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易经地理思想的国家空间治理结构顶层设计

以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助推高质量发展,是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在继承和发展易经地理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太极空间治理结构模型”,确定山海关为“东亚太极点”。中国国家空间治理结构的顶层设计,应围绕“山海关”而层层展开。在中央核心区,按照“东亚陆海中心+陆地屏障+海洋屏障”的环首都治理结构,将北京扩容至山海关,河北省扩容至大兴安岭中央主峰,天津直辖市扩容至渤海海峡。在四方支撑区,各布局1个直辖市(上海、重庆、天骄、威虎),并增设云北省,扼控各方向的关键节点。在外围屏障区,增设澎湖、昆仑2大直辖市和楼兰、北庭2大特别行政区,形成最有利于中国长治久安的边疆治理结构。

嵌入治理的激励与培养:乡镇人事结构再生产机制研究

乡镇人事结构是乡镇治理的深层基础。面对乡镇的一线治理场景,行政包干的人事整合机制具有社会激励与团队培养的效应,赋予乡镇人事结构以灵活性。而人事分流拓展了乡镇干部激励与培养的空间,且维系了人事结构的稳定性和公共性。乡镇人事结构再生产嵌入一线治理场景,实现了激励、培养与治理的统一,从而适应了乡镇治理的现实需要。乡镇机构改革须立足乡镇治理情境,在推进乡镇治理机制创新时注重发挥乡镇干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优化乡镇人事结构,激发乡镇治理活力。

行政区划改革的新趋势与新经验

行政区划改革是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和基础。作为国家结构的一种基本组织形式,行政区划是政府组织结构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是行政权力的空间配置,被视作国家治理形式和政府组织架构的空间投影。自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及其带来的社会变迁,我国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呈现的新形势,深化行政区划改革成为必然要求。新时代的行政区划改革主要集中在推进“区界重组”、重启“撤县(镇)设市”和调整开发区与行政区关系三个领域,在系统总结汲取既往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以基层行政区划调整为抓手,旨在理顺政府职能,协调权责关系,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乡镇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及其实践逻辑——基于管区制度的案例研究

通过乡镇治理结构调适提高基层政府的适应能力,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W镇的管区制度为例,探讨乡镇政府治理结构调适的实践过程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府通过管区制度再造科层组织结构,实现了基层治理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统合。在此基础上,乡镇政府借助管区制度推动任务执行,形成统筹包干制的治理策略,充分调动了乡镇干部的治理积极性。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体现了乡镇政府的多重实践逻辑,即党政体制对组织结构的调适、基层治理对一线治理的适应以及治理成本与有效治理的平衡。治理结构调适说明乡镇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源于基层党政体制的弹性与制度空间。

论民法典时代污染环境罪法益确定方法的新发展

当前主要从“刑法之内”或“刑法之外”确定污染环境罪的法益,但这两种法益确定方法本身不冲突且应当综合运用。以“刑法之外”的方法确定本罪法益需要借助法益理论、宪法、刑法外的部门法。民法典时代有必要将确定本罪法益所借助的部门法范围扩张到民法典,需要以法秩序统一原理来筛选、确定本罪法益。借助民法典的规定,可以确定本罪是一种阻挡层法益构造,既保护个人法益也保护生态环境法益,且阻挡层法益是生态环境法益,背后层法益是个人法益。污染环境严重侵害生态环境法益即构成本罪,通过侵害生态环境法益进而严重侵害个人法益也构成本罪,但没有侵害生态环境法益即使严重侵害了个人法益也不能构成本罪。

社会风险治理机制的选择与转换:“行政-市场-社会”动态分析框架

学界围绕地方政府处置社会风险议题提出了风险规避、风险转化与风险吸纳等研究视角,这些视角刻画了地方政府面临的不同类型风险以及采取的化解策略,但是缺少对社会风险治理的动态分析。在凤城县城关农贸市场空间置换过程中,政府分别采用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来治理社会风险,既能维持市场秩序又能保持市场活力。三种机制分别对应不同的合法性基础、治理对象与治理方式,同时在市场搬迁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这就从动态角度为我们揭示了地方政府治理社会风险的制度逻辑。

