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喜式》中的花楼织机研究

针对日本《延喜式》记录中花楼织机是否存在的问题,文章运用中日古文献、纺织品考古两维印证的方法,得到最早在初唐末期,至迟在晚唐时期花楼织机已经传播到日本,并极大促进了日本织造水平提高的结论。研究表明:《延喜式》中绫织机织匠数与花楼织机织匠人数吻合,反映了其绫织机为花楼织机的可能;中国《敦煌文书》辅证了花楼织机最初应用于绫织物的事实,同时,现藏于日本正仓院的染织文物实证了日本延长年间花楼织机的存在;《延喜式》中织部寮织机用竹数量符合花楼织机衢脚的需求,并且绫织机综丝用量符合花楼织机装造规律。文章结合《大宝律令》中有关“挑文师”的记录,可以推断最早初唐末期、至迟晚唐时期日本织部司存在着花楼织机。

编织线结构参数对船用金属编织网屏蔽效果影响研究

针对船用金属屏蔽丝网结构参数对其屏蔽性能的影响问题,重点讨论屏蔽丝网编织线直径和单位载线编织线数量对金属编织网覆盖率及屏蔽性能的影响。基于CST Cable Studio仿真平台,建立电缆收/发仿真模型,对不同线径、单位载线编织线数目下屏蔽丝网屏蔽效果进行定量预估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载线数量和方向角一定的情况下,金属屏蔽丝网的覆盖率随着编织线直径和单位载线编织线数目的减少而减少,对于特定频率,当金属屏蔽丝网覆盖率高于70%时,覆盖率变化对于金属屏蔽丝网的屏蔽效果影响较小,当丝网线径和编织线数目进一步降低时,金属屏蔽丝网的屏蔽效果迅速降低;此外厚度对于金属屏蔽丝网屏蔽效果也有一定的影响。

丝绸之路上的音乐及其传来乐器研究

在中国音乐史上,丝绸之路的开创给我国音乐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也是推动汉唐千年音乐文化发生巨变的重要动力。何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流动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传来乐器对中国音乐产生了什么影响?本研究将围绕上述课题展开论述,并以琵琶与箜篌两类传来乐器为例探讨丝绸之路上的音乐融合现象。

民间艺术档案式保护问题研究

民间艺术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正面临边缘化或逐渐消失的尴尬境地,其传承和保护也引起了社会各行各业的关注。本文从档案保护视角出发,通过常德丝弦保护现状的实地调研,分析民间艺术保护与传承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民间艺术档案式保护的思路与措施,对我国非遗保护、弘扬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东皋琴谱》的琴律

《东皋琴谱》是东皋心越禅师于 16 76年东渡日本后所传之琴曲集 ,本文据此谱中所载的操缦曲《调弦入弄》和《操缦引》入手 ,对《东皋琴谱》所用的琴律试探讨。在以往的琴律研究中 ,一般均参用弦长比 (两律相加用乘法 ,两律相减用除法 )来计算琴律 ,但所得的弦长比值在直观上不易识别其所代表的相对音高。本文则先按各琴徽弦长比求得其音分数 ,在计算中则直接用加减法 ,故在直观上也较容易识各音分数所代表的相对音高。

针织大圆机开发绢丝盖棉产品工艺探讨

对针织厂采用大圆机中的UP372型双面圆纬机开发编织绢丝盖棉产品的工艺进行了可行性探讨 ,对工艺中的绢丝前处理、编织工艺、织后坯布进行染整加工工艺及注意事项等作了重点分析 ,认为 :该工艺合理可行 。

腹腔镜阑尾残端用丝线结扎并荷包缝合包埋与hem-o-lok双重结扎的比较

目的比较腹腔镜下阑尾切除术(laparoscopic appendectomy,LA),阑尾残端用丝线结扎并荷包缝合包埋与hemo-lok双重结扎的两种处理方法的效果。方法方便选择该院2016年1月—2017年12月的122例急性阑尾炎患者,将患者分为荷包组61例、hem-o-lok组61例,分别接受阑尾残端用丝线结扎并荷包缝合包埋、hem-o-lok夹闭处理,比较效果。结果荷包组手术时间、手术费用与Hem-o-lok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出血量、术后肠功能恢复时间、出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荷包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6.56%,Hem-o-lok组9.84%(χ2=0.435 7,P=0.509 2)。结论腹腔镜阑尾残端用两种方法处理均安全可靠,相比之下hem-o-lok双重结扎操作相对简单,手术时间短,适合多数有一定腹腔镜基础的普外科医生,而腹腔镜下盲肠壁作荷包缝合难度相对较大,需要术者熟练掌握腹腔镜技术。

丝弦、金属弦二胡音乐各有特色——笔者在台湾的一次音乐调查

上个世纪50年代,二胡的丝弦被金属弦取代之后,丝弦二胡几乎已经被淘汰。金属弦二胡在现代国乐的要求下,确实有其绝对的优势,也将二胡音乐的发展带入一个新的境界。不过,丝弦二胡真的已经毫无价值了吗?曾经也无人闻问的西方小提琴羊肠弦再度被重视,音乐的发展也逐渐走入多元的时代。丝弦二胡音色温润、厚实,有着无穷的余韵。丝弦二胡音量柔和、运指轻松,令人身心交融、舒坦自在。音乐不独只是表演,更多人所期待的是自我怡悦。这次调查针对演奏者及欣赏者的访谈及问卷,呈现了丝弦二胡持续发展的极大可能,也初步地探讨了与乐器或演奏相关的种种问题。

