中甄别出凿实可信的文本,从而为校准或深入理解老子思想奠定坚实基础。此处选取一些可能引发思想歧变的重要异文进行辨析,以确定“多闻数穷”“而有(又)静居众人之所恶”“予善天”“鬻人昭昭”“执今之道”“自今及古”“荣馆”等文本,消除或防止相关的一些误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梳理出文本流变历程。

试论简帛医书方药文献的辨证用药特色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色与精髓,简帛医书方药文献已有较多运用辨证论治诊疗疾病的用例。综合考察简帛医书的辨证加减用药情况,主要体现在随证加减药味、随证增减药量、药味与药量均有增减三方面。比较简帛医书方药文献与《伤寒杂病论》辨证用药内容,两者相同之处在于都运用病证结合的辨证论治模式,均使用脏腑辨证、八纲辨证等辨治方法,部分治则、治法相同;两者不同之处在于简帛医书方药文献病证结合辨治模式的应用不及《伤寒杂病论》广泛,辨证论治方法不及《伤寒杂病论》全面与完善。简帛医书与《伤寒杂病论》在辨证论治模式、辨治方法以及治则治法方面各有异同,反映了早期医书辨证用药的发展痕迹。

元代印本在莫高窟的发现及其重要性——兼论元代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

1988年至1995年,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汉文、西夏文、回鹘文和蒙古文等元代印本共39件,根据其中一些有明确信息可考的印本得知,其刻印地主要位于元大都和杭州等地,而且大都是元代后半期之物,说明元代后半期的敦煌与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往来密切,且这批印本以佛经为主,体现了元代后期敦煌佛教发展的盛况。另据北区出土的丝绸类纺织品,可证明元代后期的敦煌并非如前贤所言处于衰败期,相反,元代后期的敦煌,不仅政治地位、军事地位重要,而且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在元代后期长期发挥着丝绸之路上重要节点的作用。

帛书《道原》《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的道论思想新探——以“无”和“一”两个概念为中心

帛书《道原》和《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是三篇反映道家道论思想的重要文献。首先,这三篇文献从本体论的角度对“道”做了深刻论述,肯定“道体”具有“无”与“一”的特性;不过它们的具体诠释又是有差别的,如“无”有“虚无”,“一”有“统一性”“唯一性”和“本原性”的涵义。其次,这三篇文献都从“道用”的层面来展示了本体之“道”,但其如何展示有差异和侧重,如对于“道用”之“无”的诠释即有“虚无”和“无欲”两种。归纳起来看,这三篇文献所反映的早期道家的道论思想在宏观上是大体一致的,但亦有一定的差别、变化和发展,其中从帛书《道原》到《淮南子·原道》的间距较大。

老子惚与恍的意象诠释

关于老子“惚”与“恍”的诠释,历来众说纷纭。文章以“立象尽意”为思维与话语,“意—象—言”为脉络与象征,旨在以易象道,实为以易象老。惚恍本义是日月相推,昼夜变化。故老子借惚恍以象两端,以两端而尽大道。是故惚恍是大道的意象,圆融而浑沦,既有普遍性与规律性,亦有开放性与流动性。形上之体为“惚”,形下之用为“恍”。两端交感,故流行是“恍惚”;用在体中,故本体是“惚恍”。就工夫说,顺时应物,日出而作,故曰自然,是谓“恍”;致虚归根,日落而息,故曰无为,是谓“惚”。以卦观之,惚恍两端,既配乾坤上下亦配离坎左右,合否、泰、既济、未济。惚恍流转,故否极泰来,蔽而新成。惚恍玄同故有无混一,惚恍开显是谓希夷微。

先秦两汉简帛医书“心”相关理论探析

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先秦两汉简帛文献的出土及释读,为中医药理论起源及疾病发生、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本文通过总结分析现有已出版的秦汉简帛医学文献中有关“心”的内容,发现秦汉时期医家对“心疾”的认识,无论是在疾病的名称、发病的原因还是疾病的防治等方面与以前的认知相比,均有了极大的提高,尤其发现秦汉时期医家在治疗方面大量应用“养生法”,为我们现今防治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及方法,值得借鉴。