网络暴力的发展研究:内涵类型、现状特征与治理对策——基于2012-2016年30起典型网络暴力事件分析

[目的/意义]网络暴力是一种依托虚拟网络平台,兼具实在暴力因素的网络失范行为,了解网络暴力的基本脉络和发展现状,对于我国政府优化网络管理、提升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方法/过程]以百度及新浪微博为检索平台,对2012-2016年的网络暴力事件进行样本筛选,梳理了30起典型网络暴力事件,对其时空特征、所涉群体与事件类型进行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我国网络暴力事件的数量总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区域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数量略多;结构性暴力和事件性暴力并发;网络暴力事件从政治性热点向娱乐性热点转变;同类事件的多米诺效应显著。面对这一状况,政府需在对话心态、动员姿态、协同状态三方面着力,探索与当今网络环境相配套的、实施性强的解决方案,从而全面提升政府网络舆情监管的效率与水平。

简政放权视角下的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

简政放权是全面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从简政放权视角探析我国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当前,我国城乡规划的空间利益主体多元化、"部门失灵",规划管理面临着诸多困境,在政府职能转变的框架下,急需对现有的规划管理体系进行变革。文章充分借鉴整体性治理等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简政放权的视角,提出政府内外纵横联动的制度创新—规划权利的释放、规划体系的变革、建构以政府为平台的多元化合作机制。

论县级政府行政改革的战略选择

改革战略的正确选择是县级政府行政改革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前提。未来的县级政府行政改革必须走出纯粹的组织变革层面,进入组织变革、职能变革与政治变革三重良性互动的全面变革时代。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党委的纵横关系中,增加县级政府在行政改革中的自主性和县域公共利益的代表性,依据县域特殊性寻求政府职能与机构的合理性,变革权力结构,形成政府与社会良好合作的善治格局,是新时期县级政府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选择。

高校行政化内涵辨析

学术界对高校“行政化”的内涵存在较多争议,主要分为三种观点:官本位观、过度科层观和政府同构观。官本位观未认识到官本位与行政化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过度科层观”忽视了中国熟人社会和党政权力系统特点,难以囊括高校各类组织的特点;政府同构观忽视了“行政”和“党政”在价值观念、决策方式、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根本不同。高校行政化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制度及文化体系。在组织上高校形成与上级党政机构完全相同的党政组织;在管理制度上,规则与人情并存,专业性弱行政性强、服务弱于管理;文化土壤中的官本位是行政不正之风的文化根源,进一步加剧了高校的行政化。

成都市幸福村土地综合整治中的治理结构改善研究

研究目的:以成都市幸福村为例,在分析土地综合整治中治理结构变化的基础上,解释治理结构改善的原因。研究方法:采用自主治理理论对土地综合整治中的制度创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新型自治组织对传统组织既有替代又有补充作用,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并改善社区自主治理结构,保证自主治理效率;社区参与治理,改变了政府或市场的治理模式,提高了制度绩效。研究结论:鼓励社区自主治理发展,选择政府、市场与社区在各自领域内协同配置资源的治理模式,有助于保障农民权益,降低社会风险和促进城乡统筹。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突破与展望:文本分析的视角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颁布,对于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无疑是利好消息。对比《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征求意见稿与正式公布稿的文本内容,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有所区别,具体表现在规范表述、修订表述、增补表述三个方面。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公布稿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促使我们在正式公布稿的实施和未来修订中,需要进一步厘清学术委员会权力的内涵与边界、理顺学术治理结构的内部关系、强化学术权力的规制机制。