常德丝弦新编曲目唱词的主题类型及多维价值

常德丝弦新编曲目唱词的主题类型可概括为时代性主题、地域性主题和超越性主题。时代性主题的主旋律是讴歌时代和人民,弘扬正能量,辅之以对现实矛盾的揭示和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因而具有认识价值、激励价值和反思价值。作为地方性主题的丝弦作品,记录了常德本土以及湖湘大地的地理风物、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用审美感染和价值理性影响人的心理及行为选择。超越性主题集中表现为关于童心、乡愁和人性世界等永恒主题的表达,引发对原初和终极、存在和意义、时间和空间、传统和现代等带有哲理命题的思考。

从“器”的变化看“声”的变迁——以“百年二胡回望暨王根兴制艺作品展”为例

2021年5月,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举办“百年二胡回望暨王根兴制艺作品展”,该展览通过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30余把二胡“器物”,“再现”百年间不同二胡的声音,展现了二胡“百年声音历史”的变迁。文章以此次展览的展品素材为基础,找寻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二胡的音色差异,借此探索百年来国人在二胡音色审美和声音感觉上的变迁。

丝绸之路马尾胡琴考源

丝绸之路上的图瓦人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人群。图瓦人使用的弓弦乐器——叶克勒,是我国目前遗存最早的马尾胡琴,其历史很悠久。关于叶克勒的文献记载,清代称其谓“伊奇里胡尔”。图瓦人的叶克勒与柯尔克孜人的克亚克乐器更为相近。是图瓦人受克亚克的影响而发展的一种乐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说的马尾胡琴大概就是我们现在仍然可以见到的叶克勒琴了。图瓦人保留了马尾胡琴的原生态形式,是研究中国音乐史中弓弦乐器的活化石。

湖南丝弦在当代的创新与发展

现代湖南丝弦,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继续发展的丝弦艺术,其形成受到了社会历史条件变化和丝弦艺术自身演变规律两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现代湖南丝弦在音乐体制上的创新表现为综合体制的丝弦曲调组合法的建立,分为“板牌”丝弦曲调组合法和“牌板”丝弦曲调组合法两种类型;形式上的革新主要体现在音乐创作的革新,以及伴奏与配器等方面的新形式。

丝绸之路上弹拨类乐器的东渐与流变

历史上记载的竖箜篌、凤首箜篌、四弦琵琶、五弦琵琶等弹拨类乐器来自哪里?它们是如何传入中国?又是怎样变迁的?本文通过对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弹拨类乐器的调查,对其流变脉络和盛衰轨迹作一梳理,继而论述中国对外来音乐的接受问题。

中巴经济走廊中的美国因素分析

美国对中巴经济走廊保持高度的警惕和防范,连续采取一系列举措干扰和打压走廊的建设,在舆论层面极力抹黑,行动层面反制,外交层面合纵连横等。美国的打压对中巴经济走廊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导致南亚地区形势更加复杂,安全困境加剧,南亚地区充满新的不确定性,中巴经济走廊的诸多工程项目受到影响、工程成本增大。美国的政策目标在于服务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遏制中国的崛起,有力地塑造印太战略环境。中巴两国应该对美国因素的影响有清醒的认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以消除或减少其中的不利影响。

从当代“土琵琶”重审中国抱弹乐器的丝路传统

从西亚—南亚经西域—中原继而进入日本,琵琶作为一件典型的丝绸之路乐器,提供给我们两个基本视野,首先是丝路两端横向流布之间的关联或是差异;其次,在每一个地理空间与民族/文化形态的流动节点上,都留下了其历史纵深与社会分层意义上可供个案讨论的空间。以丝路流布关系为背景探讨汉地琵琶的华化过程,无论是从静态器物的角度,还是从活态表演的角度,当代中国通用琵琶与丝路其他地区与文明当中的同类乐器均有着较大差异,似乎意味着一种相对彻底的本土化再建构与实践。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民间抱弹乐器对于丝路琵琶传统的延续,这令我们重审礼失求诸野的民间对于历史上文明交互与流变研究的意义。

绢帛与钱贯:唐代赃估规则之嬗变与运行

伴随"开元通宝"信用确立与长期行用,钱绢并用体制逐步确立,铜钱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大量以钱贯数额记录赃值的案例屡见史乘,遂在"赃罪"领域形成"以钱计赃"与"以绢计赃"并驾齐驱的二重书写模式。现钱逐渐取得与绢帛分庭抗礼的经济地位,甚至在大和、会昌年间,一跃成为计赃的直接依据。但是,由于唐代始终坚持"布帛为本,钱刀是末"的既定策略,钱贯始终无法彻底突破既有窠臼,成为取代绢帛的基本计赃依据。"计钱定赃,准律折绢"量刑原则的适用,恰为唐代钱绢二元货币格局在司法领域的现实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