论帛书《九主》对“为君之道”的理论建构

帛书《九主》主要讲“为君之道”,认为君主须效法天道,处“无职”之位,以“无形”胜“有形”,才能实现对臣下的控制;君主的主要职能是“明分”和“执符以听”,分别强调制度建设和监督控制;君主如能掌握其活动特点,抓住主要职责,就是有道之君(“法君”)。《九主》对“为君之道”的理论建构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的基本政理,有一定理论创新性,对深入认识国家治理过程中有关键作用的领导规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马王堆帛书“刑德大游”与秦灭六国战争

马王堆帛书《刑德》甲篇的《刑德占》是在《刑德》丙篇相关内容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其中“刑德大游”占辞的改写存在明确的史实依据。《刑德》甲篇写定的占辞,至少参考了秦灭六国的多次具体战例,特别是“背刑迎德”占辞,与秦王政二十二年李信攻楚先胜后败的史实完全相合。以史实入占书应该是帛书的撰写者有意为之,可见实际战争对数术文献的编纂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兵占书中引入战争史实,以战例校验占书准确性,很可能是秦汉时期兵占书的一大特点,这丰富了我们对古代数术文献的认识。

读马王堆帛书医方札记四则

通过对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房内记》医方中的四个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以下论点:“以汁【□】之”的缺文不能补作“■(歠)”或“■(飲)”,而应补作“洒”或“沃”“■(洗)”等字;“枣种”不是指大枣,而是指大枣的种子,即枣仁;“澡石”不是一味药,而是处理药石的一种方法;桑枝不是桑枝汁,二者在医疗活动中的运用各有不同。

《易经》、《老子》之“道”的比较

《易经》与《老子》之"道"及其"反"、"复",既有表面上的用词相同、相似之处,又有概念内涵上的相互关联之处,还有其所反映思想上的不同之处。《老子》之"道"为点、是生成的原因,《易经》之"道"为圆、是被生成的结果;《老子》之"道"为水,《易经》圆"道"上的《坎》、《坤》也象水;《易经》中"反"、"复"同义,《老子》中"反"、"复"之义相反。《老子》通过阐述"道"之"反"、"复",反映出与《易经》不同的思想。

制度下的和谐——帛书《黄帝四经》形名思想解析

作为道家黄老学派思想的代表,帛书《黄帝四经》主张建立客观、显明的政治制度,即“立形名”,且形名制度的建构要正当、合理,体现天地间恒常的法则。其形名思想的主旨是“循名复一”,在合理的制度规范下,百姓自然、自由地存在,进而实现社会之和谐。

《老子》新知——从文本到思想

《老子》文本内部容有不同的思想,比如“道德”与“物”的关系有好几种模式,它有多元思考的特质,放到经典化的演变中是非常合理的。“道”本身是要出现在思想世界里的,或者说它只能首先出现在思想世界里;强调“无名”,意味着“道”超出了思想世界。《老子》中的政治哲学研究,一条线索是“道”“物”二分的上下结构,从这个结构可以读出主宰与被主宰、本与末、一与多、独立与分散、个体与整体等关系,这些关系后来在王弼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另一条线索是“道”“无为”而“万物”“自然”,“圣人”“无为”而“百姓”“自然”。“道”“物”二分引发的是主张君主集权的政治哲学,而第二条“道”“无为”,“万物”“自然”引发的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哲学。阅读和引用《老子》,笔者主张以汉简本为基础,结合郭店本、帛书两本和通行本来作出综合判断。引用《老子》文本和分析《老子》章义,应当高度注意其具体分章和章界,同时应当放在“原子章段”的基础上。王弼本或河上公本《老子》应当在出土简帛四古本的对照下得到全面的校勘和检讨,一方面还原通行本所据的古本,另一方面彰显通行本的错误和不足,以及检讨王弼《注》和河上公《注》在解释上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