中国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变迁中的结构、历史与行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本文分析了中国政府文化管理机构产生与变迁的内在逻辑。作为一种制度形式的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国家宏观制度背景决定了其产生与演化,经济发展程度、利益因素和意识形态构成影响其变迁的关键变量。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变迁呈现出路径依赖特性,也存在以重大事件为表现形式的"关键节点"。制度与制度创新主体、制度推广主体的互动不断推动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变迁的发生。政府文化管理机构改革要正视时代赋予的新要求,注重关涉对象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利用制度激励提升改革动力、减少阻力,认真对待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变迁中的路径依赖规律,不失时机地把握"关键事件"并促成制度创新。

普通公立高校二级学院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设计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活力,而高校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二级学院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二级学院内部治理结构主要内容就是学院内部与办学利益相关的师生员工(民主)、教授委员会(学术)、院务会议(行政)和党委会(政治)之间各种权力的分配、制约和利益实现的制度设计。而"学术委员会决策和党政共同治理下的院长负责制"是二级学院创新内部治理结构的有效模式,其核心是依托教授决策、党政共同治理、民主监督管理和院长牵头负责。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行政区划重构逻辑

近年来,我国行政区划变动比以往更大幅度地展开,表面上看似乎仍然是以撤县设市、撤县设区、城区重组等为主要形式,但实际上却在悄然进行着大规模的重构。根据全国范围的大样本分析与深度调研发现,当前全国行政区划重构正在经历着空间-体制的双重逻辑转变:空间维度从城市自发需求向全国战略布局引领的提升,体制维度从局部性变化向全面结构性优化的转型。十八大以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更完善的体制与空间基础,行政区划优化战略重要性不断提升,由此生成行政区划重构的新逻辑,开启行政区划发展的新方向,这势必对我国的未来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为此,更需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推动行政区划优化设置向纵深发展。

高等学校去行政化: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构

高等学校的行政化源于建国初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高等学校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与政府构成内部行政法律关系。高等学校去行政化不能依靠政府权力下放实现,只能通过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重构,取得行政权力、政治权力和学术权利之间的平衡。其主要措施是通过构建新型董事会,为政治权力找到正确归属地,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利。

社区环境治理多元主体的利益共容与权力架构

社区环境治理的关键是处理好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关系。相比于行政管制模式,多元共治由于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充分及时参与更有助于促成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协调与共容,从而有效遏制不同主体的利益偏向。同时,为发挥整体功能,多元共治应形成以政府为指导、以企业为配合、以社区居民为基础、以社区组织为纽带、以环保非政府组织为支持的社区环境治理架构。

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去行政化的法治路径

行政化为我国公立高校治理的基本特征。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行政化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主导化,学术权力边缘化与师生权力形式化,由政策治理向法治的跨越是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推进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去行政化向法治化推进还存在一些障碍和问题。为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我国应针对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行政化的表现及法律障碍而采取相应的法律对策。

“教授治学”途径探析——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维度的思考

"教授治学"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授治学"旨在促进学术自由,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推动大学去行政化。在高校治理结构中,以"教授治学"为代表的学术权力应居于主导地位,是"教授治学"而非"教授治校",并要以学生为本位。应通过重塑大学精神,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组织与制度建设,拓展"教授治学"外延,来实现"教授治学"。

双轨模式:共和行政的制度建构——公民治理模式再造

渗入共和精神的公民治理理论,建构了公民参与社区共同体治理的制度结构,但其不足也使得它只是共和行政的制度雏形。共和行政在此基础上建构双轨模式:一是公共领域作为非正式的共和行政的意见网络,构成共和行政有创造力的民主基础;二是共治结构作为正式的共和行政的意志权威,构成共和行政有约束力的制度保障。这两个方面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促成共和行政的制度实现,从而既克服公民治理理论的内部困境,又解决民主与效率相矛盾的历史难题。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中的公共行政正是建立在双轨模式之上的,共和行政是中国特色公共行政的必然选择。